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观察
经济学人

黄益平:金融市场扭曲最严重

文|本刊记者 谢泽锋/图|本刊记者 梁海松 日期: 2014-03-04 浏览次数: 3284

  从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到北大教授,从市场到书斋,黄益平的目光一直专注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转型。

  30多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经济奇迹,然而也积累了沉珂羁绊,最为鲜明的特点便是高增长和结构失衡。不过在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的迹象,首先经济增速下台阶,7%—8%的速度成为了新常态;再次,经济结构也显示出改善的趋势。

  毫无疑问,市场化改革的继续推进是再平衡的前提条件,在决策层提出“不刺激、去杠杆、结构性改革”的总基调下,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之路将如何演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黄益平对《英才》记者进行了详细解读。

  提防减速过快

  《英才》:在“不刺激,去杠杆,结构性改革”的总基调下,经济增速是否会进一步下滑?

  黄益平:今年国际经济形势会好转,世界银行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达到3.2%,这对中国的外需提升有帮助。其次,各个机构的预测今年和去年差不太多,平均在7.6%左右,没有明显大幅度减速的预测。

  我个人认为今年的增长会有一些下行风险。第一,尽管欧美经济好转,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像以前那么明显,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国出口的产品和国际需求的产品不完全匹配;第二,政府要控制债务风险,未来地方政府融资不会像过去那么容易;第三,随着金融改革的推进,今年可能会有一些小型的金融机构破产,理财产品可能出现问题,如果政府没有新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出台,经济确实存在下行风险。

  我认为2011—2020年中国的增长潜力还在8%附近,2020—2030年间会降到6%,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目前的增长潜力是6%—8%,对于这个区间是有共识的。

  《英才》:在经济“下台阶”的转轨过程中,要面临哪些需要警惕的风险?

  黄益平:最大的风险就是减速过快。减速过快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比如会出现普遍的失业,很多企业的盈利状况会出现问题,可能会导致银行坏账增加,甚至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减速太快肯定会有问题,但这些都不是目前的主要矛盾。过去很多人一直担心劳动力问题,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太慢不能保障充分就业,很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实际上劳动力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8年提出保8的时候,劳动人口每年增长800万,现在是每年减少350万。

  去年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减到7.3%,但是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的问题,所以政府提出的增长必须保证在7.2%,我认为是有问题的。从上述数值来看,增长底线应该比官方所说的7.2%要低很多。7.2%有可能是过高,这可能会严重挤压今后改革的空间。

  扭曲的金融市场

  《英才》:你认为中国经济是否出现了再平衡的迹象?

  黄益平:中国增长模式在转变,增长速度已经下来了,过去低于8%要出大问题,现在似乎担心的不是低于8%,而是7%或者是7.5%,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再平衡方面,第一,经常账户的盈余从2007年最高占GDP的7.8%降到3%以下,并且已经持续了两年多,应该说外部经济已经完成了再平衡;第二,收入分配有所改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显示,2008年以后在不断改善,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争议。我个人认为数字本身准不准值得讨论,但这个趋势是合理的;第三,我做的研究显示,消费占GDP的比重在2008年之后出现回升的迹象。

  中国经济模式,一方面增长速度非常快,有人称之为经济奇迹;另一方面,经济失衡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环境污染等等,这些问题又表明这种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两个极端的现象,我认为是因为中国过去采取的是不对称的市场化策略。

  《英才》:怎么理解不对称的市场策略?它造成了哪些扭曲?

