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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勤:核电的价值抉择

文|本刊记者 严睿 图|本刊记者 梁海松 编辑|朱雪尘 日期: 2012-01-04 浏览次数: 4865

  “核电,不是选项,而是必然。”

  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8个月之后,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核集团)总经理孙勤面对媒体,深入剖析中国核工业发展问题。这位在核工业系统中沉淀了30年的核工业人,与《英才》记者的长谈中,波澜不惊。

  福岛核电站的灾难性事故所引发的世界范围内的核产业大震荡。除了大规模争论核电的安全性之外,更为实质性的举动也在全球扩散。

  2011年5月3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将在2015和2022年之间关闭为该国提供约28%电力的18所核电厂,转投再生能源领域。德国工业制造巨头西门子公司也响应政府的表态,计划退出核工业领域。

  紧接着,“翻过这一页”的国家是瑞士和意大利,核电占比总发电量超过50%的比利时也随后宣布,阶段性废除核电站。不过,核电大国法国以及荷兰则表示继续推进核电发展。在是否“弃核”的问题上,欧洲国家分化两派。

  在国内,对于国务院紧急出台的“国四条”中规定的“在核电安全规划出台之前暂停审批新项目”,各方的解读是中国核电建设骤然放缓。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核电建设的起步时期,就曾经历过类似的状况。1986年,前苏联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引发了全球性的反核浪潮。但是,经过科学论证,中央做出了我国核电发展方针不变的正确决策,我国的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得以继续进行。

  新千年之后,中国核电建设迎来了政策上的转机——从“适度发展”变为“积极推进”。2007年11月间,国务院批准了《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并明确提出,“到2020年,中国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000万千瓦,在建1800万千瓦”。

  此后,该目标在如火如荼的投建浪潮下,不断放大。而“十年核电投资超万亿”,成为现实的产业大蛋糕。

  仿佛是上天有意的安排,正当中国核电建设要发力“井喷”之时,国外的核事故再次成为“掣肘”。不过,对于一个能源消费的超级大国来说,核电仍然有着更为确切的发展理由。

“中国发展核电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必然。”在调任中核集团总经理之前,孙勤是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对于国内整个能源结构状况熟稔于心。

  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11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超过10.4亿千万。而火电占比虽然在“十一五”期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但目前仍在60%左右,远高于26%的世界平均水平。

  当前,中国煤炭消费量占据了全球煤炭消费量的一半。2010年的数据显示,全年煤炭消费总量为32亿吨,其中电力行业耗煤为17亿吨,占比超50%。预计2011年,煤炭产量将超过35亿吨,按此增长速度,2015年40亿吨上限目标的“盖子”,显然是盖不住的。

  现在以煤为主的火电问题,产生连锁反应。二氧化碳的排放,环保的压力;资源在西,市场在东,运输的压力;更不消说,火电企业集体亏损,五大电力集团资产负债率一同撞上85%的红线,都在寻求能源结构的大幅调整,甚至涉足核电。

  中央一号文件将水电定格在2011年电力行业投资的焦点,“十二五”期间4万亿的投资计划,也足以说明国家推进水电的决心和力度。但受制于客观条件,国内可供开发的水电资源仅为4亿千瓦左右,目前已经开发2.3亿千瓦左右,增长空间有限。

  而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新能源开发始终不能突破技术瓶颈,使用成本过高。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具备成为主力能源的条件,这也是行业内的共识。

  “中国能源发展就靠两条:一是清洁煤,二是核能。清洁煤发展还不成熟,所以就能解决问题的来说,只有核能。从资源禀性,从能源利用率上来说,核能发展前景最大。”

  孙勤向《英才》记者罗列出一组数字:就全年发电能力来说,核电是7000多小时,火电是5000小时,水电是3000-4000小时,风能和太阳能大约2000小时。

  除了全年发电时间上的高效外,随着技术的提升,核电在储能、上网、环保等方面也展露优势,而在核电大省浙江、广东等地,核电电价已经低于火电电价,经济性更为突出。

似乎这一切,都已经为中国核电的必然发展,铺垫出新局,只等大规模投资建设的不断展开了。

  但有了政策的定调和市场的需求,是否意味着核电就此踏上坦途?显然,作为中国核工业发展最为核心力量的中核集团的领导者,孙勤并不那么乐观,毕竟横亘在前路上的任何阻碍都不可小看。

  比如,如何在安全性与经济性中找到平衡点,并引导整个产业安全高效发展核电?如何在肩负国家战略安全使命与创造企业利润的责任间,找到共同的价值点?

  再如,作为中国唯一拥有完整核工业体系的集团企业,中核集团能否创造出具有国际标准和品牌的自主技术?未来以核能强国走出去的同时,要怎样解决铀资源的束缚?

