一个娇美的红衣女郎奔入密不透风的铁屋中，投掷出了一个象征苹果电脑的铁锤，铁锤越过正在接受洗脑的麻木的人群，彻底砸碎了传统的意识和观念，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这是1984年发布Macintosh前夜，乔布斯很是动了点儿心思，打出了这个石破天惊的广告电视片。
每天，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有多少年轻人的梦想在闪烁。一个流传于网络的传说就包含了太多无奈：
有两兄弟出游回来，他们住在一幢大厦的80层，发现大楼停电。爬到20层时，不堪重负的两兄弟把旅行包放下了，决定等电梯有电了再下来取。爬到40层时，两兄弟争吵要不要继续爬。等爬到60层，哥哥一脸茫然，弟弟表情麻木。事已至此，只好继续爬。好不容易爬到80层，两兄弟愣在了房门口：钥匙落在20层的旅行包里。
20岁青涩，却往往是梦想的诞生地；40岁练达，但经常成为埋葬梦想的坟墓。到了80岁，人之将去，仔细回味，好像还有什么没有完成，发现梦想都留在了20岁的青春岁月里。
本期的“英才生活方式调查”只有三个问题：你最初的梦想是什么？你的梦想实现了吗？你还有没有梦想？下面是七位成功人士的回答，而我们应该给自己怎样一个回答呢？
知青派梦想
经常被蜇的王梓木
问王梓木当年的梦想，他大笑，然后坚决地告诉你：扎根农村干革命。
出身北大荒，弃文从仕，又弃仕从商，在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梓木面前掰着手指头细数“工农兵学商”的经历，他纠正说，他没当过兵，那时候所在的连队是知青连。在连队里有两件事对他最重要：一﹑养蜂；二﹑读书。
王梓木这么多年念念不忘当初的梦想，因为他是一个很容易就触发激情的人。“当时养蜂，经常被蜇到，但是能够独自掌控一件事情，挺兴奋的。”如今华泰财产保险的LOGO就是蜜蜂，这与王梓木早年的生活不无关联。
在那个知识贫瘠的年代里，王梓木渴望看书，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选集》，“一共五卷，每一页都仔仔细细地看，还一遍一遍地抄，把整个人的思想筑造起来了。”
喜欢读书的王梓木为林场盖起了第一个图书馆，从哈尔滨把《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都买到了图书馆里。后来连队选马列主义教员，王梓木被挑中，开始以一个教员的身份带领大家干革命。
那个时代变化太快，这是王梓木对当年状况的概括。1973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王梓木跃跃欲试，后来真去了，但当年“白卷先生”引发的一场“知识无用论”葬送了他的大学梦。直到1975年，王梓木才得偿所愿，进入吉林大学经济系。
大学毕业之后三年的教师生涯是王梓木继马列主义教员之后第二次为人师表，所以，在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之后，王梓木毅然离开党校，他的理由是：“想角色转换，当了太多年的教员，不想干了。”
王梓木“下海”，是在1996年，那时候他还在全国经贸委任上。创业十年，王梓木在不断追求个人的一种自由度。
依然有梦的王梓木“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影响力，使人们生活的更好。”当然这是一个保险人的思维。
想开拖拉机的张民耕
正值北京下班高峰，马路上人多车堵，张民耕的车深陷其中。不过，这位北京银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似乎并不着急，反倒气定神闲。
生就斯文的张民耕告诉记者：“每次堵车的时候我特别心平气和。我在想，一个想要开拖拉机的人，现在都开汽车了，怎么能不堵呢。”
张民耕在北大荒呆了11年，他从事的第一份工作是喂马。问及当年的情形，他总说：累啊。但脸上还会挂着一抹微笑。
在那段“苦”日子里，张民耕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开上拖拉机，因为“喂马比开拖拉机累”。后来，拖拉机开上了；再后来，他掌管了两三万亩土地、十几台拖拉机、上百套农业机械、三四百个劳力。
时过境迁，张民耕上大学以后，“想的就多了，想上完了还去国外上学”，有了这样一个梦想，最终，张民耕在中央党校被授予了科学社会主义博士学位。
他对中国当代史感触深刻：“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历史，而且都是当代史，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我考虑的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思路把它写出来。”
