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天下工作室
文 ｜本刊记者 修思禹 崔玲 张延陶 赵福帅
编辑｜ 胡刘继
图 ｜本刊记者 梁海松 孟杰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复我。
对于子女来说，父母恩情深重，三生报答尚轻。《父母恩重难报经》云：父母恩德，无量无边。
然而，如今世人多为生计疲倦奔波，侍奉父母身边亦不多，尽全孝道更是难事。虽然父母不图子女的任何回报，但常念父母恩情，不忘父母旧事，或许，多少可让他们感到心不孤独、稍感欣慰吧。
王计 父母让我没随波逐流
口述| 东方电气集团公司董事长 王计
我在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当负责人的时候，正值国有企业改革转轨。为了企业生存与发展，我们出台了一些职工下岗分流的政策。有一天晚上，一群竞争下岗的职工到了我家楼下，把整个楼门围了起来。虽然没有剑拔弩张，但也火药味十足。为了解决矛盾，我一个人主动下楼走到他们中间，请他们不要扰民，到厂区的广场中心与我对话。
对话的时候，我站在一个高一点的台子上，看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其中有的人是我小学同学。我突然感慨万千，有一种莫名的酸楚。他们在读书时，也曾是很优秀的学生，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应该跟我一样，甚至比我更有成就。而我与他们的区别就是，我把握住了恢复高考的机会，改变了生活轨迹。
也有同学后来对我说：“王计，咱们小时候都在一起玩，可今天差别怎么这么大？”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这也许是特殊时期，社会带来的一种不公平。但更重要的是，我要感谢父母没有让我在蹉跎岁月中荒废掉人生最宝贵的时间。
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知识分子。母亲是上海人，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她是一个很活跃的人，会唱歌，会跳舞。即使是在解放前夕那个战乱的年代， 不管是当家教，还是当代课老师，母亲从来没有失去对生活的热情与信心。她教学生文化知识， 也教学生唱歌跳舞，还带着学生去街头扭秧歌，但却因此失业。
也许她的个性也改变了她的命运。面对刚刚解放的上海，她对未来没有规划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接到一张上海军管会的通知书，通知她到相当于今天的党校参加培训班。她当时非常惊讶，但还是按通知去报到了。结业之后，就被任命到上海一所小学当校长。直到今天，这一戏剧性的变化都是一个谜。母亲一直都不知道原因，但她对共产党充满了感激，她坚定地相信是党改变了她的命运。虽然我也没有帮母亲解开这个谜，但我认为，是母亲的独特魅力，影响了身边有心人的关注，给了她这样一个机会。
我父亲是江苏人，毕业于国立英士大学工科专业，他和母亲在上海结婚。有一天，父亲得知新成立的共和国正在招募大学生参加恢复东北建设，就毅然放弃了南江长江中学教务主任的职务，加入援建的队伍，到了沈阳重型机械厂工作。当时母亲已经是校长，工资比父亲还要高，但是为了爱情，母亲也毅然放弃了上海的一切，追随父亲到了东北。我们家是典型的工业移民，随着父亲的工作变动，我们在沈阳、长春、大同、德阳等城市都生活过，兄弟姊妹也因此出生在不同的城市。
我小学毕业那年，“文革”爆发了，读书无用论开始盛行。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我流浪在社会。父母为了让我能重新有一个读书的环境，做了一个重要决定，让我到北京的舅舅家生活一段时间。那是1969 年，对于一个住在四川德阳的孩子来说，能到北京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
我舅舅是北大的毕业生，华罗庚的弟子，陈景润的同事，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尽管外面也是读书无用论，大量的书籍被毁掉，但是中关村的小范围还是能读到书。每天晚上，舅舅、舅母做学问，我就在旁边读书。当时我已经好几年没有书读了，所以天天读得如醉如痴。那段时间看了大量的书，也转变了我很多幼稚的想法。
回到家后，父母要求我继续读书。而我也因为在北京的经历对知识产生了兴趣，开始自学数学、物理、化学……当时，求知欲驱动我自学，却完全没想到后来高考恢复了，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
现在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我对他们的感情、感谢、感激，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他们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却没有抱怨过生活，总是在绝境中寻找希望，并把乐观、向上、拼搏的精神传递给了我，让我的命运没有随波逐流。
（采访| 本刊记者 修思禹）
吴一坚 白馒头的回忆
