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观察
达沃斯专题报道

增速破八:复苏动力何在?

文|本刊记者 谢泽锋 日期: 2012-09-02 浏览次数: 1717

  有机构预计,今年欧盟经济增速可能为负,同时美国将面临财政悬崖危机。这些外部因素趋于恶化,而曾经被视为“救世主”的中国经济也面临减速可能。

  核心的问题不是中国经济增速低于8%,现在必须思考的是减速的根源是什么?二季度数据公布后,国内反应普遍并不强烈,而外媒却大声惊叹,是我们太乐观还是他们太悲观?中国经济会在三季度触底回升,还是进一步跌破人们的预期?短期硬着陆的风险如何?

  过去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但在外部环境恶化,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消退后,复苏的动力何在?依靠货币政策恐怕已经难以为继,那么未来如何真正实现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以启动民间经济,拉动内需?

  (以下学者按姓氏拼音排序)

  林毅夫 8%的增长潜力还有20年

  现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必然的。原因有两个:上一轮的投资项目到现在基本收尾;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而目前中国对出口的依赖度依然比较高,现在外部环境不好,内部的投资基本到了尾声,当然经济增长速度会慢一点。

  这种情况下,新一轮的宽松经济刺激计划可能会出台。

  上一轮的反周期政策,更多的是货币政策,结果导致物价上涨、房地产价格上涨等问题。我认为,应该更多地运用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

  我预计,中国还有20年每年保持8%的增长潜力。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提了两大反驳论据,但都是基于历史经验主义。一是说中国已经保持了30年近9%的增长,如果再保持20年8%的增速,就是50年保持超8%的增长速度,而历史上没有国家实现过;二是有些国家在保持了20年超8%的增长后,按照购买力平价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缓,而中国已经接近这个水平。

  对于第一点,我想说中国已经维持9.9%的增速20年,历史上不曾有过。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不代表在中国不能发生。

  对于第二点,收入占比要比收入的绝对数值更能反映经济发展潜力。根据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靠的是技术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产品附加价值含量更高。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多快,靠的是其后发优势有多大。后发优势在于可以利用前人的经验,减少创新成本,加快发展速度。

  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日本在1971年和德国在1968年的时候人均收入都达到1万美元,那时他们的收入水平已经是美国的65%。而即便现在,中国人均收入近万美元,也只有美国人均收入水平的25%,从25%到65%还有40%的差距。

  并且,现在的1万美元比以前的1万美元更具后发优势。2008年,大陆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的水平、台湾地区1975年的水平以及韩国1977年的水平,这个比例代表整个技术发展水平和美国的差距。

  在这个阶段,日本维持了每年9.2%的增长率,台湾地区每年8.3%,韩国增长速度也超过7%。日本1951年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到1971年达到美国的65%;台湾地区1976年是美国的21%,到1995年达到美国的54%;韩国从1971年的21%到1997年达到美国的50%。

  如果把这个潜力利用好,中国到2030年,人均收入将会达到美国的一半。我们想抓住潜力就要利用后发优势,而不是实行赶超的政策。此外,作为发展中国家,确实有各种社会和经济的矛盾,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应该不断深化改革,来解决问题和矛盾。

  要注意的是,货币政策只会造成短暂的泡沫式繁荣,货币政策退出后这些泡沫就会破掉。真正发展经济的应该是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不断增加产品附加值。

  我认为,对一个国家长期增长潜力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短期的政策跟长期的可能性是高度相关的。基于对长期的分析,可以用短期反周期的政策跟长期政策相互配合,这就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用短期反周期的政策为长期的增长创造条件。

  (本文根据作者演讲整理,未经其本人审阅)

  鲁政委 “汇率失调”的冲击

  我最担心的是如果汇率不能有效反映经济基本面,经济“温吞水”的状态就可能还会持续较长时间。很可能重演1997—2003年的情况,而且可能更严重。因为那时海外尤其是欧美经济还没有太大的问题,当时国内还没有经历一个大幅的“加杠杆”过程。

  为缓解经济的短期压力和长期风险,汇率机制应该进行调整,以便让汇率能够反映目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状况,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应成为未来金融市场改革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1980年以来,所有新兴经济体危机的直接触发因素无不是“汇率失调”,汇率对新兴经济的影响和风险远比人们想象的大。很少有哪个国家是因为其利率政策而导致经济崩溃的。

