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观察
宏观全局

普遍下调中国经济预期?

策划|本刊记者 谢泽锋 张延陶 樊融杰 日期: 2013-07-02 浏览次数: 3871

  衰退隐现,中国经济从没像今天这样令人忧虑。在过往的十年,它是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很少有人担心它的速度和动力。不过,随着全球经济进入收缩期,长期依赖出口和世界市场的第二大经济体也未能幸免。

  2013年一季度GDP增长仅有7.7%,低于经济学家的普遍预测。很多研究机构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全年的预测,绝大多数预测全年GDP增长低于8%。

  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依然没有任何起色,5月汇丰PMI为49.2,低于上月的50.4,达到近8个月以来的最低点,PPI甚至连续15个月负增长。有外媒评论这是“中国经济的黑色5月”。

  令人担忧的是,除去需求方面的问题外,供给端的结构性失衡已经对中国经济造成不小拖累。产能过剩抑制投资扩张,金融垄断、价格要素的非市场化导致中小企业融资依旧处于高位,上一轮信贷扩张带来的债务问题愈演愈烈。

  时至今日,年初较为乐观的情绪逐渐淡去,未来的宏观经济调控应侧重哪些方面?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宽松的情况下,实体经济尚且如此,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如何才能真正激发市场内生动力?

  在2013年中,《英才》记者走访了多位经济学家,探讨今后中国经济走势及应对之策,且听听他们的犀利谏言。

  (以下学者按姓氏拼音排序)

  苏格兰皇家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高路易

  增长7.5%不是世界末日

  一季度中国经济的表现确实令人失望,各项数据并不好。我们预计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将会是7.5%-7.8%。

  尽管如此,我不认为未来中国政府应该用激进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即使未来经济增速不是那么惊人,但是如果能够通过改革来推动经济的增长,将是十分正确的。刺激政策经常会使经济在短期内出现增长,但中国需要的是长期稳定的增长。所以,即使只有7.5%的增长,也不是世界末日。

  现在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非常高,这往往是由于中央政府要求其在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等方面所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所致。未来这一现象需要得到改变,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政府的财政改革,确保地方政府有足够的钱做他们需要做的事情,使他们可以从中央政府获得资金或是发行债券,而不必太过依赖银行贷款。

  除了背负着债务负担,现在一些地方政府也对房价进行限制。经济发展放缓,但房价依然快速增长,政府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状态。这个问题不太容易被解决,因此期望房价稳定是不现实的。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地方政府设定的目标为房价的涨幅不得超过市民的收入增速,因此我不认为政府有兴趣使用更多的政策对房价进行调控。

  法国兴业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

  克劳斯·巴德尔

  利率市场化必然发生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每一年都有波动,但是去年全球经济处在一个较差的大环境中,这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去年欧洲的经济影响到了亚洲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这些亚洲国家对欧洲的出口都下降了10%-20%。

  过去1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增长,但是不能指望它永久持续。我们预计今年经济的增长速度约为7.25%-7.5%。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经济将会慢慢降下来,但不会马上出现硬着陆的风险。

  未来中国的市场化还将继续,特别是汇率与利率的市场化。现在的这个节点上,汇率的市场化可能导致人民币意想不到的迅速升值,这是中国所不愿意看到的。我也怀疑汇率变化的灵活性,汇率的变动会加剧经济的波动。但是如果汇率依然相对固定,也会引发许多问题。因此,两权相害取其轻。

  但我认为利率市场化必然会发生。未来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将会有所放松,存贷款利率也将会有所调整。

  现在的政府公共部门承担着太多的债务,特别是地方政府。因此未来通过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了。从长期看,结构性的改革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

  刘利刚

  中国应顺势降息

  我将今年的经济预期从去年底的GDP增长8.1%下调到7.8%。

  最近中国金融数据和实体经济数据的大幅度反差,说明中国的经济结构在变化。中国经济正在朝虚拟经济快速发展,有点儿像美国经济在次贷危机之前的状况。货币条件比较宽松,但实体经济并不是特别好。

