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影响力
首要影响力

跨国公司眼里的中国价值

出处|英才杂志1月刊 日期: 2009-01-05 浏览次数: 853
 

中国价值

金岩石:今天我们来探讨两个词,一个是中国影响力,一个是中国价值。这里面一定有东西,所以你们这些跨国公司才会冲到中国来。金融海啸来了,别人都往外跑,你们还在这儿,你们为什么不跑?你们到底在这里干什么?什么东西吸引了你们?

高群耀:不管是从企业的角度还是从职业经理人的角度,谈中国价值都是非常必要的。

伴随着中国崛起的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科技,一个是改革。科技,具体讲是数字化的科技。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这场科技革命的受益者。而科技革命的过程中,有一个更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全球化。没有中国就谈不到全球化,只要全球化,就不能不涵盖中国。科技、全球化给我们这代人带来了就业机会,所以我们这代人是受益者。

林正刚:有观点说跨国公司互相之间是竞争、挑战的概念,现在这个概念已经过时了,要改了。我们现在是要找合作的机会。合作的机会比挑战的机会多得多,为什么要浪费时间挑战呢?挑战是内耗,所以我们要合作。

张亚勤:如果说中国企业走出去叫全球化,那么外国企业进到中国就应该叫做中国化。这个过程中,外企要主动、积极地调整身段,要融入到中国的产业里去。

什么是中国价值呢?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尽管在全球金融风暴这个大的环境下,但中国还是最有前景的国家。

跨国企业到中国不仅仅是看前景,还看重中国是个创新的人才基地。微软在中国做很多的研发,其实最终也都是走向世界。微软中国的研发集团有一个理念:中国“智”造,“慧”及全球。所以,中国呈现出了极大的价值。

关志华:首先,巴斯夫来中国是为了交朋友。其实,巴斯夫在中国已经营了120多年了。此外,巴斯夫来中国,是因为中国有传统的文化,而且有很大的包容力。中国现在基本上是全球化的带动者。

陈锦亚:中国在全球是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过去都说中国和全球是两回事,我觉得是一回事,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如果把中国和世界分得很开,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另外,我认为一个企业发展的社会责任特别重要。比如说铝制的东西是高消耗、环境污染很厉害,但是如果可以把铝制的产品做好,在生产中排出的不是二氧化碳而是氧气,那么这种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就大了。中国人必须成为狼,不能是羊,羊是要被狼吃掉的,中国人应该站起来和人家打,打赢了才是真正的英雄。

闵毅达:我娶了一个印度太太,但是生了一个中国孩子,我现在跟我的女儿学中文。我说的“印度太太”是指我太太的护照是印度的,“中国孩子”是指她的出生地是中国。所以,我拥有一个国际家庭。过去戴尔看重的是美国本土之外的成本——中国便宜,现在戴尔看重的是创新——创新的潜力中国更大。

 

全球共融

金岩石:现在,我们大家都被三个屏幕控制了:大屏幕电视、中屏幕电脑、小屏幕手机。这是幸福还是危险?

张亚勤:确实,技术有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影响。我们不能变成技术的奴隶,我们要控制它们,让技术成为工具。比如,我的手机从来不开声音,我觉得手机不能有声音,手机是用来发E-Mail的,不是用来打电话的。

这三个屏幕是没有错的,他们是高科技公司不断创新的结果。而控制这些高科技公司的是在座的各位用户。所以,我相信人是比机器聪明的。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人把机器作为工具,而不能被机器控制。

高群耀:这三个荧光屏的势力真的很大,这是IT、互联网、电信、传媒四大产业融合的结果。但是,我不同意这三个荧光屏是被技术所控制的,这里面传递的中心是内容,真正有价值的核心是内容本身。

张亚勤:如果一定要刻意强调某个国家化,那么全球化的真正含义应该是共融。今天,全世界的核心词是和谐,而不是哪一个主义战胜哪一个主义。

在过去30年中,我们最大的错误概念就是世界是平的。现在,世界其实不是平的,以后也不会。技术和人才可能已经跨越了国界,但是文化、产品、市场、服务却越来越本地化,越来越个性化。互联网是全球的技术,所以互联网在全球都能够成功,我认为这是很大的误解。成功的企业不仅仅是因为技术,而是从文化到商业模式都要做到最佳。

