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观察
达沃斯特别策划

怎样熬过经济困局

文|本刊记者 谢泽锋 张延陶 朱玥 日期: 2013-09-02 浏览次数: 2042

  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场痛苦的结构性变革。

  美国国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问题愈发严重,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引发了一场小型的金融恐慌,日本还在继续量化宽松试图复苏,而其他经济体也未能找到明朗的出路。

  所有人都在思考,怎样才能熬过去?

  答案也许各不相同,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主题为“创新势在必行”。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意识到,现在正是韬光养晦、修炼内功的时机。马云改变了中国人的购物习惯,乔布斯颠覆了全球手机应用格局,这些创造性企业堪称典范。毋庸置疑,拥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及经济体,才拥有抵御经济风险的法宝。

  尽管中央表示“释放改革红利”仍然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然而至今“打点滴”式的改革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如何平衡短期稳增长与长期改革之间的关系?当下的中国经济困局如何应对?如何激发市场创新的能量?不妨听听几位经济学者的见解。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郭田勇 银行业市场化大势所趋

  银行的风险首先是坏账问题,各方的说法莫衷一是,至今没有明确的数据。

  因此,究竟银行坏账问题给行业带来多少不好的影响,现在还不好估量。但是,国家审计署已经在摸底,相信在实际情况清晰明了之后,相应的办法就会出台。

  影子银行方面,风险是会存在的,因为影子银行面对的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没有银行客户质量优。但是为何仍有客户选择影子银行?因为存款人获得的收益要高于银行,而高收益背后当然是高风险。

  我认为金融热实体冷的说法其实是存在问题的。虽然,现在有很大一部分资金在银行间流动,但是银行间的资金很多都是买的企业债,因此并不能说这些资金就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我们现在无非是要规范银行间市场,防止资金追逐风险偏离度比较大的业务。

  当前的银行业确实需要改革,民间金融肯定会给传统的银行业带来冲击,尤其像余额宝这样的产品对银行的传统销售渠道已经造成影响。

  其实,面对格局的改变,新鲜血液的注入,不单单是银行业,只要是企业或者是想要盈利的行业,在未来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充分市场化。这是大势所趋。

  在此基础上,银行自身提升创新就显得尤为必要。因此,在市场化竞争变得更加充分的环境下,银行自身的创新意识和服务能力势必需要得到进一步提升。

  当然,银行业市场化竞争是否能够得以真正实现,并非银行自己完全说了算。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以及金融业准入门槛限制的降低,这些能够促进银行业转型升级的改革,还需要监管层更多考虑。

  利率市场化是促进银行进行改革的一剂良药。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不宜过分强调推进速度的缓急。只要大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一切都好说。另外,金融业准入门槛的限制也已经有松动,比如国家已经在考虑设立民营银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李佐军 单纯投资拉动已到末路

  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趋势,我曾在2009年就预测将呈“V+U”型增长趋势。V型是指2008—2010上半年这段时期,U型是指2010下半年—2015年这段时期。现在看来,实际情况大致如此,但后两年情况还有待检验。

  从2010年二季度开始,经济一直下行,一直跌到2012年三季度的7.4%。由于去年5月政府采取了稳增长措施,带来了四季度的一个小反弹,但这只是U型下降通道上的一个回光返照,难以改变中国经济进一步下行的大势,U型底部很可能在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U型两端的高度是不一样的,左端是经济增速12%左右(实际是2010年一季度12.1%),右端2015年前后是6%-8%左右,2015年以后中国经济将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在经济持续下行的形势下,中央强调要采取稳增长措施。但这次稳增长措施与以往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所不同,主要是发展一些有发展潜力、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譬如节能环保产业、信息产业等。这些行业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不会像印钞票、降低利率那样立马产生效果。

  我要强调的是,稳增长并不意味着经济一定要往上走,保增长则一定要往上走。稳增长的主要目的是要防止经济大起大落,趋势平缓下滑也是稳增长。

  我不太赞成为了保GDP增长而留住那些本应淘汰的产业和企业。我们应该尊重经济规律,让那些没有效益、没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和行业逐步淘汰。

  我认为,单纯从需求端的“三驾马车”来寻求经济增长动力是有问题的,过分强调它会产生一系列的副作用和“后遗症”,应更多地从供给端去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供给端的经济增长动力可以概括为“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它们正好对应着中央最近反复强调的释放改革红利、结构升级和创新驱动。

  过去单纯依靠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这种模式带来了投资效率低下、政府债务负担严重、资产价格泡沫甚至金融风险等一系列问题。当然,我们不能一概否定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投资必须注意三个问题:谁来投资、投资失败了谁来承担责任、怎样提高投资效率?

