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尔茨是农业经济学家中的英雄。我们这个学科，目前就他一人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甫一听到《英才》记者的提问，中国农业问题专家、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思高旋即表达了对舒尔茨的敬意。
西奥多·舒尔茨1902年出生在美国南达科州一个小农场主家庭，这或许使他对农业有天然的亲和力。20世纪30年代，舒尔茨便开始了对农业问题的研究。50年代末，又致力于人力资本问题的探索，并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经济后发国家的农业现代化问题。1979年，舒尔茨与刘易斯分享了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上世纪50年代，众多经济后发国家提出了以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这种观点认为农业经济的增速是停滞的，农民是愚昧的，农业不能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充其量是为工业提供劳动力、市场和资金。于是，这些国家忽视农业，甚至通过损害农业来促进工业发展，其结果是工业虽然获得了较快增长，但却没能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
缺乏哪种资本问题
观点独树一帜的《改造传统农业》于1964年破茧而生。舒尔茨的这一理论认为：农业也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并指出欧洲、日本、墨西哥等经济体就同时实现了农业和工业的大幅增长。
在倡导新理论的同时，舒尔茨批评了两种根深蒂固的观点：一是认为传统农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另一个是隐性失业理论。以危地马拉与印度两个农业社会的实例，舒尔茨努力证明着农民并非短见愚昧，他们能对价格做出迅速准确的反应。
“这些农民对于任何可能获利的机会都会积极地抓住，精打细算，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来获取最大利润。这就是著名的‘贫穷而有效率’假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孔祥智向《英才》记者解释。
当时，刘易斯等学者认为，在经济后发国家的农村有大量的过剩劳动力，甚至测算出印度有25%的农业人口对生产毫无贡献，把他们转移出去，并不会使农业减产。舒尔茨用多个事例加以归谬，比如1918年印度大流感引起的农村劳动力死亡导致了农业的减产等。
这些农业国之所以贫穷，是因为现有生产要素在现有条件下无法生产更多，生产力饱和了，所以传统农业不能对增长做出贡献。必须引入新的生产要素，把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这需要建立一整套适合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加强对小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现代要素能以低价格应用于传统农业。”孔祥智概括舒尔茨的主要主张。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所长张晓山告诉《英才》记者，舒尔茨特别强调制度的作用，认为制度的相应改变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比如，舒尔茨主张运用以经济刺激为基础的市场方式，通过价格变动刺激农民。在此理论的基础上，他曾批评前苏联的国有大型农场模式，对当时的中国农业生产模式也表达了忧虑。”
在张晓山看来，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和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只有提高素质，你才能获取机会，否则即便是给了你机会你也用不了。弱势群体的被剥夺，首先就是能力的被剥夺。”
西欧的战后经济复兴大大超出了想象，而那些得到援助的穷国的经济增长却远没有达到预期。舒尔茨认为，人们高估了战争中西欧的物质资本损失，却忽视了保留下来的人力资本。“限制穷国增长的关键无疑是资本匮乏，问题是缺乏哪种资本？”
对农业问题充满突破性认识的舒尔茨的观点，有力启发了经济后发国家重新制定发展战略。“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中国农村改革的许多政策实际是按照舒尔茨的逻辑制定的”，孔祥智说。
“当然，现在回头看，我们希望政府能更多的投资农业。现在城乡贫富差距太大，这可能会影响到向下一阶段发展——从中等收入国家变成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不知道中国以前的战略还对不对？”罗思高的忧虑把我们拉回到当下。同时，几位采访对象分别着重表达了对土地产权、家庭农场与农民教育的个人观点。这些都是舒尔茨当年集中关注的课题，也是当今中国三农问题的焦点。
