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慷慨捐赠有避税的因素，也有基督教对捐赠的鼓励，还有某种做富人的规矩和传统。
企业家一生拥有无尽的话语权，对员工，对股东，对公众，遗嘱是他们最后的声音。虽然赶不上婴儿呱呱坠地的哭声，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记录下来的遗嘱，不容背叛。
善始不如善终，立遗嘱固然是一种幸福，而猝死的企业家也并不亏本。因为，真正的遗嘱是生前的所作所为，文字的遗嘱只是精华版而已。它涉及到财产、权力、子女、葬礼、器官等敏感问题。
记账的遗嘱
卡内基早年是个抓钱手，晚年是个散财家，主要的任务就是捐钱，到死也没有捐完。对于剩余的2500万美元，卡内基把其中2000万美元交给卡内基公司，又拿出400万美元用于成员扩大之后的私人养老金项目。其中，前总统塔夫托每年可以领取一万美元，格罗弗·克利夫兰夫人和西奥多·罗斯福夫人各自可以领取5000美元，约翰·莫利可以领取一万美元。
下层也有顾眷。斯基博地产上的猎场看守人、护林人和佃农，卡内基家中的男管家乔治·欧文、女管家尼科尔夫人、护士南妮·洛克比以及最年长的仆人玛吉·安德森，也都是这笔馈赠的受惠者。最后的100万美元分赠给各个教育机构，匹兹堡大学、史蒂文斯学院和圣安德鲁斯学会各自获得20万美元。
考虑及其周全，和葛朗台完全不同。卡内基从小就开始记账，记账使他成为了世界首富。遗嘱是他的最后一本账簿，充满了救世的情怀，他说，他是上帝财产的管理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而1992年去世的山姆·沃尔顿似乎不是替上帝管财的。肥水不流外人田，根据他的遗嘱，沃尔顿家族的５位继承人平分了家产，个个都是排名前十位的富豪。美国三角出版公司总裁沃尔特·休伯特·安嫩伯格过世立嘱捐赠财产后解释说，他的家人已经生活得很好了，而“财富不应该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山姆·沃尔顿生前不是卡内基，死的时候自然也不是。
惹麻烦的遗嘱
伊斯曼终身未婚，他说如果他不把遗产留给后代，他们会恨他；如果留给后代，世上就多了几个纨绔子弟。1932年3月14日，伊斯曼邀请了一批朋友到他家，见证他的遗嘱改动。仪式之后，他把朋友们送走，回到书房，关上了房门。
然后，只听见一声枪响，仆人们发现他倒在血泊中，旁边是一纸自杀留言：“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何必再等待死亡？”那年，他78岁。自杀前，他留下遗嘱，死后他的家归罗切斯特大学校长居住。从1932—1947年，罗大校长住在这里。可是维持偌大的家，开销实在太大了，伊斯曼可以承受，大学校长却负担不起。到了1947年，校长把这份遗产转让给了州政府。两年后，伊斯曼的家对公众开放，成为博物馆。
和伊斯曼的粗心相反，本田宗一郎1991年8月5日与世长辞。生前，他就立下遗嘱：“我死之后，请不要为我举行社葬，因为死者与现世无关。倘若由于举行社葬而使交通受阻，那么作为从事汽车工业的我是不能忍受的。”体现了东方人的细腻。
明智的企业家似乎是少数。亨利·福特的儿子本森刚刚去世，他的儿子，年满30岁的小本森因为对父亲的遗嘱不满，就勾结外人想通过在法庭上抵毁自己的父亲，污蔑自己的家族来寻求法庭撤消本森的遗嘱。小本森的行为完全背叛了福特家族，本森的妻子伊迪立刻宣布与小本森脱离母子关系，这标志福特家族的公开分裂。
遗嘱不能制止家族的分裂。据报道，默多克修改了以前的遗嘱，邓文迪成了默多克死后将实际控制新闻集团的人。既然是改来的遗嘱，会不会还会改过去？事态的发展在考验邓文迪把握变数的能力。
杜邦32岁那年，堂叔犹仁总裁突然死于肺炎，没留下遗嘱，董事会决定卖掉公司。全部家当如果卖掉，值1200万美元。各人拿分得的钱去存银行，利息低得可怜。不如把它按2000万美元抵押给家族的某个人，这个人按银行的利息付给各位股东。大家纷纷同意。可是，谁愿意做这个冤大头呢？杜邦。一代军火大王诞生了。
即使留下遗嘱，但明确规定继承人不是杜邦，奈何？
教子的遗嘱
日本首富堤义明的父亲的遗嘱是：“我死后10年内不要投资任何新的不动产。”堤义明果然隐忍了10年。10年之后，堤义明出手了。结果“西武”成为与新日本钢铁公司、三菱重工业集团并列的日本三大企业组织。索尼的创始人盛田昭夫曾感叹“既生瑜，何生亮，我的最大不幸，就是与堤义明生于同时代”。
树大招风，现在堤义明身缠是非，是不是有违父亲遗嘱的缘故？
J.P.摩根英雄盖世，曾两次挽救美国经济。他的遗嘱的开头清楚地写着福音教会的一个信条：人的努力是无法获得罪孽的救赎的，惟有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而死才能使人们获得拯救——这是摩根一生所坚持的信仰。“我把我的灵魂交在我的救主手中。”他在遗嘱中写道：“我相信基督珍贵的血能够赎回并洗净我的一切罪恶，他将把我的灵魂洁净地带到天父的宝座前；我将恳求我的孩子，无论是多么困苦，也无论个人的牺牲多大，都要保持并维护这个信条，耶稣基督用他珍贵的血已经彻底洗净我们的罪恶，直到永远。”
哲学家的遗嘱也没有这样多的哲理，摩根一生经营的似乎不是财富，而是信仰。
无私的遗嘱
一期《福布斯》的封面上，事业有成的父亲正将装满铁锯、扳手、锤子的工具箱交给他的小女儿，孩子举起双手接过木箱——显然，这是典型的美国式的继承。
家庭用品公司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马库斯认同“遗产即负担”的说法，打算把全部家当8.5亿美元留给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64岁的可口可乐公司主席罗伯托·古祖塔也表示要将他的大部分遗产捐给慈善机构。
一起约好似的，按照盖茨的遗嘱，除了给3个孩子每人留下了1000万美元和价值1亿美元的家族住宅外，其余98％的财产，将全部留于以他和他妻子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沃伦·巴菲特的遗嘱，也将总值约305亿美元的个人财产的99％捐给慈善事业。
据统计资料显示，美国1998年的慈善捐赠，已经占到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17％，居世界首位。而其中，80％来自个人捐赠，亦为世界之首。富人慷慨捐赠有避税的因素，也有基督教对捐赠的鼓励，还有某种做富人的规矩和传统。
惠普公司的发起人之一戴维·帕卡德，他的遗嘱清楚地表明身前所挣的绝大部分金钱将捐献给社会，目前已捐出的金额超过50亿美元。较早的还有瑞典的诺贝尔。1895年11月29日，他在巴黎写下遗嘱：“我将920万美元遗产及利息，于我死后，每年分赠给世界上对物理学、化学、医学、文学和和平事业有伟大贡献与成就的人们。”此份遗嘱激励了伟大的人物，因此而成为最伟大的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