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经济的发展史，每一次“黄金时代”都是由改革开启。
党的三中全会历来被赋予厚望，一些具有重大转折性的决策，多在三中全会上做出。譬如，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到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亮点颇多。其中首次明确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推进利率市场化等。
这份改革方案的问世，使关注中国经济的人们希望由此开启新经济征程。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央政府，一份空前坚定的改革方案，能否重塑中国经济？
回答如此宏大的问题，确实难以下手，况且经济改革涉及方方面面，不一而足。有经济学者认为应以财税改革为切入点，有的则建议应该以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为关键，也有人表示当前最重要的应该是土地改革，等等。虽然看法各不相同，但汇总起来，或可有所启迪。
新年开启，在中国经济改革新政征程的起点，《英才》记者采访了十余位知名经济学者，他们分别从各自重点研究领域，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言，期望对未来的经济改革有所裨益。
曹远征：互联网无法取代金融
现在很多人在谈互联网金融。首先我们得明白金融是做什么的，它就是解决风险处置、不确定性问题。互联网能处置不确定性问题吗？互联网取代了金融的确定性吗？
其实互联网也就是取代了你在支付和交易之间的部分，但是它凸显了金融的核心重要性，就是怎么定价。因为定价问题是人的偏好问题，一定是人跟人之间才能确定价格。至少到目前为止，互联网还做不到，未来我估计也做不到。
银行目前被互联网取代的业务，都是确定性的业务，就像淘宝取代的都是支付业务。
而风险处置业务的主要体现，是产品设计和产品定价，这是互联网无法取代的。就像阿里巴巴与天弘基金的余额宝业务，余额宝是天弘基金在做，不是互联网在做，它也脱离不了银行的渠道。
互联网能把支付和交易取代，但是风险怎么办？第三方都是支付交易端的事，你不用到银行，直接在网上办，但产品和定价是互联网做不到的。
曹远征系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采访| 本刊记者 张延陶
贺力平：不能关起门来搞金融
对于资本项目开放的问题，各方一直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要加速对外金融开放，其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可以在开放进程中加以化解；有人认为一定要十分谨慎，因为国内金融体系还很不完善。
我完全同意后一种看法，即资本市场开放最好是在国内金融体系比较完善的背景下才进行。但是，我有三个不同的意见：
第一，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不存在资本市场完善的绝对标准，事实上也没有哪个国家真正做到了资本市场的完善。纽约和伦敦是世界的金融中心，但正是在那里不知出现过多少次金融危机。这些地方并没有因为爆发了金融危机就实行关门政策。
第二，关起门来搞改革，能促使国内金融体系不断走向完善吗？在开放的条件下引入竞争，一段时期内都不一定促成国内金融体系的完善。关起门来，说要将金融体系完善起来，几乎就是神话。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出关门完善金融体系的实例。实际上，关起门来国内金融体系不仅难以完善，甚至还可能倒退。
第三，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家都希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希望上海成为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时继续让香港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有一点，如果不实行比较充分的金融开放，这些目标都很难达到，还只能算纸上谈兵。
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不尽相同。再准确一点说，不再多开放一点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国内市场还有一些发展的空间。但国内市场无论有多大，相对于世界市场毕竟还是有限的。仅仅依靠国内市场，或许我们就可以安心当“世界老二”。但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事情是，一国在不开放的情况下还可以争当“世界第一”。