  我认为汇率政策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刻,但汇改不是出台一个政策就能够解决问题,必须有一篮子政策。

  首先,在其他央行降息的时候,中国央行也必须顺势而为,进行降息。降息的另一个好处是,实体经济已经受到强汇率、需求疲软的影响,降息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同时现在的通胀也比较低,PPI已经持续负增长了近15个月,因此,降息对实体经济有一定的正面影响。

  第二,要加大人民币的波动性,央行已经发出了信号,扩大人民币对美元的交易区间。其实人民币对其他的主要货币日元、欧元甚至澳币的交易区间已经在+/-3%—5%,只有对美元限制得这么低,造成人民币波动太低,很难跟着一篮子货币走。

  第三,要重回汇改初衷,人民币应跟着一篮子货币走。增加波动性,人民币升值预期不会显著增加,同时利差减小,热钱涌入中国的动力就减小。更重要的是,跟着一篮子货币走,人民币应该是贬值的状况。

  最后一点,要进行对外经济政策的结构改革。过去鼓励出口抑制进口、鼓励资本流入抑制资本流出的对外经济政策应该退出。现在,中国资本过剩的情况下,应该既不鼓励出口也不鼓励进口,进出口都在同一个平台上,这样的改革措施能抑制热钱大幅流入,对结构改革有益。在热钱流入的情况下,很难进行国内金融服务业的改革。

  当中国银行业的大客户和风险低的客户走向资本市场融资,以国有为主的中国银行体系就必须关注中小企业,其融资难的问题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如此,中国经济重回可持续的增长一点问题都没有。

  地方债的问题是现在的机制造成的。《预算法》明文规定,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于是地方政府就用金融创新的方式,成立城投公司发公司债。但由于城投公司没有什么资产,杠杆率很高,违约风险也高,地方政府债务成本也很高。应该修改《预算法》,允许地方政府直接进入市场发债,中国地方政府有很多资产,自己去融资,成本远远低于城投公司的利息,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有好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卢锋

  瘦身产业政策

  2012年四季度宏观经济增速反弹,被乐观解读为是2011年以来经济向下调整的回升,因而当时学界普遍认为2013年经济增速应能达到8%。现在虽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然而今年1-5月实际经济运行情况显示,这种判断过于乐观。二季度经济增长率可能不会比一季度更好,今年经济增速达到8%正在变成小概率事件。

  过去十年两轮过度扩张累积的过高杠杆化调整尚未结束,宏观经济重回内生增长尚不成熟。怎么办?

  一种思路是接着刺激。但学界和舆论对实行刺激政策质疑声音较多,领导人也表示目前再实行刺激政策的空间不大,会更加重视控风险、挤水分。

  另外,刺激政策不利于推进改革,也不利于利用市场体制推进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因此只要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和外部环境没有特别恶化,特别是就业形势没有出现大尺度逆转,政府可能会继续实施目前稳增长政策,对加大刺激力度保持克制和警觉。这是适当和明智的选择。

  调结构是一个重复率很高的词。但是问题在于谁来调,如何调?有两种手段与机制选择:一是通过市场调结构,由价格信号引导公平竞争,通过企业独立的前瞻性决策改变资源部门配置状态;二是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调结构,政府基于特定经济和非经济目标,通过设计和实施特定产业政策,直接影响稀缺资源在不同产业和部门的配置状态。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过于强调政府政策在调结构中的作用,表现为各种产业政策影响过大,审批管制积重难返,使关键领域改革滞后,妨碍市场发挥调结构功能,另一方面繁杂的产业政策,编织了一张巨大审批、核准管制之网,不利于经济结构良性调整。

  过多产业政策管制具有负面影响。过度依赖产业政策会抑制微观活力,妨碍市场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管制过宽过细,不利于政府职能转变,客观上鼓励寻租行为甚至诱致权力腐败。