但不凑巧的是，在日后他“不小心步入商海”，他说如果还有什么梦想就是回去写书，做个教授。
海归派梦想
王冉 寻找眼神中的光芒
刚从哈佛毕业，一出校门王冉就搭上了“投资”这班车，后来又去高盛，接着是大通，到现在自己创办了易凯。但易凯资本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冉似乎没有“梦想”的概念，只有两个关于梦想的极端思维产物：职业生涯规划和感觉。
一板一眼讲职业生涯规划的王冉很理性：20岁的时候没有真正事业生涯的规划，我希望我能有，但是真的没有。我永远没有一个预定的目标，比如说我30岁的时候干什么，40岁的时候干什么，我不知道。
凡事都要规划，是经济人的特性，但不是王冉的特性，至少不完全是。讲起第一次工作的心理，王冉说：“我只是觉得这个行业有意思，说去就去了。”这种基调，奠定了他梦想的原色——对感觉很看重。
或许是做投资商久了，王冉的视线往往在别人身上。对自己梦想的定义不太清晰，但他喜欢看到有梦想的人，看到他们眼睛里闪烁的那种光芒。
在商业方面，王冉做中国最好的投资银行；在生活方面，王冉希望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快乐的。
每天都是过程中的一步，王冉说：“我距离梦想还很遥远。”
技术派梦想
郭为 做事要与众不同
时年25岁，摆在郭为一代人面前的，是三顶“帽子”的选择。黑帽子，去海外读博士；红帽子，去政府；黄帽子，去经商。
神州数码总裁郭为当年选择了“黄帽”子——进入创业初期的联想，他坦言，自己当时就是个初出校门、并不清楚未来是什么的年轻人。
柳传志向郭为表达了这样一种实业强国理想：“我们的目标是怎样把中国的企业办到国际上去。作为一个个体，出国可能使自己做得很好，但是中国作为一个群体，在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
读小学的时候，郭为梦想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军人，“那时候当军人是很威武的”。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企业家，“不可能想，那时候连饭都吃不饱。”
在1978年恢复高考后，郭为准备进入大学，“做一个工程师，后来逐渐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科学家，能在世界上获奖。”郭为在东北大学学习管理学，这种专业背景让他生成一种想法：在经济学领域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郭为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初入联想的时候，郭为追求outstanding（卓越），这是他对自己行为方式的一个注解。他希望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与众不同，“哪怕是扫地，也要扫得比别人更好，你才会得到别人的重视。”
虽然不讳言年龄差距会产生认知差异，但郭为相信，自己实业强国的理想能够在神州数码获得共鸣。
“数字化中国”则是所有梦想的凝练。联想分拆后，郭为开始想，除了计算机硬件外，神州数码还能做什么？郭为觉得，一定要在信息化方面做点儿什么。“我们起名叫Digital China，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要成为中国信息化建设的探索者、实践者、推动者。”郭为希望，面对第三次产业革命浪潮，中国不再丧失机会，而能实现超越。
在一个流行个人福利最大化的自由主义时代，郭为的理想诉说给人一点儿安慰。
学院派梦想
俞敏洪 被动的不归路
“我是被动的。”这是整个采访中俞敏洪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一个出身于江阴农村的学生，被分配到北京大学教书，俞敏洪很知足。
因为在学校外面给培训机构上课，一纸行政处分，把俞敏洪推出了北大。他就这样被动地创办新东方。
但对俞敏洪而言，却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新东方也不是我的梦想，我只是放手去做，而且不得不去做，就有了现在的新东方了。其实有些东西不是你想要的，但是还得沿着那条路走。”
如果让他选择“回归”呢？会是怎样的一个方向？“我会去读书，一个人静静的读书。”这是他内心一直追逐的宁静。
“建一个小型的文化书院，做中西文化探讨。多和一些有智慧﹑有理想的人交往。”俞敏洪的梦想可能永远都是梦想了，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动作脱离既定的航线。在他看来，务实的态度远比梦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