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金融实力远远超过英国。伦敦凭什么还能维持其世界外汇交易中心的地位呢？这主要是因为伦敦市场对当时的两大“阵营”在资金进出上都保持了开放。
2008 年雷曼兄弟破产后，美国整个金融体系几乎都快崩溃了。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下达命令，冻结资金流动。华盛顿采取的办法是召集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一起来商讨对策。地球上的资金跨境流动，基本上跑不出G20 这个范围。
未来的中国也将走上这条道路。如果真正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型经济体，如果那时遇到了什么意外情况，完全可以有国际号召力社会共同应对。实行关门政策其实就是自我示弱。
贺力平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采访| 本刊记者 赵福帅
黄有光：单独二胎远不够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以及后来的一些发展，显示中国政府有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意图，这是值得庆幸的。我简单谈三个问题：
首先，一个重大问题是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分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显然是比以前更加向市场倾斜。对于北京近来还在采用以单双号限制使用汽车，以抽签的方式分配等，显然是违反效益反市场法则的行为。想减少贫富不均，也要用有效率的方法，并要在整体财富上体现，而不是在个别物品上。抽签与单双号等行政性措施，应该被认为是开倒车的。决定采用这种违反效率方法的人，应该认真反思。
第二，我不是市场万能论者，市场也有重大失误的地方，尤其是在破坏环境这方面。中国政府需要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向污染与其他破坏环境的排放等进行足够的征税。
我同意应该尽可能用符合市场法则的方法来进行环保。但现实中的交易成本不是零，有些产权无法清晰。比如空气污染的受害者是千千万万的甚至全世界的人民，以及几百年后的人民，要联合起来向工厂谈判，交易成本是受害程度的几万倍以上，根本不能实现。只要行政等成本不太高，政府应该限制污染，使污染减少（但不是完全禁止）。
第三，《决定》提出，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这显然也是一个进步，然而放松远远不够。一个家庭，如果在有充分知识的情况下，理性地选择多生一个孩子，也能够负担孩子的护养、教育等费用，没有对他人造成重大负担，有什么理由不让他们生育呢？
人均资源减少，未必会降低人均产量。因为人口增加，通过交易与合作机会增加、规模经济、分工加深和更快的技术进步，很可能会抵消人均资源减少的影响。尤其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规模经济的效应更加明显。
遇到交通堵塞，很多人会想，如果人数减半该多好。其实，人数减半，交通设施也减半，堵塞会更厉害。正确办法不是减少人口，而是对汽油征收重税，堵塞造成的损失小于赋税的增加。
人口增长，就有更多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是直接可以看到的；但新增人口带动的消费和投资所增加的就业是间接的，因而被忽略。其实，除了澳大利亚，人口密度最低的非洲，也是人均收入最低的洲；人口密度最高的欧洲，也是人均收入最高的洲。
在收入和教育水平提高后，社会面对的问题不是家家要多生孩子，而且许多家庭连第二个甚至第一个孩子都不生。许多国家和地区面对的不是人口增加的问题，而是人口不能维持的问题。
黄有光系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 教授，采访| 本刊记者 赵福帅
刘利刚：切割房地产市场
总的来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表现出一定的泡沫。这种泡沫可能还会变得更大，原因就是城镇化的推动，更多的居民从农村到城市，居住需求还是相当大的。
如果一线城市的房价每年以15%—20% 的速度增长，这等于让人们认为现在不买房就会失去机会，就会使更多的人去买房，那么一定会催生更大的房地产泡沫。所以我认为应该出台一揽子政策来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飙升。
房地产价格总会随着收入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如果房地产价格每年以15%—20%，远超GDP 增速以及人均收入的增速，这一
定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关键在于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增长速度要放下来，尽量要跟人均收入增速相匹配。
