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刚从前线凯旋归来的将军，戴着钢盔、风镜，开着一辆落满灰尘的敞篷吉普，后排坐着两个中士。一路上，他俩喋喋不休：‘将军，我家的奶牛又不下奶了’、‘将军，我家的鸡又被人偷了’……‘太讨厌了！不要再跟我说这些琐事’。我训斥他们的同时，车子进了城。突然，路上冒出一个交警，伸手拦车。警察特别生气，大声质问我为什么超速，还闯红灯？我面无表情地走下车摘下白手套，啪的一声掸落保险杠上的灰尘，赫然露出五颗将星，然后轻声说：‘我刚从前线下来’。警察一看，立刻挺胸敬礼，让开道路。我则理都不理，开车而去。”
这个桥段是多年前郑晓龙假想的人生最光辉的一刻。当年，郑晓龙经常跟王朔、冯小刚、李晓明（现为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几个北京爷们儿坐在一起胡吹神侃。众所周知，这个桥段后来被冯小刚用在了电影《甲方乙方》中。
其实，现实中的郑晓龙完全不同。一个星期天的早上，《英才》记者在北京某胡同的一家四合院门口，见到了外出归来的郑晓龙。他穿着普通的夹克衫，看外表，与走在北京街头一抓一大把的普通大叔并无区别。
正是源于那个假想，冯小刚评价说，郑晓龙有巴顿情结。对此，郑晓龙并不否认。毕竟，他在大院里长大，父辈是军人。“小时候我从没想过能成为导演，唯一的想法就是成为一名职业军人——那时候，我们都有一颗解放全人类的心。”
在北京，“大院”是个专属名词，大院里的孩子也总是让人联想到优越与神秘。影视圈里，与郑晓龙家庭背景相似的人不在少数，王中军、姜文、王朔……但与众多个性张扬的同行相反，郑晓龙并没有成为自己想象中那个桀骜不驯、飞扬跋扈的影视界的巴顿。
怀疑别人也怀疑自己
郑晓龙家的书架上，放着一个盒子，盒中整齐地摆放一溜木牌，牌上分别写着：莞贵人、惠贵人、安常在、华妃……没错，这就是最近大热的电视剧《甄嬛传》中皇上每晚都要翻的牌子。因为这部戏，低调多年的郑晓龙不得不走到聚光灯下。
“以前有人要采访我，我基本拒绝。因为我不希望走在街上被人认出来。我特别怕别人知道我是谁，那就太不自由了。在背后当一个观察者，比在聚光灯下当明星要舒服多了。”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几年，投资方、单位都希望郑晓龙多做宣传，所以为了片子，有时候他不得不说服自己“抛头露面”。郑晓龙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原则：真正有内容才亮相，不能为了炒作而炒作。
导演郑晓龙还有一个体制内的身份。他当了16年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主任，10年副主任。许多被观众熟知甚至影响一个时代的电视剧都是他的作品。如《渴望》、《四世同堂》、《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一场风花雪月的事》、《金婚》……这些戏捧红了诸多明星人物，冯小刚、王朔、赵宝刚、葛优、姜文……而郑晓龙本人的风光却大为不及。
“我对那些很轻易就可以成为别人粉丝的人，特别是不惜代价当粉丝的人，特别不理解。我坚信，要在自己有了深刻认识之后，再去相信、去崇拜。”
在影视圈混了这么多年，郑晓龙看过太多的明星，盲目崇拜对他来说是一件可笑的事，包括被盲目崇拜。问及他是否有崇拜的对象，他毫不犹豫地说：“有”。随即又莞尔道：但我不告诉你是谁。
据说，以前，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每次做宣传，郑晓龙能躲就躲。他只希望大家记住他的作品，而不是他这个人。对别人，他也如此。对喜欢的作品他能如数家珍，但提及作者，他会一脸茫然。
嗑瓜子是整个采访中郑晓龙没有间断的动作。对《英才》记者的好奇，他解释是为了缓解紧张。郑晓龙说：自己的本质就是一个不自信的人。
多年来，郑晓龙经手的每一部戏，题材都不重复，却个个精彩，别人说因为他聪明，而郑晓龙却将这些统统归结于内心的不自信。
“《甄嬛传》到底能拍成一个什么样？我不知道。只能战战兢兢去做，并尽量的把各方面能想到的事情都做好。”
从硬着头皮接第一部电视剧开始，郑晓龙就特别不自信，对自己的能力常常有疑问。这种不自信导致面对每一部戏，郑晓龙都谨小慎微。
“马克思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跟他一样，我骨子里也是一个充满了怀疑的人。怀疑别人，也怀疑自己。简单一点说，我属于特别自卑的那种人。对什么事情都不确信，所以我才会大量地求证，倾听，专注地了解每一个人的想法。也正因为如此，我在别人身上吸收了很多营养，对一些事情有了深刻的认识”。
他苛求自己，也用“态度”衡量别人。
与郑晓龙合作过的演员喜欢用“不怒自威”来评价他。在片场，郑晓龙很少骂人。即使别人犯了错，他也是客气地讲道理。不过道理只讲两遍。第三次犯错，他会告诉对方，直接去制片部门结账。
“做事情态度很重要。是想拍出一个好片子，还是为了挣钱？想拍好片子，就要有对观众负责的态度。”
有意思的是，对自己不自信的郑晓龙却可以自信心十足地“指挥”大腕儿。长达76集的《甄嬛传》的全部音乐，都是由中国乐坛的领军人物刘欢操刀。埋头苦干三个多月，刘欢坦言，如果为了挣稿酬，早饿死了。之所以愿意耗费心力接手，完全是因为与郑晓龙的交情。