  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新动力。我国创新不强的根源是制度不健全和不合理,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创新还需要有融资条件。需要通过改革金融制度,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理论室主任

  刘霞辉 还是靠深化工业化

  第三产业是我们国家目前为止相对落后的产业。因此,三产尤其是生产型服务业面临着较大的改革需求,因为垄断、国家控制都在这个产业里面。

  比如说文化、体育、娱乐、医疗、教育、金融服务等,这里都存在比较严重的国家垄断或者国家控制的现象,所以这些产业的生产潜力没有激发出来,市场没有有效地形成。这在未来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都比较困难。从道理上来讲,企业面临困难,它有先天的调整能力,但有一些是企业不能把握的东西,就是大环境。这时,就需要国家主动做出调整,在大环境中给企业创造一些调整的可能性。

  我认为,以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阶段而言,中国并没有处在创新的阶段。中国的企业,包括整个国家应该说并没有把创新真正的提到议事日程上。因为,我们国家现在仍是中等收入国家,以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以及整个国家的发展能力,不可能提升到创新型国家的层面。

  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提升,人力资本的改善,企业的结构调整,慢慢为中国在未来成为创新型国家打好基础,但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再谈增长质量与速度的问题,我觉得二者不是必然矛盾的。既然中国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压缩了正常的生长过程,那必然会有得有失。结构性的碰撞,短时间里会产生很多剧烈的摩擦,导致了所谓增长质量和速度之间的不均衡。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是靠深化工业化,加快城市化。因为农村人口还是太多,劳动生产率太低,只有把低端劳动生产力的人口,不断转移到劳动生产力更高的城市,以及其他的产业去,中国经济才能往上走。未来一段时间,继续推进劳动生产力转移将是我国保持增长的最大动力。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沈建光 盘活3.25万亿国库资金

  在我看来,7月官方PMI的转好缺乏广泛的数据支持。

  目前诸多经济指标已经回落至2009上半年水平即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为艰难的时刻。当前经济确实存在硬着陆风险,应引起警惕与担心。

  二季度GDP回落至7.5%,触及了决策层既定的增长下限。投资增速创2003年以来新低,工业增速也与2009上半年接近。如果考虑到被高估的出口增速,真正的经济情况恐怕更差。

  未来,经济下滑何时出现拐点取决于宏观经济政策。7月宏观政策拐点已经出现,如果下半年稳增长政策措施能够切实落实,9月有望扭转经济下滑走势,出现宏观经济的拐点,四季度经济或将实现小幅反弹,全年经济增长能够达到7.5%的政策目标。

  我一直强调,越是经济下滑阶段,越应该发挥反周期政策的作用。而近期诸多利好政策相继出台,包括支持小微企业、加快铁路建设、确保出口稳定、加快行政审批权力下放及投资项目审批等,说明政策已经转向稳增长,体现了新一届政府宏观调控的及时性。

  当然,也应总结早前经济刺激计划的教训,稳增长政策不应该再让银行承担准财政功能。如果能够通过结构性减税和发行调结构特别国债,专门用于保障房、基础设施、水利及新技术和新能源等项目建设,便可有效拉动投资,也能作为杠杆带动地方融资与保障房建设,对稳增长与调结构均有裨益。

  我建议,下半年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考虑盘活3.25万亿国库资金。而货币政策方面,由于当前中小企业资金压力仍旧很大,货币市场利率仍在上升,降低基准利率确有必要,宜早不宜迟。

  当前中国城镇化率为52.6%。未来以城镇化为核心的经济振兴计划也在加速,围绕户籍制度,农村土地流转,财政体制及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推出,有利于进一步释放内需,带动投资与消费,支持未来经济增长达到7%。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徐建国 必须城市化

  自2010年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的放缓是多方因素叠加的结果。

  不过,硬着陆这个说法现在还谈不上。二季度经济增长跌至7.5%,但与其他国家比,这个速度本身并不低。而且我们处于经济周期底部,对于底部而言,7.5%这个速度也不能说很慢,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就业压力。

  现在大家热谈的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其实可以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理解。钢铁、水泥、煤炭、电力等都是周期性很强的行业,在整体经济良好的时候往往各种紧俏,资源紧张;经济放缓时候,便被扣上产能过剩的帽子。

  社会总体经济水平提高,居民用电的要求也高,未来经济恢复了,行情可能就恢复了,不用过于悲观。产业和经济是硬币的两面,谈不上谁拖累谁。

  现在到了一个重要的改革窗口,应该做一些基础性的改革,不用过于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速。整体经济结构的改善要牺牲一些短期的速度,调整完成后,经济增速还是会快起来。

  在这个重要的改革窗口,倘若能在促进土地流转、规模经营,鼓励城市吸纳新移民方面有政策措施出台,则未来10、20年的繁荣可期。

  当前的改革比以前要复杂,很多关系不容易理清楚,拿出方案更难。比如农村土地改革、户籍改革和城市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土地改革释放人口要由城市化来吸收,城市吸收新移民需要各种配套,包括医疗、教育、社保、城市基建各方面的配套,都需要花钱。地方政府的财务需要平衡,钱本来就很紧张,因此又牵涉到财税方面的相应改革。