具争议的土地产权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走的是公司加农户为主导的模式，企业主导整个产业链，把农民作为链条上的螺丝钉。
在这一系统中，农民能得到一定的保障，产品不愁卖，公司还给农民提供先进的种子、化肥、耕作方法等，使传统农业很快进入了现代化的大生产体系。但是，这一模式中，定价权在公司，科技、资本、销路、品牌等资源也被公司掌握。
“这是一个现实的过程，也是比较残酷的过程。当年，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农业发展模式是农民组织起来搞农协、合作社，其中有法律的保护，可以和企业家谈判，这样劳资双方相对平等，但过程的确慢。中国是等不及的。”
如今，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在提高，产品安全关系到公司的市场生存。企业向千万个农户收购，监控成本太高。“过去企业是不希望农民组织起来的，现在，企业需要包括农协、合作社等中介组织作为代理，监测整个生产流程。公司和农户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张晓山说。
中国应该鼓励家庭农场还是公司化农场？罗思高认为农场经营无疑是家庭活动，没有其他选项。因此全球99%的农场都是家庭农场，公司做不了农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就曾讲到，美国很多农场表面上是公司，实际是为了逃避遗产税，董事长、总经理和会计都是一家人。
“2.6亿农民工想转包耕地，种田能手想扩大规模，土地流转的大趋势会培育出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孔祥智看到的现实趋势同样是土地向某些农户的集中。
张晓山则认为要对公司参与农用地流转保持警惕。“有时会出现运动式的连片转包，农民获得的补偿不够，而且可能被机器和资本排挤出去。其实公司搞大田作物（粮食类）是不划算的，划算的是种高附加值的花卉、水果等。当然有的公司进入就是要‘种’房子。”
谈到颇具争议的土地产权问题，罗思高认为最好的形式还是私有，应该给农民一份财产，那样他们会非常用心地管理它，并借此获得进城或发展农场的资金。“如果农民能获得集体土地的长期（永久）使用权，作用也是类似的。”
“产权界定清楚并不是一定要把集体所有改成私有或者国有，这不是重点。集体所有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可能把所有现存的制度都推翻，没必要。国外也有很多所谓共有财产。关键不在于是不是公有、要不要选举，而在于集体所有的成员权怎么落实？有没有培育出一整套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张晓山表示，在摸清家底、土地确权过程中，一些地方已经发育出相应的乡村治理机制，比如村民议事会。这种议事会如果能存在下去，对村干部乃至乡、县就是一种制衡。
“要管住规划，不征、少征（土地）。规划好后，不要看所有制，同地同价同权，集体的地同样可以进入一级市场。这样农民就能获得物业收入。物业收入是通过股份形式得到的永续红利，而不是本金。地方政府得到的也会是持续税收，而不是一次性透支。这样房价也能下来，几家多赢。”在张晓山看来，原来那种从农民手里拿地的模式已经越来越难继续了。
农民的人力资本问题
或许应该忧虑的是中国农民的人力资本问题。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绝对会下来，这是一个铁的规律，继续8%是没有可能的。”罗思高认为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会越来越高，而劳动力的供给却会越来越少。“现在看，中国在人口方面仿效日本模式已经定下来了。所以工资会涨的比GDP更快。到2030年，月工资会达到15000元，可是如果工人不识字，哪个老板会雇你？只会用机器代替人，或者将产能转移至印度。”
现在中国有两三亿人数学不太好，一句英语不懂，不会计算机，而且学习能力差，其中有8000万会成为光棍。罗思高认为，这类人在墨西哥有三个出路：进入非正式劳动力市场；墨西哥23%的劳动力在美国；还有1000万人参加了犯罪组织。“如果不及时扭转，到2030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会变成两部分：5亿人还是好好的，但另外2亿将被抛下。”
罗思高表示，目前，在中西部农村，20%-30%的学生13岁就辍学了。因为竞争太激烈，考不上高中，即便上了大学将来面对的也是就业难，打工的工资又相对较高。“中国的读高中费用，在全世界是最高的，而且只有40%的孩子能上普高。上世纪90年代韩国和台湾地区就实行了高中的义务教育。”
更有甚者，在一项针对中西部婴儿是否贫血的检测中，罗思高与他的团队发现，60%的婴儿都有病——铁不够。“出生30个月后，营养不足会影响孩子一辈子的IQ。三岁看老这句话是科学的。”
呼吁抓紧对农村的卫生、营养、教育等“补课”是罗思高现在的重要工作，“再等一二十年就太晚了”。
“中国已经走到了历史变革的关键点上。老百姓最不满意的是一部分人只承担了成本却享受不到收益，而少部分人基本不承担成本却攫取了大部分的收益。一小部分人发展，大部分人被抛离，这是不可持续的，历史证明是走不通的。”
张晓山对改革寄予希望，“这届领导有很清醒的认识，不用看十年，只看这五年就够了。早改比晚改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