同时，很重要一点就是在一、二线城市，政府应该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使低收入的人群有房住。使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有一个好的住房条件，经适房、保障房、廉租房的建设一定要跟上。
首先，应该把房产市场切割成两部分：一部分为低收入的人群服务，使这些人不至于冒很大的风险进入商品房市场。如果经济周期来临，低
收入的人群很容易失业，他们付不起房贷就会出现违约，违约就会导致银行出现呆坏账。如果政府在这方面能够做一个切割，房地产市场的风
险可以得到控制。
其次，对房贷的标准一定要加强，居民到银行借一个按揭，必须付30%—40% 的首付，这样银行风险也可以得到控制。
第三，通过税收种机制抑制炒房。最后，要完善二手房租赁市场的建设，使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变得更加透明。在房价太高的时候，很多人可以去租房；租金高、房价低的时候，居民再去买房。这样一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会慢慢走向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地方政府现在的一部分财产收入是从卖地得到，总有一天他的地会卖完，它肯定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税收。发达国家都走向了房产税的制度，我认为，中国也不可避免会走到这样的一条路上。在当前情况下，房产税会帮助中国的房地产资产投资实现更好的配置。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房产也是中国经济的既有资本，增加税收有利于这些资源实现良好配置。
刘利刚系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采访| 本刊记者 谢泽锋
刘胜军：破除行政垄断待突破
2013 年11 月15 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公布，一扫此前三中全会公报带给市场的消极印象，市场派学者也一片肯定的声音。
《决定》之所以激发市场热情，主要是改革内容相当全面、具体，在司法独立、IPO 注册制、财政民主、落实宪法等敏感议题上更有突破，可以说是准确、全面地回应了社会高涨的改革诉求，也把准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脉。
这其中，银行业对民资开放、利率市场化IPO注册制势必会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现存的资金空转、钱荒，乃至金融抑制等问题。
总体而言，改革蓝图是令人鼓舞的，但也有一些领域似乎仍缺乏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比如多年来常提常新的“国企改革”，从本次国企改革的表述上来说，还停留在策略性改革的阶段。
必须承认“国有资本”概念的提出，是此次会议一个理论创新。在这一概念推动下，发展混合所有制预期将成为国企改革的主要路径。混合所有制主要针对地方国企，这为民资参与国企改制提供了机遇，例如平安收购上海家化。
近年来，国企改革的推进遇到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的双重阻力，出现了停顿态势。《决定》采取了既回避意识形态争议又迂回推动国企改革的策略：一方面，继续捍卫国企的地位；另一方面，《决定》试图通过理论创新来推动行动的转变。但国企改革最大的梗阻并没有突破，即意识形态上的障碍。
《决定》坚持“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样的提法可能意味着未来国企改革仍将存在很大政治阻力。
从方案细节来看，国企改革也不容乐观。其一，“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 年提到30%”这一幅度显得相当保守；其二，对于破除行政垄断这个关键命题，没有提出明确的步骤和措施，能否取得突破还存在疑问。毕竟，2005年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36条、2010年新36条都败下阵来。
从某种程度上讲，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与反垄断是相冲突的。因此，如何化解这一矛盾需要智慧，更亟待思想解放。
最后，我想强调，法治不完善，是当今众多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源。要推动转型，必须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司法改革的关键在于落实《宪法》，建议设立《宪法》法院。
