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干的领袖都要削藩
因为他需要更大的平台，不需要部下发出另外的声音。
有君必有臣，有王必有藩。收回诸侯、地方势力、部下手中的权力，就叫削藩，削藩是帝王之术，是一种上下级之间的博弈。一个组织的权力如同一碗水，总量是有限的，而且相互制衡，不是此消就是彼长，在权力链条上，即使君臣相得如唐太宗和魏征，上下级之间也时常互相蚕食，谁都可能多咬一口。如果藩不能把自己的行为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被削只是时间问题。
总是要先做大才能做强。做大就必须封个王什么的，属下才有动力跑马圈地，日子久了就容易形成强势藩镇。而做强就必须削藩，集权于上，才能优化资源配置，整合品牌、资产、研发、人事、渠道，拧成一股绳一体化经营。能干的领袖都是要削藩的，因为他需要更大的平台，他们不需要部下发出另外的声音，他们最需要执行力。
政权在手，削藩总是合法的。建文帝削周王，周王毫无反抗被流放，削代王，代王毫无反抗被废为庶人，齐王、岷王亦如此，削湘王，湘王竟全家自杀。只有燕王不服，奋起反抗，打进南京，方孝孺宁肯被诛杀十族，也不愿为朱棣写即位诏书。藩总是天子的心病，常常一放就乱，一抓就死——要么管死，要么人死。王和藩和谐相处是很难的。
恩怨难为外人所道。有些是领袖刻薄寡恩，藩曾经有功，藩是他的马前卒，又是挡箭牌。先让你做钦差，发你尚方宝剑，让你竖子成名，之后看你不顺眼，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有些是干将们居功自傲，手伸得太长，事做得太过，不愿夹着尾巴做藩，超出了领袖的忍耐范围。
藩实力大，太独立，轻则消弱中央权威，重则取代政府。西晋原本好好的，八王之乱，西晋就灭亡了，很短命；唐朝后期，藩镇林立，他们长期对抗中央，逐渐做大，耗尽唐最后一丝气力；汉朝的晁错说不削藩，天子不尊，宗庙不安，一点不错。但既然已成藩，都是豪杰，没有人甘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反弹有时很致命。
在中国，搬张桌子都要流血，何况削人家的藩？你削我的藩，我就削你的命。晁错削藩，七国之乱起，晁错被腰斩死。公司的情形也很惨烈，欧阳忠谋试图整合普天集团，但旗下波导公司、首信公司回应激烈，结果没多久，欧阳忠谋只好带着未竟之志解甲归田。
最难削的藩
削到什么分上？人员如何安置？利益如何平衡？
谁来削？自然是要任命个性坚强之人。中国很多事情，立意甚好，但往往尚未惠及民众，就半途而废，原因就是没有强势的执行人。晁错父亲劝儿子不要削藩，竟饮药而死，尸谏儿子，晁错还是不为所动，义无反顾的精神是可贵的，只是缺少手腕。史家说，削藩是对的，用晁错去削藩是错的。问题是，除了晁错，还有谁愿意去得罪人家皇室宗亲，背个离间骨肉的罪名？手腕灵活的人往往意志又不坚定。
于是领袖自己动手，不在乎最后有没有回旋余地。浪潮董事长孙丕恕采纳安达信的削藩建议，亲自开刀，四处走访，纵横捭阖。时机成熟后，取消原先的分公司建制，在全国建立大区、区和分区三级市场体系，共分八个大区，按照产品、行业和区域三维协同的体系，重新梳理架构，重点是把旗下三家子公司的权力，捏在孙自己手中。
结果，风平浪静。孙丕恕铁腕获得成功已经不是第一次。七年前，为了绝对控股浪潮通软，孙丕恕先通过集团购买职工股及部分法人股，在法理上绝对控制了浪潮通软，然后给毫无准备的员工发了一封公开信，就一举免去通软CEO的职务，滴水不漏，稳、准、狠。削到什么分上？人员如何安置？利益如何平衡？协议如何达成？如此高级别的博弈让别人代劳，不御驾亲征，是很难做到这种水平的。
当然，最好让藩各自消弱，或者不用找人削，让他自己烂掉，汉武帝的推恩令就如此，此令规定，诸侯封地在其死后要分封给各个儿子，财产分散之后，藩王就没有实力，分家必然会带来家庭矛盾，难以一致对外。推恩令感觉是遗产继承，利益均沾，其实是分化瓦解。这个办法主父偃提出，源于贾谊当年“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
对于最难削的藩，要做最坏打算，几手准备。不削则已，一削一个准。其实景帝削藩，是很有准备的，周亚夫就是军事上的伏笔，他到细柳营劳军是大有深意的，只三个月七国之乱即平，说明景帝事先的部署很充分。晁错固然被冤杀，但这一招其实特别恨，吴王声称起兵是为了清君侧、诛晁错，现在晁错已经被诛，你还有什么理由进兵？一下子就在政治上敲掉了吴王起兵的合理性，让你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平叛的第一功臣应该是晁错。建文帝就是没有景帝的冷酷和手腕，才削藩失败，多少重臣惨死在朱棣的屠刀之下。
最高明的削藩
对有成藩气象的人，化他的势力为我的势力，是最高明的。
藩已成，再削藩就已经晚了。最高明的人见微知著，藩未成而先削。对有成藩气象的人，把他选为接班人，化他的势力为我的势力，这是最高明的。就是说不是削你的藩，反而扩你的藩，让你合法地得到最高权力，只是在我死后，很多人就愿意忠心耿耿地等待那一天，于是天下稍安。虽然接班人最终只有一位，但有高明之士，就把接班人这枚硬币分成几半来用。找个理由废了现在的接班人，再找一个来顶替。于是铁打的领袖，流水的接班人，江山永固。
这个游戏，智力一般的皇帝玩不起，很多藩镇也配不上接班人这个光荣称号。对于很多地方势力派人物，中央通常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调虎离山，交出实权，给你很高的地位和荣誉，甚至不惜破例，专门为你编制一个新职位，目的就是让你去安享绕膝之乐。很有欺骗性，大多数人都能搞定，关键是要做到他回去也闹不起来。袁世凯调蔡锷到京做军委副主席，但没有吃定他的后方，以致蔡锷回滇一呼百应。
小看蔡锷，全盘皆输。而朱元璋这样的人自然是不会走眼的，他诛杀大臣，一次连坐几万人。儿子朱标天天苦读圣贤书，对江湖险恶理解不深，劝父亲说：“陛下杀人太多，恐伤了和气。”此时元璋倒是个难得的父亲，竟然深谙启发式教育之道，当时也不做声，只是叫人找来一根带刺的木棍，递给朱标，朱标见刺畏惧不敢接。元璋看到时机成熟，点拨儿子说：“我杀人就是要替你拔掉这根木棍上的刺。”父亲为儿子削藩，错了吗？
生性仁慈如朱标者，此刻有什么话可说？可惜他命薄，竟先元璋而死，不能踩在父亲的肩上大有作为。而汉武帝则不然，父亲景帝削藩之后，武帝便能利用父亲创造的政治条件，击退匈奴，开疆拓土。儿子的作为，彰显了父亲削藩的价值。
或许是削藩之后的前景太诱人，宋江临死时也要削藩。自知自己将死，宋江便派人送李逵一壶毒酒，不久两人一起归天。他不希望李逵在他死后重新造反，在水泊梁山，李逵只听宋哥哥的。哥哥一死，受不了官府之气，黑旋风难免要二次革命，杀到东京去。所以宋江死前不忘削上一板斧，只是他的格局太小，这一斧只是令人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