  黄益平:一方面产品市场全部都放开了,像农产品、制造业、服务业的价格都是由市场供求来决定的;而另外一方面要素市场并未市场化,劳动力、能源、土地、资源,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扭曲,价格不完全由市场决定,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价格被压低。

  我把它理解为政府通过不对称的市场化,通过压低投入品的价格,变相补贴企业,同时向居民征税。30年的市场化过程,也是不断从居民向企业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过程,所以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

  消费为什么疲软?就是因为居民的收入增长赶不上GDP的增长。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经济活动很活跃,因为投资者、出口商和生产者其实是受到了变相的补贴。这是我理解过去增长模式的一个核心框架。

  而现在发生变化,主要原因是工资大幅度上升。但劳动工资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看成是政策扭曲,因为过去是二元经济,劳动力无限供给,工资一直压得很低,所以企业利润率很高。现在劳动力短缺,工资每年上升15%-20%已经持续了七八年。这对再平衡起到巨大影响,结果就是企业的利润区间遭到压缩,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下降,投资回报减少,所以经济活动放慢了,同时经常项目的顺差开始受到挤压。

  但上述再平衡迹象仅是经济模式转型中很小一部分,无论是从收入分配、消费结构,还是其他结构来看,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做。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取决于要素市场改革,最核心的因素是金融市场,所有扭曲中金融市场的扭曲最为严重。

  不对称市场化的后果,不光是财富不断从居民向企业再分配,而且还由小企业向大企业收入再分配,因为大企业得到了廉价的资源,使得中小企业得到的资源成本进一步提高。

  改革的逻辑

  《英才》:现阶段,你认为这个方面改革最重要的是什么?

  黄益平:目前来看,利率市场化是最核心的。利率是最重要的金融价格,而利率管制导致民间借贷风险、影子银行。这两年影子银行发展这么快,就是因为市场不能再接受管制的利率,老百姓不愿意再把钱放在银行里。可以说,影子银行是变相的利率市场化,其实是一个进步,而不是退步,只不过在交易过程中同时也伴随着很多风险,如果没有监管,很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风险。

  《英才》:应该让这些影子银行,高利贷的方式更加阳光化,合法化。

  黄益平: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或者改革不是说要消灭它们,说它们是洪水猛兽,而是怎样把它们变得透明的过程。现在大家去买理财产品这种新的金融产品,但往往不知道投什么东西,买的人也不知道,卖的人也不告诉你,有的时候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有风险的。

  《英才》: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面,超过你预期的是什么?

  黄益平:最重要有两条。第一,高层推动和过去不一样,过去的改革是自下而上,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很多改革按照过去自下而上的方式很难实施,比如资本项目开放,自下而上是很难,必须要有相应的顶层设计。

  现在的改革和35年前的改革有很大区别,35年前的改革对象是老体制的东西,但现在要改革的东西不单纯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东西,有很多是在这35年期间积累起来的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发展如此强大,形成垄断,怎么打也打不破。其实30多前没有那么严重,现在改革的对象和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恰恰这些改革的对象,过去是改革的力量。这导致改革变得更加艰难,我希望顶层推动,可以增加权威性,克服利益集团的阻挡。

  第二,这一次改革中,突出的是完全市场化的概念,今后7年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的最后一个阶段,可以说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最终一脚。最重要的就是凡是市场能决定的政府就不要干预,这是非常明确的表述。

  国企改革的革命性变化

  口述|黄益平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应该说是令人惊喜的。我认为最核心的是国有资本管理,对国有企业要从过去的管人、管事、管企业,变成管国有资本,很多人将其类比为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这是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革命性的变化,如果能够真正落实,会避免过去让企业通过跟政府搞关系,政府延伸行政力量,干预市场获得垄断地位,阻断这种跟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做法。

  以后国资委成立一个投资公司,就管钱,把钱投到他认为有回报的地方。对企业来说,不存在所谓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都是混合型的企业,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氛围。只不过是代表国家的投资机构,如果认为这个企业有发展前途,投资回报比较好,就对他进行投资;如果觉得一个企业前景不太好,可以把资本从这个企业撤回融合到另外的企业,这就避免行政力量的干预量,它关注的就是国有资本的投资和回报。

  总的一条就是,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企业的归企业,过去全混在一起。虽然35年的改革希望走市场化,但政府还是包办了很多本来由企业和市场做的事情。现在到了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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