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31年前的1881年10月，一艘悬挂三角龙旗、名为“美富”的蒸汽轮船停靠在福州港。在装载上96.5万磅茶叶后，“美富”轮启锚向南航行，穿越马六甲海峡、印度洋、苏伊士运河，前往此次航程的终点站——伦敦。除了茶叶，“美富”还搭载了几名中国绅士，他们此行是要到英国开办分支机构，以便开展两国间的直接贸易。“美富”和这几位绅士都属于一个公司——轮船招商局。
官督商办
鸦片战争后，中国南洋、近海、长江航运先后为洋船垄断，其中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三家公司声势最大。
同时，清政府的江南造船厂、福州船政局耗资巨大，难以为继。为解财政困难，1872年初，清朝总理衙门筹划把两厂船只租出或卖出，供航运使用。借此机会，曾国藩函复总理衙门，提出变通方法，建议多造几艘商船出租，这些船可以运漕，有事则运兵。新式航运的雏形呼之欲出。
遗憾的是，解决方案未成，曾国藩已经病故，未尽事宜为李鸿章接手。正是在李鸿章的力主之下，轮船招商局的成立事宜得以立项上马。
在挑选公司负责人上，李鸿章经过一番周折，终于物色到经办海运十余年的新式商人朱其昂。1872年8月，朱其昂拟出“官商合办”为指导的局章程，包括不购用外国煤、免落地捐、“所有官场习气，概行除却”等。李鸿章又请户部借款20万串，作为设局本钱，以示信于众商，他自己则匿名入股白银5万两。11月轮船招商局第一艘轮船“伊敦”号悬挂龙旗自上海首航汕头。之后的12月，拥有4艘轮船的轮船招商局（以下简称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至此，中、外船队在内河、近海、远洋展开了全面竞争。
事实上，招商局可谓开局不利。因为，招商局名义上是“官商合办”，但李鸿章将其限定为“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实质是让招商引资来的资本“归并官局”。这种制度使得约定好的股东纷纷变卦。筹资计划无法完成，招商局初创即举债度日。朱其昂自知能力不够，只得主动辞去总办一职。
1873年6月，李鸿章任命原怡和洋行总买办唐廷枢为招商局总办。在他手中，招商局改“官商合办”为“商办”，并开中国的先河，引进西方股份制企业体制，采用公举大股东入局做商董、各地商董分管分局事务的办法。由此，政府的控制减弱了，民间资本的控制加强了，招商局的资本主义企业色彩更浓了。为吸引投资，唐廷枢带头入股白银8万两，并动员亲戚朋友大量投资。仅半年，各地巨商纷纷加盟，50万两白银的近代中国第一只股票迅速销售完毕。“招商”二字终于实至名归。
改组后的招商局第一年净利润达8万多两白银，净利润率更达到40%。创办三年，招商局便从洋商口中为中国争回利权1300万两白银。《申报》评价道，“不数年间，风气为之大开，公司因之云集。”
尽管招商局其时的商办色彩浓郁，但此时的招商局仍具有深厚的官督商办色彩，即由国家掌控招商局大权，承担扶持责任，这是李鸿章创办招商局时的既定方针，只是控制的松紧程度有所不同。官督商办——也就是朱其昂所拟的“官商合办”，虽然很不完善，但在当时却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开创性的经营模式。官款支持、稳定的漕运收入、国内航运的专营权，这些使招商局能够在没有内争的情况下全力对付洋商。欣欣向荣的招商局更刺激了当时惨淡经营的官办企业纷纷改为官督商办。李鸿章曾得意地说：创办招商局是他“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
完全商办
长江上突然闯进中国船，太古、怡和、旗昌自然不爽，于是联手杀价，企图一举击垮招商局。但李鸿章力挺招商局。他言称，轮船招商就是要“把江海航线的外船排挤出去”。而且，招商局有漕运货源保证、成本低廉等优势。他还拨官银50万两向招商局输血。唐廷枢更号召“各帮联络，共襄大局”。有地利、人和的优势，招商局不但没被击垮，实力反而得到增强。
1876年，旗昌轮船公司终于不支，股价大跌，准备全部出售。招商局迅速反应，抢先交付了收购定银。第二年3月，在南洋大臣沈葆桢100万两官银支持下，成立仅四年的招商局最终以220万两银子买下旗昌，一夜间船只骤增20艘，总吨位是并购前的2.57倍。
当年底，太古洋行登门求和，双方签订第一次齐价合同，约定中方占长江航运利润的55%。之后，招商局又与怡和订立齐价合同。自此，招商局不仅与太古、怡和成三分天下之势，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方。
就在招商局如日中天之际，唐廷枢奉李鸿章命赴任天津开平煤矿。招商局迎来了“盛宣怀时代”。
在这一时期，招商局再次经历大改组，结束了“商办”，“官督商办”体制重新确立，官方色彩大大增强。仅1894年慈禧“万寿庆典”，招商局就进贡白银5.2万两。为配合“官督商办”的体制，盛宣怀还拟定了新的用人、理财章程，削弱普通股东权利，全盘控制招商局。
好在利用特殊身份，盛宣怀积极谋求官方支持，为招商局争取到很多特权，比如优惠贷款、承运官货、减免税收等。到1902年他被袁世凯排挤出局时，招商局资产已经从200万两白银增加到2000万两。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命令。招商局随即召开股东大会，成立新一届董事会，进入完全商办时期。
在完全商办期间，招商局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完善管理机构，对董事会的职权做出明确规定，确立董事会会长负责制等。长期以来，招商局船、栈不分，由于资产过于庞大，一直得不到妥善管理，局产损失严重。商办期间，招商局对所属资产进行重组，将和航运无关的地产等划出，成立积余产业公司，实行航、产分管。
但是整个商办时期，招商局并无显著发展。由于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战事不断，江海航线常被战火切断，招商局船只更是不断被扣、被征。此时招商局控制权掌握在前清遗老及其子嗣手中，依旧有浓重的衙门习气。
南京政府建立后，蒋介石随即派人全面接管招商局，但遭到了招商局董事会的抵制。随即，国民党决定清查整顿招商局，随后成立招商局监督处，由交通部长亲自任监督。第二年，监督处将招商局董事会全体董事停职查办，调交通部参事赵铁桥为总办，力主招商局收归国有。1930年，国民政府以212万两白银收购总资产2600万两白银的招商局，将其更名为国营招商局。维持到抗战前夕，招商局资产已经被全部抵押，徒具虚名，只差宣布破产了。
招商局的“顶峰时期”是在1948年，那时的招商局拥有船舶490艘，共计40.9万吨位，并恢复东南亚、美洲等远洋航线。但此时的扩张是依靠行政支持，大量接受敌伪船只，垄断江海航运，排斥民营航运公司实现的。也是这个时期，因为管理混乱，招商局海损频发。1948年12月的“江亚”轮沉没致使1483人丧生，仅次于“泰坦尼克”号事件。
1949年，招商局一部撤往台湾。新中国接收了其在大陆的资产，在此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国家的江海航运。不久后，香港招商局全体员工携13艘海轮宣布起义，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对新中国的禁运封锁。改革开放以后，香港招商局继续发展壮大，并更名为招商局集团，为深圳特区建设、中国港口航运、金融保险等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