口述| 金花集团总裁 吴一坚
1960 年，我出生在西安，满月后就被接到山西永济县老家，在那里度过了三年。我只记得一棵石榴树下拴着一只母羊，奶奶让我喊它叫“羊妈妈”，后来，我一看见那只羊，就高兴地直喊“羊妈妈”。
1967 年的暑假，我的爷爷因为是地主出身，被批斗折磨致死。紧接着，我的父亲也突然失踪了，很多天都没见到。他当时是西安市的一名普通干部，后来才知道是被关进了牛棚。
我记得一天晚上，母亲蒸了一晚上馒头，说是要给爸爸送的。我问为什么不给我们吃白馒头，光给爸爸吃？
第二天，母亲带着我去给爸爸送馒头。在外面等了好长时间，才让母亲进去。母亲出来的时候流着眼泪，送的日用品被留下
了，馒头被退回来了。
我看母亲提着馒头边走边流眼泪，当时内心里边还有点高兴，我说这回有白馒头吃了，因为爸爸没有吃。
到现在，我内心里都常常感到很对不起父亲，虽然那时还很小，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就想一定要孝顺父母。
从那以后，我们兄弟三个与母亲相依为命，艰苦度日。我变得沉默起来。喜欢我的班主任老师说：“吴一坚为什么不爱说话了？说明这孩子早熟了。”
有一天，父亲突然就回到了家里，像那个年代里的很多事情一样，没有说明，没有结论，抓就抓了，放也就放了。
出来后的父亲马上和母亲投入到为全家糊口的“战斗”中，这儿抠点钱，那儿弄点面。这样又过去了整整三年，父亲才被重新安排了工作。那时的小干部工资不高，我们兄弟几个饭量正大，所以全家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
没有谁愿意经历这些，但是苦难能使人得到真正的锻炼，人往往是在越困难的时候意志越坚强，目标也越清晰。而且，正是有这样一种经历，我觉得一定要“爱”人，要有一种善念。
1980 年，我去参军，成为东海舰队的一名海军战士，三年后复员，父亲为了我到处托关系，最后在一家纺织厂找到一份好工作，做最好的工种——钳工。
我是家中的老大，父母希望我能好好工作，为家庭减轻点负担。但我觉得自己更适合干富有挑战性的工作，这个厂并不是我一生的用武之地，我就向父母提出要“下海”，开始父母不愿意，我最终说服了他们。从小经历的困苦和军旅生涯给了我宝贵的适应各种环境的能力和信心。
在海南有一年春节，工厂的货发出后没能及时回款。我到处借钱，取出自己所有存款，给员工发完工资。最后只剩50 块钱，不够回家了。我干脆全部买了100 个馒头，整整吃了15 天。我不感觉有什么，能吃白馒头是很幸福的。
我和父亲在一起时，面对面可能没有话说，就那么几句话。我和父亲的交流经常是写信，而我们在一个城市里面，这感觉挺奇怪的。父亲每次一写都是七八页甚至十几页，很大一包，有时候自己看信会觉得很“罗嗦”。信的内容都是探讨工作、社会经历、做人的准则、做事的标准等等。
父母严谨的生活要求对我以后的影响非常大，比如过年过节， 他们总是把房间打扫得非常干净。父母常说，不要忽视举手之劳，它可能是伟大事业的基础。
（采访| 本刊记者 赵福帅）
周达 保持开放的心态
口述| 深圳昆仑集团董事长 周达
我的父亲在我十六七岁时就过世了，记忆中母亲的形象总是更深刻一些，她具备了传统中国女性的特质，不辞辛劳地将我们兄妹几个抚养成人。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物质生活相对匮乏，母亲拉扯着我们非常不易。但艰苦的生活环境并没有改变她真诚待人的性格。我还记得，当时会有讨饭的到家门口来，母亲从来都是拿家里干净的、没有破口的碗给他们盛上满满的饭菜，让他们吃好了再走。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是用家里的破碗，盛点剩饭打发讨饭的，而我的母亲则常常教育我们，对人要尊重，即使他们处于相对弱势的时候。在母亲的眼里，从来没有瞧不起人这个概念，她对人格的尊重，深深影响着我为人处世的风格。时至今日，她还一直保有这些质朴的观念。她平时花钱异常节俭，与我们相处时，对于金钱特别“在意”。有时候，带她去医院做身体检查，开一些药回来，她总会觉得没有必要而推脱不要。出去吃饭，有时候点菜点贵了，她也会略有不悦。在她看来，生活本身能省就省。但是，唯独对一件事情有例外——她无条件的支持我做慈善事业。其实，她老人家这么大半辈子也没有见过多大的钱，我们公司在慈善事业上的投入有时候并不小，无论公司为慈善事业捐款多少，她连眼都不眨。在她看来，别人如果因为有自己的帮助而生活得更好，她的生命将更有价值。
小时候，我们有个认识的街坊是卖西瓜的，每天早晨，他都会推车出去卖瓜。他不肯将瓜切开，喜欢卖整瓜。这本也无可厚非，但是，早晨天气不热，买瓜的人不多，到了中午行情会好一点，会有人买他一个西瓜，但遇到想买半个西瓜的，他都不肯卖。就这样耗到了下午，他依然固执不肯改变，一车瓜一共也没卖出去几个，第二天西瓜就坏掉了。母亲也曾劝过他，但是他始终固执己见。也许这个故事有夸张的成分在，母亲却喜欢用这个例子教育我们，处理事情，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不能太僵化。
当然，我的母亲后来肯定也没有想到，我会去做生意，在后来我经营公司的时候，面对商业机会，偶尔想起母亲的这个故事，都唏嘘不已，也让我在经商的过程中，有所启迪。