  在当下利率市场改革大提速的背景下,汇率的改革却被忽视了。目前,这种刚性的汇率制度,如果不进行改革,未来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压力会越来越大。并且利率市场化越快,这种脆弱性还会被进一步加重。

  与1997年相比,中国现在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要更弱。虽然现在外汇储备更充足,但是资本项下的管制能力,即调控国际资本流动的堤坝比那个时候更加疏漏。在开放资本流动的时候一定要让汇率更富有弹性,但现在的情况却是:资本放开的程度越来越大,但汇率的灵活性没有加强。这恰恰正是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缓解国际资本冲击的办法,并非是将资本流动的大门关上,而是要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以更加灵活的人民币汇率进行有效应对。美元贬值已超过十年,离美元进入趋势性升值的时间越来越近,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从新兴经济体来看,衡量其汇改的成果标准就是汇率浮动恐惧的脱敏程度。但汇改7年,这种恐惧反倒与日俱增。这表明我国的汇改从某种程度上说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甚至还有所倒退,使得经济因此变得更加脆弱。

  面对外贸部门的疲弱,国内的“政策思维定式”就是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缓冲。但有数据显示,最近十年企业的负债率一直在上升,当前已达107%,大幅超过国际上认为稳健的负债率90%。过高的杠杆率也是企业稍遇政策紧缩便大喊“融资难”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没有经济减速的压力,企业不可能主动“去杠杆”。扩张性财政政策打断了经济调整的节奏,使得企业得以持续加杠杆。不仅如此,持续的刺激,还带来了公共部门杠杆率的升高,这导致了融资平台问题、地方政府过度负债问题。

  如果未来经济增长趋势是向下的,最终的结局就只能是财政赤字。面对人民币有效汇率高估,反复使用扩张性财政刺激,这种“政策药方”非常类似“广场协议”之后的日本。反思日本经济,当年日元汇率高估下的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是所有问题的最主要根源。

  在货币政策上,此前不到一个月时间里的两次降息,已经诱发了房地产市场的强劲反弹,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资产泡沫化的端倪已露头角。

  在财政方面,表面上看,中国似乎汲取了日本的经验,要求当年预算赤字不能超过3%,甚至争取要逐年下降,试图维持财政状况的稳健。但在支出增加的背景下,维持财政的稳健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增加财政收入,但这会使得减税无法落到实处。过高的税负,遏制了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实际汇率和实际税率的双杀”甚至比当年日本还要糟糕。

  对于当前流行的“调结构”,只有市场才知道怎样的结构是最合适的,这也正是从计划转向市场的最根本原因。所以,调结构的关键就是要让市场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

  王建 重振增长的要素

  我在2005年7月就预测,中国经济下行会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原因是国内的生产过剩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内外需紧缩双碰头”的出现,会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不断下行趋势,甚至爆发危机。而走出低谷的主要措施,只有城市化。

  中国上一轮经济增长峰值是在2007年二季度,当季的GDP增长率是14.9%,直到去年末再也没有出现超过12%的季度增长率。2008年四季度至2009年一季度低于7%的猛烈收缩,这是真正的“内外需紧缩双碰头”了。

  2009年政府出台了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的刺激措施,中国经济又获得了暂时的增长动力。去年以来没有新的刺激措施出台,而旧的措施对增长的刺激能力已经消失,所以经济增长又调头向下,到今年一季度增长率已低于7.5%了,二季度的增长率也是在8%以下。

  从2007年开始算,中国经济的下滑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连续5年了。这不是短期原因,而是有长期因素在发生作用。什么是决定中国经济增长大趋势的内部因素?我认为是城市化严重滞后和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拉大,这导致国内储蓄和投资过度而消费严重不足,形成了典型的生产过剩。总的来说,我认为经济的下行趋势至少持续到明年下半年。

  有人认为,政府已经看到了经济下行的趋势,通胀也没那么高,所以宏观政策又会回到“保增长”的轨道,政府会推出“4万亿2.0”版。但我认为很难,原因有三:

  目前的过剩矛盾已经非常严重,这制约了出台更多的投资刺激措施。2009年出台4万亿投资刺激政策的时候,中国的生产过剩矛盾实际已经很严重了。投资虽然能刺激需求,但不是最终需求。增加投资的最终结果不是增加了总需求,而是增加了总供给。

  国际环境不一样。2009年不仅有中国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全球政府和央行也在实施大规模救市计划。若不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回升使中国的外需显著恢复,仅靠中国的救市措施,是不可能出现较大的回升势头的。但现在的情况很不一样,欧债危机使其今后会在宏观需求紧缩中停留相当长的时间。美国的情况也不乐观,次贷危机给美国金融机构造成的巨额金融烂账,到目前也没有真正消化,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新危机。

