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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

许小年:增长模式折射制度和利益

文|本刊记者 郑景昕 日期: 2010-12-09 浏览次数: 3094

  许小年对经济热点不感兴趣,这好比孙悟空一眼就看穿了“白骨精”的本质,又何必劳心于揣度“白骨精”下一次是变农妇、老太婆还是老头?

  在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汹涌而至时,世界各国政府开始积极救市,凯恩斯主义由此再次大行其道。然而许小年却一以贯之地高举市场经济大旗,撰文《自由市场不死》。

  在大多数人认为,“市场失灵”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时,许小年认为危机的祸根是“政府失灵”。而要走出危机,则要先实现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但只要做一下回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早在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就已提出。为什么经济转型如此之艰难?经济转型迟迟未能实现又造成了什么经济后果?

  这是许小年感兴趣的问题,它也正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

  “二次探底”真义

  《英才》:上半年欧债危机来势汹汹时,很多人担忧世界经济、中国经济会二次探底。不过,从近期来看,股票开始上涨了,央行也终于上调利率了,是否可以认为“二次探底”只是一场虚惊?

  许小年:“二次探底”的风险依然存在。讲“二次探底”,其实并不是要预测经济运行态势。我一直说预测没什么太大意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在很多方面是不可预测的,如果世界上的事情都可以预测,就可以提前做好准备,所有的事就都好办了。物理学中有一个“测不准原理”,经济的未来走向也是测不准。第二,要想做有意义的预测,必须要有准确的数字,而我们的宏观经济数字并不准确,人为操作痕迹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做预测是“假数真算”,有什么意义呢?

  《英才》:为什么说“二次探底”的风险还存在?

  许小年:提示“二次探底”的风险,并不是要预测经济在什么时候开始下探,底在什么地方,而是希望政策制定者理解,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像去年、今年这样的经济增长势头是不可持续的,一定会掉下来,掉下来之后怎么办?要花大力气解决结构性问题。讲“二次探底”的主要用意是在这里。

  《英才》:“二次探底”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是什么?

  许小年:表面上看是需求不足,金融危机之后,外部需求疲软,国内投资又因为产能过剩,没地方投了,外需和投资两驾马车都失去动力,经济要往下滑。实际上,需求不足的背后是结构性问题,而结构的背后是制度性问题,制度的背后又是利益问题。通过“二次探底”的讨论,希望能够深化我们对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认识,找到解决方案。

  结构调整之难

  《英才》: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现在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经济增长方式要往更多依靠消费拉动的方向转,但刺激消费一直以来都是难题。

  许小年:居民消费是由收入和财产决定的,收入越高、财产越多,居民的消费就越高。要想刺激消费,就要增加居民的收入和财产。

  清华大学几位教授的研究表明,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国民收入的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而不是向居民倾斜,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这对消费是不利的。

  《英才》:这也造成了老百姓更多的存钱?

  许小年:存钱有多种原因,例如社会保障不到位。从财政政策的角度讲,如果政府手里有资源,不应该再去搞“政绩工程”了,钱不能再花在“铁、公、机”上了,而应该用于充实社会保障。

  要想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政府就应推动医疗、卫生、养老制度的改革,把养老金空账变成实账,这是政府的责任。政府补好这一块,老百姓不必存那么多钱,可用于消费的钱就多了。

  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减税,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英才》:一方面增加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另一方面又要减税,这样会不会对国家财政造成压力?

  许小年:不会的,总开支不变,把投向“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的钱拨到社保,就足够刺激消费的了。现在地方政府的胃口越来越大,按照目前这样的开支规模和增加趋势,什么财税改革方案都满足不了它的需要,开支太大了,地方政府根本不应该有那么强的投资功能。政府做了太多它不该做的事,早就越界了,而且没有制约和监督,将来要出大问题。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不是“生产型”的,而应该是“社会服务型的”。必须把政府从“生产型”转变为“社会服务型”,否则就是结构失衡,消费不足,找不到新的增长点,经济自然要“二次探底”。

  政府转型之难

  《英才》:为什么地方政府有这么强的投资动力?

  许小年:利益所在。为什么叫“面子工程”?“面子工程”是领导能看见的,建好了,领导看了高兴,就能升官。不仅如此,工程承包中的贪污腐败富了多少官员?在这种激励机制下,政府怎么可能有积极性拿钱去补充老百姓的养老账户?。

  所以说经济增长速度背后是增长模式,增长模式背后是制度,

  制度背后是利益。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官员就是这样的激励,就是要上“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经济结构不可避免地是投资重、消费轻。

  《英才》:如何解决官员激励上的扭曲?

  许小年:政治体制改革。官员不能再G D P挂帅了,应该从目前的G D P考核转向百姓满意度考核,官员的政绩不再由上级来评价,而由民众来评价。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每家一个终端,到年底,老百姓对市长满意不满意,按个电钮给他打分,很简单,技术上不能实现。

  要给老百姓说活的机会,否则社会就难以稳定。老百姓若不能有效监督政府官员,没有制约的权力就会走向极端。秦始皇铁打的江山,看上去超稳定,它不考虑老百姓的需求,极端的苛政激起极端的反应,结果秦朝二世而亡。

  我们的增长模式出了问题,不仅是经济结构失衡,增长乏力,而且也会引起社会问题。追求GDP、财政收入和政绩,各地出现了强拆、强迁潮,政府与民众争夺土地收益,形成尖锐的对立。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都说明,我们必须转变现有的增长模式,而转变模式只能靠改革。

  《英才》:我们也看到了许多进步的地方。

  许小年:进步体现在权利意识的高涨,民众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政府还是搞土地财政,强拆、强征,先弄钱,然后投资拉动。

  改革需要智慧

  《英才》:今天你多处谈到了改革,你能谈谈你对改革的设想吗?

  许小年:改革从来都不是什么人能够设想出来的,也不是政府设计出来的。改革是基层民众的创造,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包产到户全都是农民的创造,城市的民营经济是个体户的创造,他们冒着蹲班房的危险,违反当时的法律做出来的。

  我们现在也请政府少管一些,充分发挥民间的积极和创造力,我们不知道民间会创造出什么,只知道13亿民众的创造力远远超过政府。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放手让老百姓去干,只要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什么都可以试,成功之后政府来总结、推广,这就是邓小平的伟大和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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