刘胜军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采访| 本刊记者 张延陶
卢锋：宏观调控工具过多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是政府重要的有效职能，把科学和宏观调控结合在一块。显然，高层意识到，宏观调控在过去一二十年里，尽管不断完善，但也一直有一些没有理顺的问题。
我认为过去的十年宏观调控，至少有这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宏观调控的概念始终处于探索阶段，对象定义过于广泛。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下，宏观调控是讲总量关系的平衡。我们一方面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又强调国家的强大控制力。但国家控制力的概念，显著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总需求管理。现实中，很多的事情都是用宏观调控来立论的，有时候行业政策叫宏观调控，比如粮食生产、产能过剩治理都是宏观调控。
第二，宏观调控工具过多。我研究了十年宏观调控史，专门整理了一个表格。这十年下来，至少有30 来种工具，一般意义上的工具包括利率、汇率、公开市场操作，财政政策，这都是比较市场化的。但更多的是产业政策、数量控制，准入、审批、核准以及产业政策目录。管的过程中，经济不好了，就多核准，多审批；经济好了，就加强对某些方面的控制。宏观调控的说法，根子上还是“控制”，这是计划经济转移过来的东西。
最后，调控部门太多，很多部门想挤进去当宏观调控部门，这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除了发改委，包括农业部、国土部、环保部、银监会都宣称承担宏观调控任务。
这些事情在很长时间组合起来，就形成深刻矛盾的折射。一方面要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那就意味很多事情要市场管；另一方面，又有过多宏观调控。
什么叫科学的宏观调控？首先，对象就要科学，否则界定过于宽泛，在运行过程中就会出现矛盾。比如最近淘汰落后产能，如果是环保标准不够，就从环保角度入手严格执法，这不一定都叫做宏观调控，而是对违法犯规行为的执法和纠正。安全标准不达标，技术标准不达标，都应由特定职能部门加强执法，与宏观调控适当区隔。
把产业政策看作宏观调控的组成部分是否合适？我个人觉得产业政策不宜作为宏观调控工具，要把结构调节与宏观调控适当区分。宏观调控针对总量平衡，结构变动应该受市场调节。否则既要发改委优化调整结构，又让发改委不要干预经济，存在两难。从长期看，“宏观调控”表述可改成“宏观调节”或“宏观管理”。
简政放权、减少审批是市场化改革中非常必要的内容。改革最根本的还是在定位上，到底谁来实施。所以科学界定宏观调控范围很重要，否则
几年过后仍可能难有实质性改进。
卢锋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采访| 本刊记者 谢泽锋
彭文生：立法确立房产税
2014 年需要关注几个风险因素：
个别地方政府债务违约的风险不容忽视。今年地方政府债务到期量较多，在货币政策偏紧的情况下，不排除个别融资平台出现偿债困难。中央政府顾及道德风险，未必一刀切地出手相助。但与经济规模相比，地方政府整体负债仍然较低。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是保证地方债风险不至于酿成系统危机的安全阀。
防范影子银行等金融风险。出于防范影子银行扩张所带来的金融风险，货币政策趋紧的操作力度存在不确定性。同时，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也会针对金融风险采取操作。货币政策趋紧和审慎监管力度加大，需要监管部门较好地协调相关政策操作。而这其中存在一定操作过猛的风险，可能导致流动性在某些时刻比我们预期的要紧。
防范金融风险压力上升。金融风险主要来自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和影子银行。2013 年，全国房价平均上涨了18%，房地产泡沫持续膨胀，加大了未来泡沫破裂的破坏性。地方政府利用土地及收益作为抵押扩大其债务融资，而影子银行则是房地产和地方政府重要的融资渠道。
房地产作为重要的抵押物，价值波动将影响银行的资产质量，在金融活动中往往起到加速器的作用：房地产价格上升，借款人的抵押品价值上升，借款能力增加；同时银行的资产质量提高，贷款意愿增加；而融资的扩张，进一步刺激房地产价格上升，形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直至泡沫破裂。
房地产价格的暴涨，往往为未来价格的暴跌埋下伏笔，从而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即将出台的土地制度的变革，将加快过去十年累积的房地产泡沫的破裂。
过去十多年，房地产价格快速上升的经济社会基础，是地方政府土地供应垄断、财税扭曲、金融压抑、社会保障不平衡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与储蓄率上升，