  首先要在认识上明确企业是调结构最重要主体,市场机制是调结构最基本手段,政府用产业政策调结构应适当界定范围。瘦身现有产业政策,大幅减少对企业投资的审批核准干预,“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彭文生

  GDP下调的容忍度提高

  我将全年GDP增速从早前的7.9%下调至7.7%。

  下调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当前经济自主增长动能弱,今年以来的数据中均有充分表现;经济结构矛盾突出,流动性扩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果下降;再者结构问题难以通过逆周期总量政策来解决,出台大力度刺激政策的可能性很小。

  当前经济疲软,有长期供给面因素影响,是中国人口红利和加入WTO的制度红利消退。中短期制约因素主要是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即房地产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实体经济的挤压。房地产业预期回报率较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短期内受市场机制约束小,这两大部门可以容忍较高的实际利率。而制造业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对资金利率敏感,导致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拉动的作用变小。

  高汇率也是结构性矛盾的重要反映。人民币高汇率既反映中外利差,也代表风险偏好上升,这主要是与资产市场相联系,人民币高汇率进一步刺激国内资产市场,尤其是房地产市场。

  货币政策主要针对总量调控,财政政策可以调节经济结构。但调结构需要时间,短期经济增长很难出现大幅上行。未来,靠扩张性货币政策和大力度财政刺激的空间不大,从近期多位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态度看,中央对经济增速下降的容忍度提高,主要着力点将放在结构改革上。

  总体来讲,改革需要在两个大的方向推进:一是市场化改革,打破行业垄断、降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也包括对外开放,以开放带来的竞争来促进国内结构改革;二是加大收入分配调节的力度,降低收入分配的差距,这包括财税改革,降低流转税、增加财产税,公共服务均等化;金融改革,利率市场化等。

  至于地方债务问题,总体看风险不大。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例在国际警戒水平以下。关键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性质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非市场化运作,挤压中小企业融资条件。所以要规范整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增加财政透明度,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同时要切实控制房地产泡沫,并处理好金融改革和控制金融风险的关系。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乔虹

  不应出现这么大落差

  去年11月到今年2月,普遍预测比较乐观,经济形势在去年四季度强烈反弹,外需也在这个时间里出现明显好转。但到今年3月份情况就开始变化,经济回暖的速度低于预期,过去6个月是中国经济比较艰难的时期。

  但是短期可以稍微乐观一点儿,大家现在都是悲观的情绪。其实情况不算太差,未来一两个季度会出现一些投资的动力,对中国经济有一些推动。

  新一届政府以改革作为核心作为中长期发展目标,是现阶段的工作重点。如果经济增速下降,政府不会主动去托。“稳增长”在短期内都不会大张旗鼓提出来,我认为这是逆周期政策上的明显转变。改革并不分逆周期和顺周期,中长期看改革都有利于理顺机制和提高增长的可持续性。

  长期来看,我对中国经济还是比较乐观的,虽然很多人说中国未来增长速度会掉到3%—5%。从最新的数据看,公司盈利有一点好转,这还是滞后性指标。从PPI、CPI来看,PPI连续15个月通缩,财政收入已经达到多年增长最低值,这些信号告诉我们,现在增长速度远低于长期趋势水平,趋势增长水平不应该出现这么大的落差。我认为长期增长水平比现在要好一点,应该是8%或稍微高一点。即便会逐渐下降,也不会一下子降到4%的水平。

  今年具体要看两个领域:房地产和基建。如果这两个领域起不来,对达到7.5%的增长目标以及把PPI拉出通缩都具有相当大的挑战。从当前房地产在全国8个大城市的存货、销售比值看,这几个城市存货已经掉到10个月以下,也就是说房地产开发商再不建房,起码一年之内没房卖了。

  基建方面,最近投资审批机制在发生变化,很多原来在发改委手里的审批权下达到各省里。如果财政政策能够有所好转,尤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能够解决,预测未来3—6个月时间会出现新一波的投资高潮。而且地方政府非常有动力,他们希望能有一些创收来源。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屈宏斌

