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观察
经济学人

滕泰:该抛弃凯恩斯主义了

文|本刊记者 谢泽锋 图|本刊记者 梁海松 日期: 2013-10-31 浏览次数: 1920

  从民生证券辞职,创办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和民间智库万博经济研究院,滕泰实现了一次重要的职业转型。

  在平台型资产管理业务快速扩张的同时,万博经济研究院的创新理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理论,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其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更新供给结构,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认为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制度、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五要素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当前,总需求管理遭遇瓶颈,重启供给改革成为很多学者的共识。但滕泰认为,只有民营资本才是市场经济活力的最主要力量,他提倡大规模减税、放松垄断和管制、解除人口生育和流动以及金融资本、技术创新等各项供给抑制,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作为少壮派经济学家,滕泰直言敢谏。在他看来,当下中国经济的关键问题何在?他的新供给主义理论对中国经济有何裨益?

  坚决不搞政府规划

  《英才》:你的创新理论“新供给经济周期”,以及“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能不能解释光伏、风电等新能源的产能过剩问题?

  滕泰:任何一个产业都会经历新供给形成、扩张、成熟和老化四个阶段。在形成和扩张阶段,新供给会大规模地创造新需求;在成熟阶段,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减弱,而在老化阶段,供给甚至不能创造自身的需求。

  光伏产业和风电产业前几年由于受政府大力扶持,加速了行业的发展,供给大量增加,结果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走完了新供给形成和扩张,迅速进入成熟阶段,出现了巨大的产能过剩。好在光伏和风电只是人为加速造成的阶段性过剩,还不是供给老化,否则这些行业更没有前景。

  产业如此,国家的经济也一样。如果一个国家的大部分行业都处于新供给经济周期的前三个阶段,那么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经济会向上走。但供给成熟阶段的产业太多,不仅供给创造需求的效率会降低,可能产生产能过剩;一旦进入老化阶段后,大量消费品卖不出去,整个经济就会往下走。

  《英才》:你提倡放松供给约束,但是供给本身有没有一个边界或者约束?比如光伏,各地方政府都非常支持,资金、信贷、土地、政策都有支持,但结果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

  滕泰:所谓的放松供给约束,不是说人为地去刺激、去制造一些规划,比如政府贴钱。但其实用不着贴钱,只要政府把供给约束取消了,比如大幅度降低畸高的税收。

  中国企业整体税负是40%,欧美大概是26%,如果降低15个点,会有多少快死的企业可以变活?有多少原本产生不了的新供给和新需求会被激发出来?

  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是15%,如果降低到5%,原本亏损的企业多10个点毛利率就赚钱了,原本开不出来的厂子重新做一下预算,就开出来了。这也是放松供给约束。

  当然,除了税收成本和融资成本的降低,还有很多直接供给约束,比如垄断和管制,都需要逐步取消。

  很多学者赞成新供给的观点,却仍然支持甚至参与搞计划手段、搞规划课题。新供给主义的核心之一就是主张放松供给约束、坚决不能搞政府规划。

  抛弃凯恩斯主义

  《英才》:市场失灵的时候,怎么办?

  滕泰:市场失灵的时候也不排除政府干预,但是干预的重点在于供给侧。新供给不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完全退出,新供给主义认为政府要干很多事情,比如减税、降低融资成本、保障性住房、增加有效供给,还有很多基础设施、基础服务要做。

  供给端的管理,除了刺激新供给,还包括增加有效供给,激发社会的潜在生产力。比如提高人口素质,计划生育放开一点;放松户籍制度,让人口流动;资源让市场来配制;减少金融抑制,把资本成本降下来;取消垄断,取消管制,降低税收成本等等。

  《英才》:你为什么说凯恩斯主义的三驾马车分析理论在中国用过头了?为什么这么多年凯恩斯主义一直大行其道?