以及货币信用支持投资扩张的增长模式。
我判断，改革的深化将消除过去十多年房价快速上升的经济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越成功，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时间越早。
其中，土地财政问题尤为突出。2012 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达到2.89 万亿，相当于地方财政的47%。城市经营性土地由地方政府垄断供应，带来了三大问题：一是地方政府追求高收益，导致高地价，是房价持续快速上升的原因之一；二是土地财政推动了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既影响了整体的投资效率，也加大了经济的波动性；三是，土地财政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带来金融风险。很多城市有1/2 到2/3 的城市建设资金来自于土地出让金，政府债务大约有40% 靠土地收益偿还。
建议建立以房产税为主体的地方税务体系。以房产税为主的财产税，是相对适宜的地方主体税种。在房地产税具体设计思路上，初期在不同地方选择不同方案试点，实践中积累经验，逐步趋同，以立法形式确立房产税在地方税收体系中的地位。
彭文生系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采访| 本刊记者 谢泽锋
屈宏斌：土地改革做实城镇化
要做好城镇化，就必须放在城镇一体化的框架下去做，不能就城市化论城镇化，因为两者之间统筹很重要。
在这种背景下土地改革是很重要的。首先，城镇化不仅仅是人到城市的问题，还有人到城市以后农村的土地如何处置的问题；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使农民真正市民化。鼓励农民进入城市，让大家在城市里生活，需要给予他们同等的待遇。福利同等化之外，农民毕竟还需要在城市安家落户，因此要有收入上的支持。
因此，土地改革是做实城镇化核心的一个问题。至于怎么做，大家都有共识，就是土地的确权，不同层次土地权利确认以后，应当可以实现交易。
社会是否有足够的资金去支持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呢？这的确牵扯到福利同等化的问题，需要接收城市财政的支持，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额外的负担，更多的是由于过去城镇城乡之间的不同等待遇导致的。因此，额外的负担也不能全由接收城市来承担。中央一定程度上也有责任，毕竟这是全国性统筹的问题。
2014 年，中小企业的发展有不错的前景。首先，从周期需求来讲，现在PMI 的确有向好的趋势，也有一些有利因素。从需求来讲对欧美的出口可能会有所好转，但新兴市场国家有风险，所以现在有加分有减分，总体来说可能会稍微有所好转。
最后，改革红利将有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我认为，三中全会的各项改革措施，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是直接可以受益的，改革红利势必会释放一些民营企业的投资和消费机遇。因为这也牵扯到对他们的开放，减少了限制，包括金融市场的开放都是有利于他们发展的。
综上所述，总的趋向市场化，降低市场准入，我认为对民企是有利的。唯一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看到效果。而政府能否减少亲笔审批，这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将是改革中面临的最大困难。
屈宏斌系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采访| 本刊记者 张延陶
滕泰：高利率将中国推向经济危机
作为全球储蓄最多的国家，中国最近几年不仅实际利率不断攀升，而且甚至闹起了“钱荒”。我认为，钱荒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总量原因。央行只看货币总量不研究货币流向，造成实体经济货币供给严重不足。中国货币总量虽然很多，但是100 多万亿的M2 余额中有近30万亿被央行以法定存款准备金、央票等方式冻结起来，并未进入流通。
第二，结构原因。由于欧、美、日超低利率与中国国内高利贷泛滥形成鲜明对比，国际热钱持续涌入中国，央行被动收购外汇发行人民币，再不断通过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发央票回笼货币。卖给央行外汇储备拿走人民币的，是结汇较多的大型商业银行、大型国企、外贸外资企业、息差套利者；而因为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或央票发行被抽紧银根的是并无多少外汇结算的中小银行、内资内贸企业、中小企业。多年“购汇发钞、对冲回笼”的游戏结果，造成后者的资金越来越紧张，国内实际利率越来越高。