  信贷与GDP增速背离

  4、5月平均的工业增加值增速继续放缓至9.25%,暗示经济增速在一季度7.7%的基础上仍在继续回落。内需回暖并不明显且外需疲弱仍在持续,我们据此下调了对2013年经济增速的预测,从之前的8.2%下调至7.6%。

  今年以来表现出的信贷加速与GDP增速放缓的现象,增加了市场对于信贷错配和由此导致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上升的担忧。实际上,信贷与GDP增速之间的差距,在“四万亿计划”之后达到了历史新高,显示了经济增长所需信贷量的提高。另一个衡量广义实体经济融资总量指标的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轨迹,也说明了同样的故事——后者在银行贷款扩张以及债券发行激增的推动下扩张迅猛。

  我们需要客观地看到,信贷的快速扩张,为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中国经济避免硬着陆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但带来的后果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加剧,通胀及资产价格高企,大量信贷资金错配入低效的投资项目。

  经济增速弱于预期,一种考虑是通过进一步放松货币财政政策,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速回升;另一种考虑是顺应中国潜在GDP增速已经下降的趋势,通过加快结构性调整及深化改革来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实现中长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目前来看,政策层面更倾向于后者。

  关于改革,我认为改革的推进及加快结构性调整是今年的政策优先目标。机构改革已经为改革的继续推进创造了良好的开局。财政及金融领域不乏改革派人才。

  从具体改革推进的角度,预计金融领域的改革推进速度会相对较快,主要原因在于近两年利率市场化以及汇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继续推进条件相对成熟;财税体制改革领域,今年的服务业营改增也表明这一领域的改革推进会相对快一点儿;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税改革,及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形成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可持续融资渠道,也有望取得进展;与城镇化推进密切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土地制度改革,决定了城镇化的推进效率和进程也在整体改革计划中占据相对有限地位。除此之外,收入分配改革应与国企改革结合在一起。

  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

  滕泰

  钱最多最贵的国家

  中国式金融抑制和错误的货币政策是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根本原因。去年9月以来的反弹只是阶段性的。

  经济增长的动力如果从周期来看,最小的周期就是库存和订单的调整。其实去年9月以来,中国经济连续2个季度的反弹就是补库存和订单积极变化的过程,再加上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促使了经济的触底反弹。

  但整体来看,回升的动力仍然不足。接下来要看比库存订单略长的周期因素即金融周期,这其中包括了信贷、股市、房地产等层面。

  我国货币政策从2010年3月到现在一直是紧缩,只在2012上半年有过阶段性放松。其实,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持续地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降利息,中国的经济就不会出现如今的问题。这就说明现在的中国经济仍然持续受到“金融抑制”。

  通过观察利率的价格就知道中国式“金融抑制”有多严重:中小企业私募债的价格是14%-15%,民间短期借贷的利率是20%-30%,信托是7%-10%,理财产品是5%-7%。因此可以说,中国正处于高利贷泛滥的时代。

  今年的经济没有别的看点,只能期待股市。一旦股市起来,消费和投资就会起来。而如果股市没有好的表现,经济则会继续下行。因为财政扩张是没戏的;另外,M2已经突破100万亿,货币不能再大量投放;民间投资受制于过高的实际利率而缺少积极性;消费同样难有起色,因为中国的消费和居民收入是成正比的。只有股市是可能出现变化的。如果股市表现好,GDP增速将可以达到7.8%,否则,我认为增速将只有7.6%。

  其次,流动性陷阱是不存在的,虽然表面上100万亿的货币发行量是规模很大,但是很大一部分被央行冻结了,银行的储蓄中有20%的存款准备金率,另外还有不到20%的资金在房地产市场当中。可以说,中国正处于十年以来货币政策最紧的时候。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钱最多的国家,100万亿的储蓄总额,3.5万亿的外汇储备;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世界上钱最贵的国家。

