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樊纲
本报记者 刘晓午 北京报道
人生犹如登山。每个人都是一座山，世上最难攀越的山，即便一小步，也有新高度。
在当代经济学家中，樊纲的人生经历颇富有传奇色彩。“文革”开始的时候，1968年，在那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中学刚毕业的樊纲来到了北大荒。少年樊纲以一种磨难式的开始拉开了他的“经济人生之旅”!
40年后，当樊纲成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担任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等要职，俨然登上事业的顶峰时，回望山下的风景，格外感叹。
日前，樊纲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畅谈他的经济人生之旅。
上山下乡是一种性格磨练
中国经营报：1968年，在那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你也来到了北大荒，当时是不是很苦？
樊纲：从学业的角度，确实艰苦。从16岁开始，到25岁，8年半时间，在那儿度过了最宝贵的青春时期。那时是零下四十几度，受了不少苦。最重要的苦，是两眼一摸黑，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城市，也不知道将来干什么。有的不取决于自己，所以不光是皮肉之苦，精神上是迷茫的压力，读书都不知道读什么。
中国经营报：现在回忆起来，是否有所感悟和所得？
樊纲：后来不断有人来采访我，问这些问题，说是不是通过这种生活了解了社会，了解了中国，受益菲浅。这其实是一种浪漫化的想法，在那场上山下乡中，那可是涉及100万人，十届学生，就出了这么几个人。绝大多数人回来后，在街道工厂呆呆，就完了。有人说这对研究提供了经验，但这些经历对社会科学有用，对自然科学没有太大用。在这么一种环境下，实际上是一种性格的磨练。现在的那一批人生存能力很强，能过日子，但不富裕。包括以后下岗的，两眼一摸黑，找生路，想办法，这是一个锻炼。但仅此而已。
中国经营报：当时对经济学感兴趣吗？
樊纲：当时接触经济学，主要是学马列，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政治经济学。在马列的三大基础中，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当时，哲学很有用，但很宏观，政治经济学逻辑很严，而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之上的，所以当时对经济学感兴趣了。当时读了不少东西，写了不少东西，没有发表，内部也进行一些争论。
人生的转折
中国经营报：什么是你人生的转折？
樊纲：上大学就是我人生的转折。1975年转到河北省围场县插队，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大学考不上，后来一辈子就是另一条路了。
1982年河北大学毕业后，我考到社科院上研究生，这也是我人生的重大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我可以到国家一流的学府从事研究了，可以接触一流的学者，直接听他们的课了，视野更宽阔了，打下了更好的基础。
研究生是6年啊，硕士、博士，学西方经济学，逼着读书。我当时的导师是朱绍文，日本东京大学早年毕业回国的，是专门研究思想史，对我读书的要求比较高，所以在那个时候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读了一大半辈子该读的书吧，包括各类古典和经典著作，历史上大经济学家的基础理论。
中国经营报：1985年，你到美国作访问学者，几乎再一次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樊纲：1985年，我当时比较幸运，读博士的时候，社科院把出国的一个名额给了我，这样就把学业和出国结合起来。在那儿，跟着他们做作业、考试，应该是一个磨练。我真正对现代经济理论有悟性，是那个时候达到的境界。这脱离不了在社科院和大学的基础，最后一跳是在哈佛。收获很大，当时完全用英文听课、做作业，时间短，20个月时间，想到是最后一次系统的学习，确实花了功夫。
当时上高级宏观和微观博士生的课程，不是教课书，而是论文，是经济学最前沿的东西。这样，掌握了前沿的东西，又面对现实的东西，使我看到现实和前沿的关系，使我反思，中国经济现实和经济理论前沿关系的问题，有一个融会贯通，就在那儿完成了。
中国经营报：有没有什么遗憾？
樊纲：遗憾，最后没有拿一个美国一流大学的学位吧？当时回来了，拿了社科院的博士。反过来想，如果拿了美国的学位，也许就不想回国了。而且当时，我想回国做点事情。
我们这代人，中国情结很重，通过系统的学习有点悟性，希望用理论的方法加以阐述、分析中国的问题，当时正是做事情的时候了。所以下决心要回来。回过头来，我并不后悔，用你们管理学的话说，我觉得人生并不需要走同样的路，要走差异化的道路。回国后，我个人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作了点事情，不后悔。
打通理论与现实的关系
中国经营报：回国后，你在学术著作和政策研究建议上作了大量的工作，你如何打通这两者的关系？
樊纲：我觉得两者不冲突。要理解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的关系，这是根本的。首先要理解这一点，才能打通这两者。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学者要咬着牙走完这个过程，思想的过程，去悟的过程。然后，确实要关心现实的问题，当成你自己的问题看待，同时，你不是一般的官员和企业家，是一个理论解释现实的过程，在解释过程中寻找对策的人。所以，必须用理论的框架进行分析，才有对策。
中国经营报：谈一谈你比较有心得一项研究？