  滕泰:凯恩斯主义在二战以后到70年代末,极大地支持了欧美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如果没有计划经济,就没有前苏联、中国和东欧工业的迅速崛起。

  但当凯恩斯主义用得太多了以后,就会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过去十年,有两个东西搞得太多了,一个是计划和规划,另一个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即总需求管理。总需求管理反复折腾的结果,原本三五年一个经济周期,后来搞的两三年一个周期,再后来一年一个周期。过去这十年里,就搞了十几次上下的干预,这么弄就过头了。

  计划手段也一样,如同前面谈到的光伏产业和风电产业,很多产能过剩都是政府一手制造的。当总需求管理和计划手段都用过头,只能从供给方面出发,重新去启动激发经济的潜在生产率。

  《英才》:中国这么多年奉行凯恩斯主义,是因为做起来比较容易,还是习惯了?

  滕泰:我们几十年前是搞计划经济的,计划经济就是靠政府干预,计划经济改成市场经济后,政府手段不想退出,不想退出得找个理由,凯恩斯主义给了一个理由。市场不行的时候,由政府刺激需求,它天然就跟计划经济是亲戚,都是政府干预的一套理论,搞宏观调控,而且越搞越上瘾,最后就搞得有点多。

  绝不安于后发优势

  《英才》:林毅夫提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投资而不是消费,你是否赞成他的观点?

  滕泰:他的结论只有一点我赞同,就是中国还能保持8%的增速增长10—20年。其他的我不赞同。

  第一,他支持投资驱动,我觉得这是不行的。他还是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从需求角度去看,到底是投资驱动,还是消费,还是出口。我是从供给角度去看,从长期来看,供给能够创造自身的需求。我们分析的框架不一样。

  第二,他认为投资能够持续增长的一个根本逻辑是,中国在国际分工的地位里是后发优势,制造工业产品是我们的优势,所以中国没必要在高科技领域跟美国去竞争,而是在自己强势的领域里把它做大,占有相应的优势。每个国家,都在自己国际分工里最强势的领域去努力,整个世界经济就会繁荣增长。为了维持这个制造业的优势,中国还需增加基础设施、基础服务投资,还可以投个20年。

  从逻辑上来看,这一套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在于他的起点就是错的。中国为什么要安于比较优势?中国安于比较优势,世界经济是增长了,大家都低价享受中国制造的商品,但是中国在出口这些商品的时候,有没有拿到应得的贸易利益?这是核心问题。

  凡是新供给形成阶段的产业,比如很多高科技领域的利润都是非常厚的,而后端的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所谓中国的贸易优势领域,其底层分工、做加工贸易的利润是很薄的。他没有考虑中国如何在国际分工里、在贸易利益分配里,获得应得的甚至更高的地位。安于国际分工确实能为世界经济做贡献,但这未必能够保证本国居民福利的最大化,这是一个错误。

  另外,比较优势不是天然形成的,它是历史形成的,是可以改变的。美国生下来没有硅谷,中国一开始也没有中关村。未来的世界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服务经济、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这些都是我提出的软财富领域。

  中国绝对不能安于林毅夫说的这种世界给定的后发优势,干给定的活,为了给定的活再修一堆基础设施。这个理论不会造福中国,而是会误导中国,所以新结构主义的理论是错误的。

  《英才》:你非常强调软财富,比如文化、IT信息等,软财富的意义何在?

  滕泰:一个中国企业生产衬衫,只能赚10%的毛利,但是美国人贴个牌再卖回来,价格就涨几倍——老百姓买的是品牌等软财富。这跟苹果手机是一样的,很多零部件是中国生产的,机器是在中国组装的,但中国企业没拿到多少利润。如果中国只能作为一个全世界的制造中心,干最苦的活,消耗最多的硬资源,赚5%—10%的毛利,这样的国家很难强大。

  新供给主义也许能够保证中国十年增长,但是没有百年以上的繁荣,是不可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而百年以上的繁荣必须靠软财富战略。

  为什么要搞软财富

  因为在200 年前人家搞硬财富的时候,我们在搞农业生态,我们竞争不过人家;现在我们搞硬财富的时候,人家在搞软财富;硬财富消耗的是硬资源,人家软财富消耗的是人们的创意。

  新供给主义的基本立场

  新供给主义在计划和市场之间,一定是选择市场;在需求和供给管理之间,一定是选择供给管理;在民富和国富之间,一定是倾向于让财富更多地流向民营企业和家庭;在减税问题上,毫不犹豫地支持大规模减税,而不是结构性减税。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创造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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