  目前,中国需要解除金融抑制。首先,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20%降到15%进而降到10%,解冻资金;其次,降低银行的贷存比;第三,取消信贷额度,商业银行是企业,不要管人家贷多少钱。这一道道的紧箍咒一旦摘除,资金效率就会提高。

  对于中国的改革之路,我认为应当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中国的经济制度还存在普遍的供给抑制。改革的方向应当通过解除人口和劳动的供给抑制、制度和管理的供给抑制、土地和资源的供给抑制、资本和金融抑制、技术和创新抑制来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

  许善达

  高档房应不限购

  影响今年经济增速最重要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7月的经济决策。

  今年政府有很多决策,但我认为房地产问题对经济发展影响最大。我不赞成住宅地产一律用限购的办法。限购抑制需求,现在需求不足。

  2008、2009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政府要求央行放松流动性,商业银行放松贷款,发改委批项目,投资需求很快就拉动起来了。包括2010-2011年也有差不多1万亿-2万亿的投资安排。这些决策拉动需求政府说了算,政府完全可以自主决定扩大投资规模。

  这种促进经济增长、解决经济下滑的办法,相比而言是最容易的,因为政府能说了算。但是现在产能严重过剩,不能再用这个办法。现在需求不足,要想办法发现并且刺激正常的需求,抑制不正常、有不良后果的需求,怎么选择要看政府工作水平。

  住宅地产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我主张首先要分类,对于保障性住房,限价限购,这取决于政府资源和市场资源的结合;普通住房,50-90平米的房子,控价控购,政府把这一类的房价,控制在工薪阶层10-20年的工资水平,在当地办企业、就业的人员具备一定条件就有权利购买这类房子;至于高档房,放开价格,放开购买。有效的、正常的需求就释放出来了。

  如果下半年实行分类的房地产政策,我相信中国经济的需求情况会比现在的一律限购要好得多,高档住房市场会很快活跃起来,普通住房也会很活跃。这个政策对内需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老百姓并不是没有钱,最愿意花钱买房子,政府为什么要抑制有效地、正常的住房需求?

  另外,自住5年以上免税,不应该适用于所有的房子,增值很多的高档住房不论住多少年都应该征税。保障性住房,增值后不能卖给市场,要卖给政府,这类住房与税收无关。至于普通住房,设立政策自住多长时间的可以免税。所以,一个税收政策,如果前提不分类,很难执行。

  中国还处于城镇化的过程中,只要这个过程没有结束,需求总体上不会减少。政府希望把房地产作为一个产业来拉动经济增长,老百姓希望有房住,这两者有矛盾。但是如果分类,就能把矛盾解决。

  房地产问题是内需最重要的一项,如果房地产有很大起色,中国经济增长就会上升。

  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朱海斌

  制造业投资持续下行

  我认为中国经济短期仍将面临很大的压力。年初预测全年GDP增速为8.2%,现在预测全年增长7.6%。

  为何经济增速不如预期?就是因为零售消费和制造业投资持续下滑。我们认为接下来三个季度里,零售消费增速可以慢慢回升到13%-14%之间。而制造业产能过剩仍然严重,往常在库存调整之后的重建阶段,制造业投资通常会伴随着利润率回升。但去年四季度以来,库存在重建,利润率也回升了,然而制造业投资还是持续下行,产能过剩造成企业缺乏新的投资机会,这是中国制造业在今年以及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

  今年,大家对改革的期盼比较高,比如新型城镇化就是普遍接受的概念。我认为,城镇化只是提供了一个大的政策框架和方向,谈论改革方案时,我们还是要具体到一些领域。我认为改革有三个领域可以作为突破口:金融改革、财政改革、土地改革。

  金融改革方面,主要就是国内的利率体系改革、对外的汇率体系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各个领域的金融改革可能在近期都会向前推进。总体来说是好事,但在某些领域要慎重。比如说3-5年完成资本项目开放。如果这里指的是资本项目完全开放,我很担心可能发生的后果。这几年国内信贷增长过快,金融风险逐年累积。在国内金融体系风险被消化掉之前开放资本项目,很可能会增加对国内金融危机的风险。

