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观察
经济学人

蔡昉:中国经济的尴尬拐点

文|本刊记者 谢泽锋 图|本刊记者 孟杰 日期: 2012-07-04 浏览次数: 2322

  不可否认,人口问题是中国经济的头等大事。

  中国“世界工厂”的美誉,仰仗的是庞大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大量非农产业人口的转移。但现在,随着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下降,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在人口结构转折的十字路口,诸多问题由此而生。

  与改革开放前鼓励生育的政策相反,当下持续的低生育率已经导致中国劳动力人口的缺失,而老龄化又引起社会负担加重。在可以预计的未来,中国人口总量很可能出现负增长。面对这样的处境,还没有富裕起来的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看来,“这个转折点来得太快,给我们做反应的时间太短”。

  两个拐点的时间大考

  《英才》:一边是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一边是民工荒,你如何看待当下的人力资本问题?

  蔡昉:中国大学毕业生很多,潜在的技能水平高,但是我们的产业结构升级速度不够快,还停留在产业链的低端。因此,对农民工需求非常大,进而出现了民工荒、招工难。但是大学生从事此类工作却毫无优势,也没有意愿。能为他们提供岗位的高技能、具有创意性的第三产业发展缓慢。这就造成了结构性失业问题,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

  《英才》:你认为“民工荒”不必担忧?

  蔡昉: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必过于担忧。虽然“民工荒”造成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去的竞争优势就会下降。但如果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上,逐渐用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去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价值链上不断攀升,进而使产业走向比较发达的程度,这对就业压力是一种缓解。

  《英才》:那我们应该担忧的是什么?

  蔡昉:我担忧的问题是中国的事情来得太快。与劳动力成本、经济发展方式相联系的有两个转折点:一个是“刘易斯转折点”;一个是“人口红利消失点”。中国的这两个指标基本上是同时到达的。劳动力短缺发生在2004年,迎来刘易斯转折点,随后是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开始上升,这个点预计在2013年出现。

  2004—2013年,只有9年的时间让我们做反应。而日本和韩国这两个拐点相差了三四十年,他们有足够长的时间进行产业升级和增长模式转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别人快,生育率下降比别人快,人口转折点也比别人快。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做反应,因此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对中国的潜在挑战是非常大的。这个挑战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有可能踏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英才》:反应时间的长短,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蔡昉:日本在人口红利很强劲的时候,经济发展的速度年均达到9.2%,但当它的人口抚养比降到低点,不再有很明显的人口红利时,经济增速就降到了3.8%。在1990年以后,日本人口抚养比呈现上升的趋势,即人口不是红利而是负债的时候,日本经济至今的年均增长速度是0.85%。

  这种情况我们承受得起吗?日本出现经济停滞的时候已经是高收入国家了。如果我们陷入那种状态,就叫“中等收入陷阱”。

  当前,中国劳动力短缺,成本上升,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马上要丧失了,但我们现在是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还只是中等偏上收入,仍然没有获得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优势,远远不在技术创新的前沿。所以处在很尴尬的境地。

  《英才》:为什么中国的这两个时间节点相差这么短?

  蔡昉:这是我们的生育率下降特别快造成的。与计划生育有一定关系,不过,生育率下降归根结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前所未有,加上生育政策的效果,生育率下降比较快。

  不会覆辙日本衰退

  《英才》:对中国来说,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当中国不再是二元经济(即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工业和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同时并存的经济结构)的时候,其增长的传统源泉和引擎就没有了。人口红利没了,单纯地靠投入资本,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的增长效应会越来越少。

  现在,中国越来越接近新古典经济增长,即唯一的增长来源就是技术进步带动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我们必须转到生产率提高的路上。虽然经济减速是必然的,但我认为中国不会出现类似日本那样经济停滞的状态。

  《英才》:提高劳动生产率,政府和企业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工作?

  蔡昉: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所在。要提高劳动生产率,通常有三种途径:一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人力资本的贡献任何时候都需要,但是相对来说贡献比较小。因此,另外两个途径就很重要。

  二是提高资本对劳动的比率,企业多买机器少雇劳动力,资本投入快于劳动的投入,这在指标上反映为资本劳动比率提高。政府出台大规模的产业振兴规划、刺激方案,这些都是资本密集的产业投入。然而,这种途径具有极大的不可持续性。在劳动力开始短缺后,不断投入资本就会带来报酬递减现象。也就是说,连续不断地投入物质资本,并不能保持生产率的持续提高。

  第三个,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依靠技术进步、体制改革和更好地配置资源。一个值得思考的案例就是日本。在人口红利消失后,日本走了一条资本投入加快、重工业化的道路。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资本劳动比率的贡献占到了94%,人力资本的贡献也是正的,但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是负15%,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因此,从1990年到现在,是日本失去的20年。

  改革需要创造性毁灭

  《英才》: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经常会出现低效或无效率的现象,今后应该如何改革?

  蔡昉:唯一提高效率的办法,是让有效率的企业活下来,让没有效率的死去。优化配置的结果是优胜劣汰,要有创造性毁灭的环境,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如果以就业、国有企业、维持GDP、保障税收等作为借口保护一些该被淘汰的企业,造成经济体中这种“僵尸企业”占比太高,有效率的企业就会相对减少,整体经济的健康水平就大幅度下降。

  政府要做的事,不是替企业提高资本劳动比率,而应该营造一个创造性毁灭的政策环境,真正让有效率的企业活下来。只有微观上的优胜劣汰,才有宏观上效率的提高。从经济逻辑上讲,没有竞争就不可能有效率,我们的出路就是不断引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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