第三，操作原因。宽松货币环境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实际利率必然下行；紧缩背景搞利率市场化，实际利率一定上行。我国央行这几年推动所谓利率市场化改革由于搭配了紧缩的货币环境，结果造成实际利率不断上行。随着实际利率的不断上行，越来越多实体企业被迫关门放起了高利贷，商业银行受到高息诱惑也通过影子银行变相做起高利贷生意。对此，央行并未从高利率和高利贷压垮实业的本质上去解决问题，反而直接从资金空转、商业银行杠杆高、期限错配等现象出发，企图通过紧缩银根，直接用总量政策迫使银行降低杠杆、并企图通过这种方式让空转的资金回到实体经济，结果进一步拉高利率。
高利率很有可能酿成三大经济风险。
首先是造成实业经营困难，经济结构逆向调整。中国很多传统产业的经营毛利率本来就只有10%—15%，而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却高达10%—20%。超高的实际融资成本使上述原本可以盈利的企业沦为亏损或挣扎在生存边缘。扭曲的金融体制和错误的金融政策在资金和实体经济之间挖了一道深深的鸿沟，成为压垮实业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是有可能酿成中国版的次贷危机。如今中国房地产价格已经连续上涨了12 年，涨幅远远超过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的涨幅， 2013 年以来隔夜拆借利率上升的幅度，都远远超过了美联储当年迅速拉高利率的力度。
三是有可能酿成中国版的欧债危机。在预算软约束的财政投资体制下，最近几年快速扩张的政府投资已经形成巨大的中央和地方债务。
应该认识到，企图用“总量政策”调结构，不但不现实，而且是典型的政策错配和部门职能错位——管理信贷结构、产业结构显然不是央行的主要职责。央行通过提高利率的方式并不能遏制地方债务的规模扩张，反而会伤及实业，酿成风险。
显然，央行定位应该回归其本身的职能，即作为最后贷款人，对金融稳定负责，并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只有央行回归其自身的定位，央行的政策才能真正回归中性——短期应尽快通过各种手段，引导短期利率价格下行，使隔夜拆借利率尽快回到年初2% 以下的正常水平。长期应按照三中全会的精神，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减少“金融抑制”，让利率真实地反映我国资金供求关系，推动实际利率下行，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运行成本。
滕泰系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采访| 本刊记者 张延陶
韦森：减税才有竞争力
中国出口已经见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过去几个季度在下降，政府投资一直在上升，但受限于地方政府负债和银行贷款，未来几年会呈下行趋势，因此投资也是下行趋势。消费增长比较平稳。所以，中国经济能保持7% 以上已经相当不易。
保增长是为了保就业，但我觉得中国经济总是要下行的，这是一个规律。但如果服务业有很好的发展，GDP 增速下来，就业不一定下来。其实，掉到7%以下仍然是高增长，没必要太担心。
财政政策方面，应该从总量上减税，而不是结构性减税。现在劳动力成本在上升，融资成本这么高，唯一能做的就是减税。融资成本降低了，投资才会上去，外贸才会上去，企业才有国际竞争力。
有人提到巨额地方债的存在，减税不现实。这种说法不对。不能把地方政府负债建项目记到财政收入上。财政收入主要是用于公共服务的购买，医保、社保、教育、公务员工资等。
所有财政部门的财政存款在2013 年4 月底有4.6万亿，到10 月底仍然有4.1 万亿，这是很大一笔钱，说明中国是有减税空间的。美国联邦政府负债超过GDP 100%，还能减税，我们不超过GDP 60%，又有这么大的财政存款，为什么就不能减税？
货币政策方面，我希望存款准备金率能降低一两个点，20.5% 太高了。现在资金市场这么紧，怎么利率市场化？一市场化都去放高利贷了。只有放松流动性，利率才能降下来。
中国是有降准空间的，降低两个点，没有大问题。虽然现在广义货币有108 万亿，但广义货币多就不缺钱吗？这是错误的。金融理论界没有转过弯来，货币宽松不宽松，与广义货币没关系，而只与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或言“备付率”有关。有人总认为央行在超发货币，其实是货币内生，是这几年的贷款在创造存款，存款余额记录在商业银行账户中，就变成了百余万亿的M2。
2013 年第三季度我们有103 万亿人民币存款余额，71 万亿人民币贷款余额。这意味着法定准备金大概有20 万亿，加上贷款余额是95 万亿，另外5.4 万亿现金在我们口袋里，也就是大约100 万亿被扣下来了。所以，可贷资金只剩2 万多亿，你说这么大一个国家缺不缺钱？所以现在资金市场紧得不得了，股市也起不来。
