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商人，本没有兴趣要过问政治，一心想过问的只是财富。对于重大历史事件，他们没有推波助澜，也没有螳臂当车，他们只希望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但是这个愿望有时候显得特别奢侈。
路易·威登1848年巴黎
他就在革命的风暴中心，却是个局外人。
法国的1848年是世界历史不可跨过的一页。2月21日，基佐首相下台，23日愤怒的人群聚集在外交部门口抗议，参加抗议的有商品制造商、面临破产的小经营者和失业工人。当晚10点，年轻的路易·威登从俄国使馆经过旺多姆广场匆匆返回自己寄住的作坊。到处布满路障，骚动笼罩着巴黎，经过卡普西鲁街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即将发生的危险。
老板的店铺就在前方，他以为马上就可以休息了，但是刚到达路口，突然就被包围在人群中，镇压群众的枪声阵阵响起，路易躲在门廊下，透过微弱的火把，看见起义者在枪林弹雨中倒下，1848年革命开始了。军队撤离的时候，路易看到卡车运载着成堆的尸体经过。他匆匆赶回店铺。起义者继续向杜伊勒利宫推进，一边高喊共和国万岁。第二天，法国第二共和国在巴黎市政厅成立。
这被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但这位未来顶级品牌的创始人路易·威登没有什么觉悟，作为一个外省青年，他很满足自己的状况，和老板相处融洽，甚至觉得和老板是平等的，生活没有痛苦。他整理漂亮的裙子、帽子、衣服，学习商业和管理知识。工作有意思，待遇很合理。他就在革命的风暴中心，但却是个局外人。
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1922年士麦那
因个子小，谎报16岁，侥幸活了下来。
希腊军队被打败，土耳其士兵占领士麦那这座希腊港口城市后，这里是人间的地狱。到处是针对希腊人的屠杀、抢劫、强奸、纵火。当地的大主教被土耳其司令官当面下令，叫士兵用刀割身上和脸上的肉，耳朵和鼻子被割下，双手被砍断。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的父辈经营烟草，两个叔叔被枪毙，一位婶婶死于大火，姨妈和姐妹被关在集中营，父亲被关押。
生活在士麦那的40万基督徒，有19万在这一年消失。
那一年希腊船王奥纳西斯才18岁，但因个子小，谎报16岁，侥幸活了下来。土耳其军队有命令，杀光在这个城市的17岁以上的希腊男性。他的家里来了一个土耳其中尉，要住这里，奥纳西斯答应为中尉做服务员，因为他熟悉大房子和周围环境，还为他点雪茄。后来有谣传说，奥纳西斯答应做土耳其的情人，才保住性命。
当时，奥纳西斯成了中尉不可或缺的人。晚上，他倾听中尉赞扬纪律性和各种武器的威力，当中尉要给自己的上司找酒喝，奥纳西斯就陪他挨家挨户去找，但一无所获。奥纳西斯于是去找美国副领事，两人终于找来了一小桶烧酒和几瓶威士忌，用这些酒他换来了一张通行证，然后凭借通行证去父亲的办公室取出很多钱，用钱打通关节把父亲和家里的女人们救了出去。
安迪·格鲁夫1944年布达佩斯
身为犹太人，在德军占领区躲过大屠杀。
英特尔公司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是犹太人，而且出生在布达佩斯。1944年3月19日，德军占领布达佩斯，安迪和母亲站在环路的人行道上，看着一辆辆汽车和装满士兵的装甲车驶过。德军干净整洁，穿着发亮的靴子，很神气，这使他想起了自己的玩具士兵，穿一样的制服，戴一样的钢盔，挎一样的机枪。
那年夏天，母亲突然坐船把八岁的他送到父亲的一个朋友家里，那是他父亲乳品厂的所在地。地面是泥土，没有自来水，生活枯燥。但是，不久又突然被母亲接回布达佩斯，因为乳品厂那里的犹太人已被德军包围，回到布达佩斯更安全。但在布达佩斯，墙上贴着反犹太人的规定，商店的牌子上写着不为犹太人服务，犹太人不能在有轨电车的后部就坐，安迪穿着缝有黄星星的衣服。
箭十字党上台后，疯狂屠杀犹太人，有43万人被送进奥斯威幸集中营。安迪被母亲送到朋友家里藏起来，她自己也躲到在丈夫乳品厂做工的工人家里去。没多久，他又被母亲送到布达佩斯的郊区去躲藏。
圣诞节刚过，安迪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好像是往地上扔厚木板，其实那是苏军攻城的炮声。十多天后，苏军攻占了安迪藏身的公寓楼。苏军样子很随和，但每人都带着机枪。
本田宗一郎1945年日本磐田
他太震惊了，以至于有段时间，连工作都打不起精神。
1945年，滨松地震，加上空袭，日本本田汽车创始人本田宗一郎的工厂和设备毁了。只好和妻子幸疏散到岳父在磐田的家。8月15日那天，夕阳快西沉的时候，本田刚回到家，岳父坐在客厅里，对本田说：“事态很严重啊。”本田不知道是什么事，以为是什么社会新闻。就问：“发生了什么事？”岳父问：“你没听说吗？”“没有。”“今天白天，电台播送了玉音。”接着岳父把天皇发表无条件投降的声明说了。
本田听着听着，脸色变得通红，眼前开始变得模糊，灵魂好像出了窍。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说：“我现在去一下公司。”他跑到外面，跳上汽车走了。幸还是第一次看到丈夫如此张皇失措。几个小时后，幸听到外面有汽车的声音，本田又回来了。他双肩低垂，声若游丝：“真的，战败了。”他太震惊了，以至于有段时间，连工作都打不起精神。
有一天，他突然对幸说：“我们还是搬回去吧！”他明白日本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可是今后何去何从，他看不透。
戴维·洛克菲勒2001年纽约
他说：“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其中一个见证人。”
9·11那天，美国银行家戴维像往常一样，在洛克菲勒中心通用电气大楼56层上班，大楼离世贸大楼不远，当恐怖袭击发生后，戴维从自己的办公室往外看，只见两股浓烟从世贸双塔上空向上翻滚，然后穿过布鲁克林，飘向大海。
戴维马上意识到，物质损失一定是巨大的，而生命的损失将是灾难性的。数千名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希望和梦想都被埋葬在瓦砾中了。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明白，恐怖分子袭击世贸和五角大楼与近50年未能解决的中东难题之间的关系。他想起了纳赛尔总统在1969年对他说的话：“越来越严重的不稳定和激进主义。”这个毒瘤一直没有被切除，在威胁着世界的稳定和繁荣。
当曼哈顿最终从废墟上重生的时候，作为一名金融家，戴维说：“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其中一个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