樊纲：理论和现实意义都很大的是几年前在社科院《经济研究》发表的一理论论文，关于改革的路径问题，是循序渐进还是平行推进？这篇文章被别人翻译过了两次英文发表。我们通常所说的是循序渐进，就是说改完这个，再改那个。但是我们提出了现实各种制度之间互为条件，互为约束，你不可能改完这个，再改那个。各种制度要素是相互依存的，A没有改，B也不可能改好；反过来，B没有改好，A也不能完成。所以要同时要推进ABC各方面的改革。但是不可能一步到位，都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第二，各方面的改革还要相互协调，要注意到一个问题，不同的体制改革有一个时间问题，旧体制的破坏往往是一夜之间的事情，而新体制的建立需要时间，需要一个过程。过去制度经济学把制度演变时间的这个维度忽视了，忽视了不同制度改革需要不同的时间。
过去我们有个争论，改革先改价格？还是市场？还是企业？实际上都必须要搞，要同时推进，有的需要时间更长，有的要进行更充分。同时要关注时间的变量，新制度需要时间，各种制度改革需要协调，否则会出现紊乱，就是经济学上的不协调成本，然后经济会出现乱象。那么这篇理论论文，针对现实问题，而且对我们现实的改革，都可能得出重要的结论，可以成为制定政策的一种理论参考和依据。
中国经营报：大家说，金融危机下，经济学家最抢手，能否介绍你的日程安排？
樊纲：现在杂事太多，会太多，兼职多了点，没办法的办法。1996年我离开了社科院，到体改研究会做副会长，在下面建立一个国民经济研究所，我本人的档案仍在体改研究会。然后到深圳综合开发院做院长。最近新建了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就是智库，我去做首席研究员。同时我在社科院和南开带博士，现在在北京大学商学院任兼职教授职位，是要讲课的。事情比较杂一些，但我尽量多做一些研究，领导一些研究小组。
最近刚刚做了两项研究。一是中国储蓄和消费平衡的关系，是一个实证和对策的研究，基本的结论是财税体制要进行改革，而不是简单的刺激消费的问题，通过改革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第二个是全球变暖、低碳经济的研究，各国怎么定义责任和义务问题。我们提出一个人均历史消费排放的概念，以前大家都认为生产排放，但是现在生产是为了消费，而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消费转移到了发达国家。从长期来讲，这个责任要归结于消费者，我们提出了世界各国的合作框架。
中国经营报：你现在最关注的中国经济问题是什么？
樊纲：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就业，这是根本性的问题。金融危机来了，农民工失业，返乡，这实际上是工业化进程倒退了。创造大量的就业才能发展中国，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咬着牙往前走，走完发展的进程，所有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现在流行的词是以人为本，经济增长后，人们有不没有一个体面而且有收入的工作，这样社会才能稳定，而不是看能不能得到政府补贴，
工作之外的人生
中国经营报：工作日程这么紧，你平常有什么业余爱好？
樊纲：我当年是最早的音乐发烧友，古典音乐、乡村音乐、爵士乐，都很喜欢，现代的中国流行音乐也会听一听。但是没有时间多弄这个事情，当年从美国就带回了500多张大黑唱片，现在都成古董了，那个时候刚刚有CD。
然后是运动，有时间就去打网球和羽毛球。出差的时候，在酒店20多分钟锻炼。有时候出差开会，有时间，就走两个小时，又是旅游，又是锻炼，保持精力。
中国经营报：在消费观念上，你对品牌有什么理解？
樊纲：一般。我对品牌不是特别的看重，主要是看重性能。因为有经济学的习惯，要看性价品，我个人不是特别非得什么就消费什么。各个品牌竞争，要被大家信服，还要看能不能最小的成本，提供更好的品质。
中国经营报：听说你的座驾是宝马，有什么感受？
樊纲：是宝马，宝马5系，是好车！从严谨的程度，动力性来讲，当然是好车，而且是华晨宝马。相比几年前完全进口的宝马5系，现在宝马在国内建立了合资公司华晨宝马，实现了本地化生产，加上国家在税收方面给予的支持，性价比大幅度的提高了。车开起来操控性和舒适性都非常出色，特别是油耗控制方面做得很好，油耗低排放少就是为环保做了点贡献，这一点我很欣赏。谈到驾驶感受，整体感觉就是稳健，安全又富有激情。我发现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奢侈的车，它很有个性。我十分喜欢宝马的设计和出色性能，无论是商用还是家用都很到位，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宝马车的售后服务，每次我打电话咨询一些技术问题，他们都很耐心的回答，做过保养、维修之后，会有技术人员持续的跟踪，询问效果、感受，这些服务对于我这种对车不是很在行的人来说，是很重要也很周到。
中国经营报：如果用一个词评价一下宝马品牌，你怎么评价？
樊纲：一个词的话就是“好车”，一个有生命力的车，能在驾驶中保护你，既有速度，又很安全。宝马唯一的问题就是，在中国一提宝马，就是商人开的。其实欧洲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大学教授很多人都开宝马。在美国生活的那段日子我就熟悉宝马这个品牌了，好的品质总是能赢得消费者的认可，朋友圈子里面也有不少宝马的忠实用户。现在技术是日新月异，宝马始终是领导者，并且能够把消费者满意做为战略要点，这很难得。近年来华晨宝马在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好，我注意到这个企业非常注重推行多样的具有社会贡献的公益活动，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企业，再加上过硬好的产品和服务，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和认可这个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