韦森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采访| 本刊记者 赵福帅
许善达：废除现有房价指标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 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可以肯定地说，房地产税和房产税不是一个税，文件中没有说要搞房产税。
我判断，文件上这么写，房产税试点就算是夭折了。因为不搞房产税，所以试点就没有意义，因此不会再有城市试点了。
有人认为要让房产税作为地方税主体，我认为这种想法不现实。至少十年内，地方政府不能靠财产税为主要收入来源。中国的税制结构中，1994 年时流转税占75%，所得税占16%—17%，财产税等杂税占7%—8%。经过这么多年政策调整后，如今流转税降到了60%，所得税涨到了28%—29%，财产税占到11%—12%。
20 年中，流转税每年降低0.7%，所得税增加0.6%，财产税增加0.12%。营改增如果全部完成，也就是5—7 年以后，流转税会降到50% 以下，所得税占到35%—40%，财产税占到百分之十几。当前地方支出占财政收入80%，怎么可能依靠一个百分之十几的税？
此外，国外财产税比重也很小，美国光个人所得税占60%-70%，财产税也没有那么多。如此发达的国家财产税都不是主体，中国想要把财产税当作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根本不现实。
我认为，上海和重庆的房产税试点3 年了，上海市政府没有在任何公开的场合公布过房产税信息，连统计数字都没有。有多少住宅是试点的，没有公布。
试点之前的预期是，第一，房产税可以抑制房价上涨，但是上海重庆房价降了吗？第二，增加地方政府收入，取代土地财政，但是土地出让金最高4 万亿，让房产税替代土地财政，怎么可能？第三，调节收入分配，这更是无从谈起。
对于房地产政策，我的建议是：第一，废除现在的房价指标。现在的房价是一段时间内卖出的所有房子的价格除以面积，这个房价指标反映的信号是扭曲的。要想有可比性，首先要分类，分为保障性住房、普通住房、高档住房；要同质可比，还有根据地段进行分类，比如二环和六环的分类，这才能给社会一个准确的信息；第二，对房地产进行分类。保障性住房，限价限购；普通住房，控价控购；至于高档房，放开价格，放开购买。
许善达系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采访| 本刊记者 谢泽锋
朱海斌：混合所有制无细则难落地
2014 年经济增速应该比2013 年略有放缓，我预计应当在7.4% 左右。
但我要特别强调两点：首先，增速放缓是因为三中全会后，很多改革措施会在2014 年陆续推出，这里涉及到结构性问题的调整，虽然增速放缓，但是增长的质量应当较2013 年有所改善；其次，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全球依然是最高的。
2013 年，经济出现了徘徊，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投资效率下滑，主要还是前几年投资速度太快，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
资本市场2013 年的表现是股市弱、债市猛。我认为，债券市场在未来五年应当会充当金融改革的重要角色，我个人对债市发展非常乐观。但是，债券市场的发展至今仍存在两个不平衡。
首先，相比较股市与银行信贷在整个金融市场的占比，债市规模与其他国家相比是相差很远的；其次，细看债市内部，国债、金融债的占比仍然为主，非金融企业债的占比相对较低。当然，这两个不平衡也决定了债市在未来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其实海外对这国企次改革还是持有担忧情绪的，因为公有制为主体被进一步强调，国有企业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也要进一步加强。因此，此次改革的重点就落在了提高国企效率这一层面，我认为这是符合中国现实情况的选择。当然，混合所有制与国企利润的上缴也是可喜的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混合所有制的提法让人振奋，但到目前为止，混合所有制仍未敲定明确细则。比如，混合所有制中，国企持股比重的限制如何界定，是否仍由国企一股独大？经营决策中，民资持股者是否享有一定的经营决策权、管理权？民间资本投资的利益在混合所有制合作中能够得到多大范围上的保障？上述问题都悬而未决。
短期来看，混合所有制的可操作性有多大尚不得而知。如果细则无法落地，我们应当警惕重蹈覆辙。
相较混合所有制，我倒是觉得，直接放开行业壁垒要比混合所有制更具诚意。比如能源、水电、金融、医疗等都应当考虑直接向民企开放，混合所有制应当成为一种合作的选项，而非唯一答案。
朱海斌系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采访| 本刊记者 张延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