对于这种江湖地位，郑晓龙笑言：“我当中心主任那会儿，冯小刚还在画版画，王朔还是一个小混混。完全是因为我出道较早，且一直以来跟大家关系都不错。所以虽然年龄都差不多，但我在江湖地位方面算抢了先。”
当娱乐化突然抢镜
在《甄嬛传》开播之前，各大电视台古装剧扎堆，后来居上的《甄嬛传》也被解读成各种版本。
有人羡慕剧中的锦衣华服、有白领奉其为职场腹黑教程……对于这些解读，郑晓龙很无奈。
其实，郑晓龙拍《甄嬛传》的核心思想是揭示“封建社会将人变成鬼”。为了这个主题，郑晓龙对原著进行了较大的改动，不仅将时代背景框定在清朝，更将原著中一出场就心机很深的女主人公，改写成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在经过种种宫廷磨难之后，才一步步由人变鬼。
设定这个主题，郑晓龙是想让那些沉迷于穿越剧，幻想与皇帝卿卿我我的女孩彻底清醒，看到封建社会的残酷无情。在他看来，反映封建帝王的作品，最好的一部是美国人拍的《末代皇帝》，在尽量接近真实历史的同时，也揭示了人性。
“形象大于思维”是一个艺术界的术语。郑晓龙在艺术上如此认为，也如此操作。郑晓龙举例说，比如《红楼梦》，曹雪芹写书时并不会想到控诉封建社会，但是作品流传到现在，自然会被赋予时代特征。这也是郑晓龙甘心让作品比自己更出名的根本原因。
时评人石述思评价郑晓龙说：“在浮躁的影视圈里，郑晓龙是少有的、肩负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
回看郑晓龙的每一部片子，无论悲喜，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充斥着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理解与思考。
“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我们总是在说服领导，作品要浅，要让观众爱看。那时候，对艺术的要求是主题要深，要很好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而近十几年，市场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充分，娱乐化突然抢镜，甚至娱乐至死。很多节目没有精神含量，没有价值观，单纯追求好玩。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很严重，应该引发我们的深度思考。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作品应该深一些。”说到影视剧的主题，郑晓龙开始语重心长：“一部作品至少要表达一个意义，无论是真善美还是人性光辉、批判黑暗，总之，要有一定的营养。”
从这一角度出发，郑晓龙最喜欢的自己的作品，并不是《甄嬛传》，而是他早在2001年就拍摄的《永不放弃》。该剧通过发生在急诊科的一个个案例以及医护人员的行为，从多个侧面表现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对生与死的判定。郑晓龙对剧中人文关怀方面的内容与意义，念念不忘。
“一部片子至少要有一些精神含量的东西，比如平等、尊严、人格、自由。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坚持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
因为这份坚持，对于限制太多，完全不能掌控的题材，郑晓龙只能敬而远之，包括他最感兴趣的军事片、战争片。“创作需要自由，没有创作的自由还怎么创作？”
也许是比照自身，郑晓龙说，姜文是他欣赏的同行之一。因为姜文的戏具备了独特的视角和对社会、人性的深刻认识。但郑晓龙也坦言，中国很难出国际大导演。“中国影视管理部门是不是也应该有所改革？领导是不是也要放开思想？”
“现在社会总以成败论英雄，我觉得这是信仰丢失，是价值观丢失。过去我们把共产主义理论当信仰，甚至宗教化。后来发现政治理想不能当作宗教信仰。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东西丢失了。如果全民族没有信仰，一个国家怎么有凝聚力？人们的灵魂如何安放？现在，我们应该尽快建立起一套真正让国民可以信仰的、中国自己的价值体系，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利益。”
说到此，郑晓龙停止了嗑瓜子的动作：“一天到晚说要进步、要成功，怎么就不能提倡让人有一点儿平和的心态？每一个人都成为伟大的人，可能吗？”
身处娱乐圈，郑晓龙看不惯太多事情：没有好作品的人出名了，唱歌的比写歌的挣得多，女演员没实力也要想方设法上戏，人与人之前的感情变得越来越淡漠，甚至贪污腐败、弄虚作假越来越多……这些问题，没有人能够解释给他听，也许答案就在他心里。他说“人要活得单纯些，但也要知道这个社会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