  但城市化又是大趋势,是必须做的事情,要不然长期的繁荣就没有了基础,拖着其实是鸵鸟的态度。所以,现在的问题需要仔细分析,改革要稳扎稳打,避免操之过急,忙中出错。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周子衡 经济判断脱离实际很远

  现在大家习惯于掉进一个逻辑,如果没有太大的硬着陆风险,就可以调结构;如果有太大的硬着陆风险,就要保增长。

  我认为这个逻辑本身就有问题。任何国家的政府在任何的时间段都是要稳增长。所以,结构调整到底是什么东西,需要好好考虑。如果经济不好,局面不好,那么所谓不合理的结构就应该存在下来?如果经济转好,这个结构就应该调整?

  增长和结构调整,都变成人为制造的问题,政府和主流意见都在人造的钢丝上找平衡,这是很有问题的。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曾经把太阳能作为结构调整的标杆,各地纷纷上马,一下子出现产能过剩。在宁夏和内蒙相交的地方搞太阳能,但是太阳能发电却不能并入电网。自己的市场不开放,能调整什么结构?

  政府应该是单一目标,那就是经济发展,尤其是当前的背景下,调结构可以说是一个伪命题。不应该存在一个经济体系之外的力量整顿这个经济体系。

  中国经济放缓是必然的,不过相对来讲中国经济增长并不低,但问题是存在的。

  金融方面,比较大的问题是汇率。人民币的货币基础是美元,汇率改革做不好,会有大的问题。这是中国的命门,一旦出现问题,金融领域真正的动荡就会出现。

  人民币国际化是对的,但是变成人民币自由化则是错误的。现在整个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都是对的,应该更积极地推进,增强人民币的国际需求。只有当人民币的实际需求到相当的分量上,整个的汇率问题才能得到好的解决,没有这个基础,其他都是空谈。但是人民币的自由化相当于美元自由化,于中国没有实际意义。

  债务问题和利率问题都不是问题,中国的债务约束跟西方的债务约束完全是两回事,解决的空间很大。而在西方,立即会进入法律程序,导致企业或者居民破产。

  拿西方的眼镜看中国是看不通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根本不存在,财政根本不负担这一块,都是居民部门负担。那些判断都是伪命题。

  至于房地产问题,明明是住房需求过热,非得说成房地产泡沫。如何解释商业地产和住宅的价格倒挂?哪个国家商业地产倒挂到中国这个地步?为什么不投机商场写字楼,只在住房上投机?

  中国对经济的判断脱离实际已经很远很久了,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政府部门,其他方面全都没问题,经济时好时坏都是正常的。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诸建芳 维持可接受的最低增长

  我将现在的经济形势称作一种困局。陷入困局主要有五个原因。

  第一,美国政策转向带来的不确定性,QE退出可能性很大。如果QE政策提前退出,人民币的汇率波动,资金从新兴经济体抽离,将冲击中国经济;

  第二,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经济缺乏活力。从同比增长率和环比增长率看,中国经济增长在过去几年均有一个持续下滑的趋势;

  第三,产能过剩情况日趋严重,结构问题凸显。从2003年只有四个主要产业出现明显的产能过剩问题,2012年,则有19个主要产业均出现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

  第四,政策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就财政政策而言,一方面财政收入增长放缓;另一方面国防、外交等政府运营刚性支出超过27%,下降幅度有限,而民生和环保领域还需进一步支持。货币政策方面,目前货币总量已经过高,货币刺激风险加大;

  第五,系统性风险上升。从经济结构来看,真实出口小幅改善,但程度有限。投资的增长将被产能过剩拖累。最后,消费乏力贯穿全年,预期零售全年增长率为12.8%。

  对于这种困局,一是要维持“社会可接受的最低增长”,二是放权改革促经济转型升级。

  社会可接受的最低增长是就业、盈利、税收不全面恶化的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应最大限度地维持社会可接受的最低增长。

  长期而言,应放权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首先要启动新一轮改革。历史经验显示,经济增长比较低迷时,政府往往会顺应潮流推动改革。目前,以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模式已走到尽头。

  而改革核心内容应放权给市场和企业。改革的领域主要有: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垄断领域、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民生保障制度、资源品价格和创新等。重塑促进经济增长三大关键因素是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创新和催生新产业。

  中国创新一直不强,原因不是资金不足,而在于制度。中国的研发投入在经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当中并不低,研发占到GDP的2%。但是由于政府干预的程度比较高,创新转换的效率非常低。改革政府的干预,政府管理权限进一步下放到企业和市场,创新的效率会大幅提升,也有利于要素成产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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