  有分析称,只要政府放松银根多给企业贷款,并配合“结构减税”政策,即对中小企业减轻税负,就可以恢复增长动力。我难以认同,因为放松银根与减税都是刺激供给,而中国目前的问题并非供给不足,而是需求严重不足。企业生产更多的产品,而面对的却是一个逐渐萎缩的市场,哪有企业愿意贷款?最终需求没有增长的背景下,放松银根的结果只能是使交易货币向定期存款转变,而不可能发挥启动经济的作用。

  所以综合地看,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变化,中国已经很难推出“新4万亿”了,即使推出了效果也不会明显。中国经济下行趋势已经确立,放眼全球,如果中国低于5%,美、日、欧的经济肯定是严重负增长。

  展望未来十年,只有中国经济有能力从低谷中走出来,并凭借城市化和体制改革,重新恢复9%以上的高增长。其他各国,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金砖国家”,或者其他发展中经济体,都没有强劲的外需与内需引领他们走出来。因此,要尽快转入根本性调整与改革的轨道,才能引领中国经济真正触底反弹。

  王小鲁 经济放缓是必然

  对短期形势,我的判断没有外媒说的那么糟糕。经济增长率即便在8%以下,也比所有发达国家高。不过,短期内经济走低,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失业增加、工薪收入增长放缓、财政收入偏紧等。

  但更主要的不是短期问题,而是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过去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和外需拉动,消费增长缓慢,正常的内需不足以拉动经济。现在出口形势不好,刺激政策退出,经济放缓是必然的。

  关键是要解决结构失衡的问题。我不主张经济形势不好就放松房地产调控。另外,当前形势下,再采取过去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或者再搞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都是不可取的,其带来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通胀率下去并不代表流动性过剩问题解决了。

  现在,投资率过高、储蓄率过高,GDP的一半用来储蓄,而且资本形成几乎占了50%,这么高的投资率是不可持续的。在这么高的投资率情况下,很多行业产能过剩,但是消费没有同步增长,最终产品没有足够的市场。而且,投资增长越快,产能过剩越严重。比如钢铁行业是6亿吨的需求,9亿吨的产能。不赶紧解决需求的问题,却扩张供给,这是饮鸩止渴。

  我也不赞成靠政府扩大投资拉动经济,有些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上马,但不能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就大上投资项目。基础设施投资也会拉动能源、原材料的需求,现在钢铁产能过剩就是被以前的投资拉动刺激起来的。

  关于宏观政策的重点,我认为应当放在结构性减税和改善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上。政策要有明确的针对性,对小微企业全面减税,可以考虑所有的小型和微型企业增值税税率下调一档,原来17%的增值税调到13%,13%税率的调到9%。原来对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可以扩大到所有微型企业。

  同时应加快推进社会保障的全面覆盖,要把进城的农民工包括在内,尽快解决他们的落户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这些政策都会启动内需。要把宏观政策和推进改革统一起来。

  这几年中国在改革方面没有大的推进,而过去的改革红利也基本消失了,有些短期宏观政策透支了未来。这样的情况下不改变政策方向,还走过去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

  另外,收入分配存在严重问题,大量灰色收入就是一个表现。其背后深层次原因在于各项改革滞后,特别是政治体制方面,很多该有的制度没有建立起来。这导致收入分配的规则不明确,暗箱操作盛行,以权谋私严重,贪污腐败不止,而且有扩大趋势。有些法律法规界定不清楚或者没有落实,造成公共资金流失和大量灰色收入。

  关于刘易斯拐点的问题,近年来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劳动力短缺现象比较普遍,也促进了工资水平上升。但也要注意到其实农村还有大量的劳动力没有转移出来。如果不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不让这些人逐渐成为城市居民,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很难继续保持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这些问题解决了,还会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可以继续释放,同时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生产率才能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才有可能缩小和消除。

  朱海斌 看淡“保8”

  二季度,中国G D P增速进一步放缓,但我认为7.6%是这一轮周期的最低增速。下半年基本上会持稳,呈现小幅的回升。

  同比看,今年是一个L型增长曲线,加上明年将是一个U型。从环比来说,预计经济从三季度会触底复苏。

  中国经济的增长一直强调“保8”,但我认为今年G D P增长率保持在7% -8%就挺好。如果保持低失业率,通胀也可以稳住,短期之内硬着陆的可能性并没有那么大。从中长期来说,中国经济需求潜在增长率呈下滑趋势,所以不应该太拘泥于“保8”的心理概念。