  财政改革,核心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目前大家抱怨比较多的就是中央地方之间的收支不平衡。地方的事权大、财权小。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从财权的分配上,新增的一些税种应当向地方倾斜,这样就能使地方获得新的财源;另一方面,事权的分配上可以将外生性比较强的支出,比如公共安全、教育等,完全由中央财政来承担。但是,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与支付的比例不宜有大的变动。

  除此之外,更核心的问题是要考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怎样优化支出结构,把支出增速一块降下来。从目前来看,中国财政的情况相对比较稳健,但是从趋势来看并不容乐观。最近几年,财政收入增速明显下滑,但是财政支出的速度却丝毫没有降下来。如果这个趋势持续的话,未来5-10年财政收支缺口会越来越大。因此,这一轮财政改革的一个核心,是怎么样把财政支出中那些该砍的项目砍掉。

  第三个改革的核心领域是土地改革,这也涉及到户籍制度的改革。土地改革的核心是在我国规定的土地制度下,如何促成农村集体用地的流转,在流转过程中怎么保证农民的利益不会受到侵蚀。

  这三个改革做好了以后,其他的改革领域自然而然的会被带动,或者形成更加有利的改革环境。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

  祝宝良

  交易方式的变革

  经济比预期要差,这不只是中国的现状,世界经济同样如此。去年普遍认为今年的经济会略好于2012年,主要原因是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及库存调整的依赖。虽然这两个原因仍然存在,但是对经济提升的幅度比较慢。

  投资方面,基础设施建设的表现还算不错,房地产比预期要好,但是制造业不尽如人意。企业库存的问题值得注意,去库存过后反而库存仍在走下坡路。原因是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跌以及电子商务的发展,使企业看待库存的理念发生了一定改变。

  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下跌,企业不愿意大规模地囤积库存,PPI指数的下跌就反映了工业生产的活跃度不够高。电子商务的发展从一定程度上使得一些企业不再需要大规模增加库存,这是交易方式的变革。

  今年存在一个普遍认可的现象就是:金融热、实体冷。原因有以下四点。

  首先,M2的增长速度可能存在高估,原因是因为影子银行进表(央行资产负债表),大概给M2的增速贡献了2个百分点。

  其次,即使除去M2被高估的2个百分点,M2的规模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仍然偏高,这就说明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没有注入实体经济。我认为这部分钱都在炒作房地产以及资本市场中的创业板。

  另外,社会融资总量在增加,贷款仍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却没有提振实体经济。这是因为“以新还旧”的情况普遍存在。融资平台上的很多项目现金流情况很差,很多项目融资并没有真正投入项目,而是去还旧债,这就导致尽管社会融资规模在增加,但是这部分流动性仍只在银行间流动。

  最后,产能过剩严重,真正的实体产业无法吸引投资。

  考虑到第三个原因,“流动性陷阱”明显是不存在的。一旦放松货币政策,仍会产生巨大影响,融资平台当然不会拒绝政府性债务融资。但是一旦放宽,乱七八糟的项目会蜂拥而上。所以,货币政策绝对不能放松。

  关于地方债的问题,我首先要澄清,“地方债”是错误的说法。地方政府现在是不能发债的,应该叫做地方债务性融资。这种模式是要命的,会使银行产生巨大风险。这也是一些做空中国机构认为银行坏账将会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巨大隐患的主要理由。

  关于改革,我认为,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解决地方债务性问题。解决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最好的办法就是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但是按现有的制度,这是不被允许的。所以,财税制度改革亟需推进,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是改革的方向。

  这可以参考国外的经验,那就是发行市政债。根据国外的经验,地方发行市政债是需要议会、审计机构、财务机构共同操作,保证它的透明性、公开性。而在中国,监管缺失是最大的阻力。如何对项目进行评级、审核是需要体制改革来推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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