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来，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型一直是各界热议的话题。为什么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依赖外贸的增长模式迟迟未能实质性改观？西方先进国家的发展是如何走过从粗放到集约的蜕变？
作为相关领域的佼佼者，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等人的研究，对当前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型，或许有着重要的启示。
对技术理解比较暧昧
经济增长理论主要研究一个经济体的中长期增长的动态特征。中国社科院经济增长研究室主任刘霞辉向《英才》记者介绍，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学诞生时就已经存在了，斯密的《国富论》说的其实就是经济增长问题。
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阶段，即第一次产业革命。这个时期主要是用机器代替手工，为了生产机器和母机，就要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所以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资本积累。
对这种增长模式的理论概括就是“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产出增长取决于投资（储蓄）增加，并且资本与产出比率不变，投资越多，增长就越快。
“哈罗德与多玛提出了刀锋效应，认为投资的波动会产生一系列的反应，更多地导致不均衡，也就是无法实现长期稳定的增长，所以经常出现很大的经济周期。”刘霞辉说。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阶段，即第二次产业革命。主要发生在欧美和日本等国，发展出汽车、电力、化工等产业。这个阶段主要是靠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其理论概括就是罗伯特·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罗伯特·索洛在1950年代最先质疑哈罗德与多玛夸大了投资对增长的作用。他认为，资本要素同样会出现报酬递减现象。通过对1909-1949年间美国经济数据的统计分析，索洛发现，资本和劳动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30%多，另外60%多无法解释。
“这个无法理解的黑箱就叫索洛残差，是资本与劳动之外，其它能促进增长的因素，索洛无法确切解释，但他认为应该就是技术进步，或者叫全要素生产率。”刘霞辉强调，索洛指出了经济长期稳定快速增长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不断地技术创新。
当然，索洛的理论也有缺陷。后人慢慢发现，索洛对技术的理解还是比较暧昧的。“索洛认为技术是完全外生的，偶然的，不稳定的，不是靠人类的努力可以左右的。一个天才突然发明了蒸汽机，于是经济就迅猛增长。”刘霞辉说。
这种外生性还体现在，先进国家产生了新技术，后进国家可以直接把这个技术拿过来，依靠移植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很快就能够赶上先进国家。按此推断，慢慢地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就会趋同。但历史事实是没有发生趋同，而且在过去200多年，有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人力资本驱动增长
20世纪下半叶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三个阶段，即新产业革命，欧美日等国开始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增长阶段，主要靠信息化和服务业驱动。
这些国家的产业开始从纯粹加工制造向“微笑曲线”的两端转移：一端是研发、采购、设计，一端是品牌、营销、渠道、物流、金融等。与此相对应的经济学理论的进展是“新增长理论”或者“内生增长模型”。
1980年代中期后，保罗·罗默与罗伯特·卢卡斯等突破了索洛的框架，把舒尔茨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纳入了其中。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告诉《英才》记者：“他们对索洛模糊的技术进步概念进行了解释，认为技术进步来自人力资本、制度等等。他们把劳动力分成无技能劳动力和受过训练的高素质劳动力（人力资本），这是推动技术进步和提高产出的核心。”
罗默等人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的，是有规律的。刘霞辉解释，内生就是经济系统本身能够产生的，人类通过一些手段能够促进的，比如企业对研发更多的投入、更多的教育、制度的改进等等。
也就是说，技术进步和这个国家的制度、政策、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好的制度和环境，一个国家和先进国家的差距会越拉越大。所以，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支持经济系统产生更多的技术进步。
2009年，保罗·罗默等人又开始探讨新要素供给理论。早前经济学界探讨的要素不是资本就是劳动，而且二者有替代关系。如今他们发现一些新的要素，彼此不矛盾、不替代，而且越多越好、越用越好，没有边际效益递减。
“比如市场规模、城市规模、互联网范围、制度、创意思维、教育等等。这些都是在讨论人类更新的增长模式。”张平说。
中国增长三部曲
谈及西方国家增长模式转变的历史对中国的启示，张平认为，中国增长模式实现从粗放到集约、从投资驱动到科技创意驱动，需要经过“三部曲”。
第一步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也被称为工业化的赶超期。在这一发展阶段，只要把农业闲置资源变成工业资源，不管怎么粗放地利用，效率都极大提升，因为工业比农业效率高太多，“粗放的发展方式是这个阶段的必然选择，这也是中国过去能实现高速增长的重要前提。”
第二步是进入重工化阶段。企业主和农民工在前一阶段积累起财富后，大量储蓄变成了资本，就会导致高投资、高发展、建立城市等等。“这一阶段接近索洛说的外生性增长，因为我们是从国外引进了设备，自然就引进了技术。”
自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技术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逐渐靠近，开始逐步进入第三阶段。“这时就必须向自主创新发展了。原来中国60%-70%的增长靠资本投入，现在这个数字逐步变化，再靠大的投资，增长也上不来了。”
西方先进国家发展到这一阶段，劳动力的供给是停滞的，资本的供给也是稳定的，但是还能继续保持经济增长，主要是靠人力资本的提高和新供给要素导致的技术进步。张平认为，这是中国发展的方向，这样的增长才平稳而有效率。
“中国要实现增长模式的转换，就需要投入新的要素。”张平列举出多个措施，比如要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税收的调整，现在已经在税收上开始抑制那些资源浪费、劳动浪费的产业；还可以像美国那样把科技研发活动纳入GDP核算，而不是大拆大建就算GDP；更要重视人力资本提升，现在人口红利已经见顶。
“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已经是第三阶段，这部分人必须率先突破自主创新，已经没有可模仿了。其他地区也基本都结束了第一阶段。”张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