  近期中国经济引人担忧,最大的问题是企业利润率在二季度同比一直下降,且降幅越来越大。一个直接的困境是,利润率下降后企业缺乏投资意愿,反映到宏观方面就是内需疲软。这是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内需疲软也可以从银行数据得到体现。今年上半年,中长期贷款占比非常低,历史平均数是50%—60%左右,今年下降至30%。这是与以往经济下滑最大的不同。

  从货币政策的效果来讲,2008—2009年经济出现下滑,央行可以通过放松银根增加贷款,这是非常有效地刺激经济的办法。但是今年上半年,央行在某几个月对银行贷款也相对放松,但刺激经济的作用比较弱。

  今年5月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政策拐点。之前是比较中性甚至偏紧的政策,一方面要调整经济结构,另一方面要控制通胀。但5月之后,经济下滑成为一个更受关心的议题。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通胀和失业率并不特别令人担忧,而且经济下滑很大程度上是前两年发力调整经济结构的结果,包括对房地产的调控,以及对一些产能过剩行业的调控,这是直接导致经济下滑的内部因素。从这个角度讲,经济下滑应是政府调控的预期结果。

  中国政府调整政策依据的是两点:失业率和通胀。这两点今年都处于比较好的状态,并不那么令人担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年推出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没有多大的理由。

  我有三个建议:其一,目前中国的政策调整空间,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相比2008年,可以刺激经济的政策选择面相对小了很多。中国是全球信贷占G D P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加上非银行贷款体系,社会融资总额占GDP高达170%-180%。如果今年再采取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在未来两三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段对中国经济会带来更多负面作用。

  其二,财政政策方面,应该加大力度减税。这对经济的复苏会更加有效,同时中长期可以促进经济转型。减轻企业的税负,短期可以直接提高企业的利润率,并且提高私人的投资,从而达到稳定经济增长的目的。在具体措施上,要加大结构性减税的范围,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范围。

  还有,长期而言,决策层更应该关注消费。“十二五”规划和今年的经济工作计划都提到要提高消费在G D P中的占比。从今年的经济数据来看,消费的增长率同比是下降的,今年比去年下降1% -2%。提高劳动者收入,减少收入差距,包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措施政府都已经在做。但是从政策的效果来说,这不是短期就能见效的一个措施,它更需要一个中长期的转型过程,因此还需坚持推进这些政策的落实。

  2011年大连达沃斯论坛部分嘉宾,针对“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发表观点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我们常说“扩大内需”,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刺激政策无法发展经济。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开发国内市场,因为扩大内需,经常会倒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为用刺激性的手段就可以把中国经济发展起来。而中国经济真正发展需要开放市场,开放市场靠企业家精神,这个企业家精神是政府给不了的,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给不了的。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丁远:中国经济目前正在出现产业空心化的迹象,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率制度的不合理。低利率高通胀的环境使企业家充满危机感,更倾向于赚快钱。在央行多次上调准备金率后,货币市场实际已形同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一些大型上市公司以官方价格获得资金,又按市场价格放贷,这种分配使得富者愈富,也鼓励了资本市场的投机行为。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汝民: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控制通胀,能够在长期内消化掉通胀。我觉得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只是控制通胀还需要一段时间。

  渣打银行亚洲区总经济师关家明:金融海啸造成了两点后果,一是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提升了很多,这是好的。但另一方面不太好的是,我们整个经济改革可能出现了不太顺利的情况,整个金融海啸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中国、美国、欧洲(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公营经济相对于私营经济在放大,因为市场经济不行,很多地方都要靠财政政策、靠货币政策。有人说现在美国搞社会主义比中国更厉害,但中国的情况是,相比三年前,很多公立机构拥有的资源比民营机构拥有的相对多了一倍,这对长远发展是不利的,也对我们现在一切要做的转型形成了挑战。

  哈佛商学院教授韩泰云:当前的欧美债务危机很有可能会导致世界经济陷入双底衰退。最担心人们因担心将来的经济安全而削减开支,结果导致将来肯定出现问题,即“自我应验的预言”。对于经济衰退的悲观情绪可能引发保护主义,希望能够继续控制保护主义的威胁,因为这能够降低我们陷入另一场衰退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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