陈锦亚:我理解张亚勤的意思:全球化的意思不是说中国要把全球都中国化,而是全球在融合、保持自己文化的同时,能把其他文化中好的东西也融入进来,最后的结果是中国更加全球化,而全球也更加认识中国。

闵毅达:这三个屏幕跟我们原来的传统消费需求——吃饭、睡觉是两种层次的需求。以前是关注实际的需求,现在则进入了人们高端的需求。

技术就是超越身体的需求而满足脑子的需求。当你的脑子有了需求,技术会让你的需求更加强大、更加有力,当人们用脑子来创造东西的时候,创造力会更多。所以,中国的文化作为一个头脑中的东西,通过现代的技术,能够给世界更多的影响力。

林正刚:如何看互联网的发展,今天的中国已经领先全世界——中国的网民是全世界最多的。其实,无论推什么技术、什么内容,用户不接受还是没有用。比如上网,如果没有网民的需求,最终就不会有网络的发展,也就没有这么多的网民出现。所以,技术只是手段,最后能否成为趋势,完全是市场的需要。

因为金融海啸的关系,所有的公司都会受影响,大家的第一个反应是降低成本。思科降低成本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安装一个视频系统,一年中思科大概节省了1亿美元的会议往来交通费。

关志华:有两个很简单的词:一个是生命周期,一个是生活方式。我们看一个产品要看它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发明、制造、使用的过程。所以,我们可能是问题的制造者,但是综合来看,有些则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第二个是生活方式,就是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我们要反思生活的需求。我们告诉所有的生产商,我们需要什么和不需要什么。

 

制度创新

高群耀:外企进入中国分为好几个阶段。原来讲引进,与之对应的是冲向中国。今天讲走出去,所以,已经在外企工作和即将工作的人,他们即将是中国走出去的力量。外企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最难的是人,现在中国走出去最难的也是人。

外企在中国做事,常常得益于政策的变化和制度创新。我想请几位老板谈一谈,你在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如果有,你在什么地方曾经做过制度创新?

林正刚:过去几年来,我没去特别追求创新,没去追求在美国没有做过的东西,只是根据需要,想了一些方法,自然就变成了一种创新。这代表什么呢?实际上,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市场是很大的,所以有很多机会创新。

张亚勤:我举一个例子。几年前,很多的优秀人才都希望得到博士后学位。但是,博士后本身是外企或者是跨国企业所没有的。这对于我们是一个限制,微软就很难吸引这样的人才。最后,我们和有关部门花了3个月的时间,在微软研究院做了一个试点,成立了跨国企业的博士后工作站。通过这个机制,我们吸引了400多个最优秀的人才。但是,这种做法在美国是不存在的。我认为,这就是在中国的制度创新。

关志华:制度创新不是关着门自己创新,创新是一门学问,需要很长的时间。我想,国外公司基本上在国内都有研发,而这些研发人员、技术人员基本上都是国内的。在这种交流上,重要的一点是外资公司能够带动创新。

科技本身可以带动很多,但是这种科技不是我们一家独有,还要看市场。我们更希望跟国内的品牌合作,共同寻找未来的商机。

陈锦亚:在过去的20年,我们在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跨国公司在中国追求什么?到底全球在中国追求什么?中国在全球追求什么?

我不能说我得到了一个正确的理解,但是我最近在看老子的《道德经》,我发现观念转换是个最重要的问题。妄自菲薄是不可取的,目空一切也是不行的。30年的改革和开放,最重要的是把中国人的观念给改变了。所以,技术创新最终改变的还是观念——中国人不要把中国看成是国中之国,全世界也不要把中国看成负面形象。

我记得一位伟人说过:“人们的社会存在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其实人们的意识总是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中国人的特点是社会的变化可以被接受,中国人的包容性比谁都强。

闵毅达:中国要取得成功,最大的风险是在全球化和金融危机当中的保护主义和封闭。中国的成功要依靠全球一体化,在一体化的进程当中,才能够看清中国的位置。

全球化是好的、技术是好的,这是大家接受的观念。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创新能够给我们带来力量?所以,当中国接受了全球化是好的、技术创新是好的这两个概念,实际上中国就接受了这两个东西的核心——融合、共融是好的。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创新的时候,创新最大的益处就是它带来了长期的利益。

金岩石:和谐社会的“和谐”一定是超越国界的,而技术创新和全球化都给我们带来了和谐的利益。所以,什么是中国价值,其实就是我们中国的智慧,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各个不同的角度都能够看到的东西。

(文字整理|周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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