我是家中的老幺。按理说，应该是最受家人宠爱的，但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受，她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子女。如今，我已经人到中年，为人父之后，开始细细体味母亲对我的感情。我们之间，较少提及“爱”这个字，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说出“我爱你”多少显得有些肉麻。但是“爱”却始终贯穿着她的生活。到现在，她依然把我当小孩，每日都要与我通电话，念叨的无非是吃饱穿暖之类的生活琐事。年轻时，总难免觉得这些话有些罗嗦，但是现在的我，学会了倾听。其实对于老人家而言，想要的，不过是子女的健康和平安。
母亲如今已经80 多岁了，她异常珍惜与我们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为了更好地孝顺母亲，我们兄弟姐妹都搬到了同一个小区居住，她想见谁都非常方便。儿孙满堂，才是让她最感欣慰的事。
（采访| 本刊记者 崔玲）
张醒生 打小“按劳取酬”
口述| 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亚区总干事长 张醒生
从小，父亲就在家庭生活中灌输给我们“按劳取酬”的教育思想。因此，除了保姆应尽的职责之外，其余的家务都被分工了。比如倒垃圾、买菜、洗碗、拖地等，然后大家每晚向父亲报告当日的工作情况，按赚取到的工分在每个月底的时候领取相应的工钱，我有的时候一个月能挣两三块的零花钱。
这样的教育模式在当时是罕有的，因此我拥有了很强的生活自理能力，也做得一手好菜。每逢除夕，我基本上都担纲家里的主厨，十几道大菜，冷热荤素均出自我手。
除了这段有意思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冤案”令我记忆深刻。那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挨打。
到北京后，我住在大院，与很多小伙伴一起玩耍。有一次，一个小孩惹了众怒，其余的孩子用石头砸坏了这个小孩家的玻璃，但是我并没有扔石头，因为我最小，所以只是在一旁起哄。但是这个孩子告诉他的父母，砸坏玻璃的人中也有我。于是这位家长就来向我妈告状，当时我并不在家，我妈向他们赔了不是，并且赔偿了玻璃钱。
待我回家后，母亲沉着脸问我是不是砸了人家玻璃，我矢口否认，然而母亲却怒不可遏地随手抄起一条带有铁钉的裤子打了我的脸。剧痛之下，我反而止住了眼泪，狠狠地说道，玻璃不是我砸的，随即扬长而去。
直到很晚我都没有回家，妈妈焦急地带着全家人开始找我，许久我才回去。回到家后，母亲没有再凶我，但是认真地问了我，究竟撒没撒谎。我将事情原委告诉了她。母亲终于相信了我，后来母亲从别人口中再次确定了我并没有砸玻璃。当然，母亲不会道歉，但是她关心地问我还疼不疼。
虽然这是一起“冤案”，但是对于坚持诚实的秉性，还是令我终身受用的。
对于父母，我也有着深深的遗憾。青春叛逆期的时候，我并不愿意和父母在一起，然而上大学的时候，我渐渐对家庭有了浓浓的眷恋。因为上大学前几年，家里人都因为各种原因暂时离开了北京，只有我独自一人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但上大学时，他们又都回到了北京，因此每周末就成为了我最期盼的日子，一家人在一起聊天。这也是我一生中与家人最温馨的回忆。
（采访| 本刊记者 张延陶）
刘俊宏 过年只送我同一件礼物
口述| 深圳东方赛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俊宏
十几年前，我怀揣着2000 块钱踏上了去深圳的列车。当时父母并不支持我的决定，临走之前，我对他们撂下了“狠话”：我决心已定，不管未来怎么样，你们都不用到深圳找我，我活要活在深圳，死也要死在深圳。
到了深圳之后，为了省钱，我严格规定自己一天只能花一块钱。那时深圳还有卖玉米饼的，一块钱可以买三个，我就天天只吃玉米饼。上下班拿着一个矿泉水瓶子灌满白开水，渴了就喝一口。
母亲从小就教育我说，谁有不如自己有，靠山山会倒，靠水水会枯，女孩子必须自爱、自强、自立，才能过上真正有尊严、有安全感和成就感的生活。所以我就从来没想到，要嫁个有钱人，让别人来养我。我一直要求靠自己奋斗去得到想要的东西。
父亲非常讲原则，小时候，别的小朋友都会拿父母单位发的一些东西，比如包、笔记本之类的炫耀，但是我的父亲绝不允许我这样做。父亲的皮包和本子都很漂亮，但是他连一张纸都不给我，甚至在我讨要时还训斥我说：“这是国家的东西，凭什么给你用？”
从我记事起，父亲每年过年只送我一件礼物，就是他写的鲁迅的一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这句话，伴我长大，我都烦死了，却不敢要别的礼物，只期待能给我换幅字。
一直以来，我总想让父母看自己辉煌的这一面，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也有苦衷。每次母亲问我，头发怎么又白了这么多？我不敢说是因为压力大，只说是因为休息不好。我总以为能用这些谎言“骗”过他们，但是实际上，他们心里都懂。直到现在，每次提及我刚到深圳时的窘境，母亲都还会哭。
也许，这个世界只有父母是最无私对你好的人，他们活着时候，能花我们的钱，能唠叨我们，甚至能骂我们，都是一种幸福。我现在就很享受着这种幸福，只是特别怕失去。
（采访| 本刊记者 修思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