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意大利总理蒙蒂一道辞呈，搅乱了“靴子国”的政局。早前因欧债危机应对不利而下台的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声称将卷土重来。
权力真空之下，原定于2013年3月的意大利大选很可能提前到2月。而这场意大利的政局动荡极有可能使欧债局势再度恶化，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也将遭受波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各方舆论可谓将其福利体制推到了风口浪尖。有人认为是欧洲的高福利导致了债务危机，有人则认为恰恰是福利制度保障了危机期间欧洲的基本社会稳定。孰是孰非？福利体制与债务危机，高保障与低增长的关系，正被重新审视。
高福利争论
“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国内国外都是如此，而且观点对立鲜明。”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所长、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坦言。
在郑秉文看来，高福利是欧债危机的重要诱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元区国家救助希腊等国时，提出的条件其中一条就是福利制度改革，要求希腊削减养老金等。”数据显示：希腊的养老金替代率（养老金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间的比率）是96%，而英国仅为30%，德国为56%。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元之父”蒙代尔在2012年2月的一次演讲中也指出，高福利的社会模式对这次欧债危机有很大的影响。
来自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周弘向《英才》记者分析：“欧债危机是长期经济结构失调造成的，不仅是欧洲内部的经济结构失调，而且是全球经济结构的失调。总之，欧债危机的原因是多重的，不能只归罪于高福利。”
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丁纯也不赞成把福利制度看成欧债危机的根源，“欧债危机中，为什么福利制度最大、缴费比例最高的北欧反倒没事？”
丁纯向《英才》记者表示，欧债危机主要原因是欧洲一体化进程太快，把好多不该加入的国家都拉了进来。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向北方看齐，但福利水平却看齐了。
通过回顾西方社会的福利发展史，周弘提出：欧债危机实际上不是高福利本身出现了问题，而是整个福利国家正遭受挑战。
其实，早在20世纪之初，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将威胁到整个社会体系合理性的问题。
庇古生活的时代，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暴露出众多问题，最严重的是贫富悬殊，劳资冲突不断，社会不稳定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阻碍，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更承受着慢性萧条的煎熬。在“大萧条”前夜，庇古提出收入再分配的系统主张，希望通过对民众提供各项基本保障，通过国民财富的转移支付，来防止社会两极分化，从而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他认为再分配做的越平均，社会整体的福利就越大。因为富人和穷人的消费倾向不同、边际效用不同，富人转移出去一元钱损失比较小，穷人转移进来一元钱效用比较大，这样整体福利就是增加的。”丁纯解释了庇古的学术逻辑，但也认为庇古的论证有缺点，“因为每个人能力不同，绝对平均实际是不平均的，很容易劣币驱逐良币。”
庇古的福利理论中，要保证再分配的正常运行，一个前提就是要有合适的边界。周弘向我们介绍，从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欧洲福利国家在边界内充分地发展。此后经济全球化，但德国不能跨越边界去调节其他国家的经济。于是，所谓有调节的经济开始变得千疮百孔。在大工业转型过程中，社会利益集团随之变化，长期吃福利的人群成了新的利益集团。其结果是在危机中，大量社会压力施加给政府，政府却调节不了经济，只好不断倒台。
中国的福利模式
从历史经验看，经济危机往往都有贫富差距悬殊的背景，所以危机也是调整收入分配、进行福利体制建设的契机。中国当前面临着外需长期不振、产业转型升级、贫富差距过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压力，正好可以利用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的机会，改善收入分配、完善福利体制。
“120年前的庇古时代，他的理论解决的是资本主义在自由竞争阶段出现了不平等、失衡，认为应该提高福利水平，来抑制两极分化。120年后，我们同样会看到分配的不均衡，基尼系数非常高，拉美等国家增长乏力。”郑秉文向《英才》记者表示，要从中等收入陷阱走出来，一个重要的手段是恢复收入公平。
郑秉文认为，在福利制度上，中国应该学美国模式，而不能学欧洲。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不可能做得像欧洲那么精巧细致，而且人均也没那么富。美国福利制度比较薄，劳动供给比较多，劳动积极性就比较高。
丁纯则担忧中国可能会承诺过多，留下制度漏洞。“我们的确还差很远，必须下血本大搞一番；但是一个国家搞福利，要看自己这盘菜，绝不可以只看别人，或者只往高了看。财富再分配不能危及到财富创造本身。”而现在中国同样很有钱，民众的呼声同样很高。当然，民众呼声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国人还不能切实享受到相关福利的事实，比如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问题。根据郑秉文提供的数据，在以银行存款为主的运营体制下，2001—2011年间，中国养老保险基金实际“缩水”近6000亿元。因此，他建议要盘活社保基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定要引入市场，不能完全靠国家包办的保险制度。
“五险加起来有3.1万亿，别让它在银行里睡大觉。现在交给国家的比例太大了，五险占到工资的42%，加上企业年金和住房公积金达到82%。这意味着，个人领到手18元的报酬，实际意味着自己挣到的是100元。如果降低交给政府的部分，增加在市场上购买的比例，就可以发展出养老、医疗等金融业。”
丁纯提到德国在社保运营方面的经验时说：“德国就不是通过国家，而是由所谓公法机构来操作的。国家来管，最大的问题是产权不明晰，大家都有就会变成大家都没有。所以完全可以由非营利的事业用营利机构去做，给它一定的盈利率，让它来专门运营。”
当然西方福利社会的发展不只是庇古等的功劳。正像周弘所说，为什么再分配是非常宏大的问题。“第一、贫富悬殊，社会就不稳定，就会危及政治权力和经济发展；第二、工人组织的压力。他们觉得付出和所得不平衡，所以推动了一场场的社会运动；最后，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保，因为以往的家庭、行会、企业等都不可能单独完成这些。所以庇古的论证、社会的形势、政治的形势和产业发展的需要，共同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形成。”
总之，当人们发现福利制度可以促进生产，就开始大力发展它，尤其在二战后的数十年。可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发现福利制度再好，也会扭曲劳动力市场。1973年的石油危机导致财政危机，西方又开始不断削减福利。所以郑秉文认为，欧债危机中福利制度的调整，是对人类本源的一种回归，“回归到容忍度以内、零以上”。
当然，遇到挑战的是福利国家，庇古倡导的福利社会将继续发展下去。为区别二者，周弘介绍了欧洲福利近期调整的几个特点：政府责任缩小，企业与个人责任增加，形成多支柱发展；个人的权利一定要适应经济全球化中的激烈竞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非得削减福利，可以从消极地提供生活保障转到积极地投资人力资源。“总之，一个国家的福利体制要跟自己的国际竞争力死死地拴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