  甚至放在更大范围内考量,未来国际政治环境变化是否给中国核工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工业制造方面技术的提升速度不及核工业发展速度所造成的短板效应等。

  作为国资委的1号央企,中核集团是否有足够的内力与智慧去平衡国家战略、产业调整、企业发展中的种种矛盾与关系?

  绷紧的核链条

  倘若没有遭遇福岛“黑天鹅事件”,中国核电建设将会以怎样的速度跃进,难以说清,但无法绕开的核安全问题,始终摆在中国核工业发展的道路正中。

  “现在,核能遇到了问题,不可怕。因为,停下来检查整顿,总比出了问题再检查要好,这是负责任的态度;另一方面,这些年国内核电发展速度很快,也提醒了我们对核能、核安全认识需要不断深化。”孙勤认为日本福岛核电事故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好事。

  回到日本福岛核电事故本身,核电专家向《英才》记者表示,“事故有时发生的很偶然,也很必然。”

  事发时间点是一个关键因素。福岛第一核电厂1967年动工,1971年代投产,至今服役40年,已经到达了设计寿命。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也恰在地震前向日本核安全管理当局提出延寿20年,并获批准。

  偶发的地震并没有给获延寿审批的福岛留出多少“改错”的时间。况且,40年前设计的核电机组,安全标准较低,许多老旧设备又不可更新,但从经济角度考虑,却很难让这些老旧机组退役。

  “现在的奥拓在某些配备方面比40年前的奔驰强。就安全技术而言,现在的低档车也都有气囊、ABS等等技术配备了,40年前,再好的车也没有这些东西,设计理念没到这儿。”在国内核电专家看来,中国最早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要比福岛核电站安全。

  秦山核电站,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1991年12月投产,比福岛晚了20年。20年时间,核电技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秦山和福岛的技术基础完全不同。但秦山核电站安全服役20年,核电安全技术又提升了很多。

  “核能经济最大化,必须要建立在核安全的前提上”,这是孙勤认为福岛事故对中国核电发展带来的最大警示。

  相比技术的提升,要补足的是对核安全认识的深化。

  “比如秦山核电站,当初设计的时候只考虑到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设计基准事故,比如能够抵御多少级台风,多少级地震和海啸,但对于超设计基准事故就不像现在要考虑的那么多了。还有就是对超设计基准事故的叠加考虑的更少。”孙勤说。

  福岛事故正是在超设计基准事故的叠加下造成严重后果的。

  2006和2008年,东京电力公司虽然两次提高了地震的最大响应地面加速度设计,但却没有在延寿申请和审批中提高海堤的设防高度,致使震后14米高的海啸轻松越过不到6米的海堤,造成全厂断电。

别人的惨痛教训也是自己的镜子。在国家组织检查的核电防固以及中核集团自我检查中,的确发现了“十几个必须进一步完善的方面”。

  很长一段时间,国内核电发展速度较快,单从规模上已是全球最大的核电在建国家。颇有“赶超意味”的速度也将整个核工业链条“绷得很紧”,持续紧绷之下,风险概率随之增加。

  仅仅建造的过程就涉及装备制造、建筑质量、安装质量、调试质量等等环节。核电是一个资金密集、人才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领域,如果只一味追求建设速度,势必会在诸多方面出现能力的“摊薄”。

  “从人力资源、技术、装备等等方面积累的越来越少,摊薄的越来越多,就变成了隐患。都说厚积薄发,所以,控制速度,限制产量,提高能力,增加积累都是有好处的。”资深核电人士认为,现在有必要思考的是,对于核电领域巨大资金投向的调整,“过多的资金投入在项目上,那么技术开发就一定会受到影响。”

  对于核电的发展,政府政策并无转向之虞,只是更加强调安全性的基础。在2011年9月27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节能减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再次重申了五中全会的方针,“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

  发展方向不变,那么该如何理解“高效”呢?

  孙勤的理解是,在实际的建设过程中更要体现现代化的技术和专业化的管理。“核电是一个很先进的产业,但也存在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

  电力系统习惯性的“装机报喜”长久以来引导着行业始终比较注重产能,核电领域也是如此。“就像过去的GDP崇拜一样,起到了正向的作用,但也容易忽略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在孙勤看来,国内核电发展先要适当的控制发展速度。

  政府此前定下2020年完成“4000万千瓦装机+1800万千瓦在建”核电建设计划,业界普遍预计实际建设速度则可能在2015年左右就达到这一数字。到2020年,完成“6000万千瓦装机+2000万千瓦在建”应当是个现实的数字。

  但关键的问题是,十年间,8000万千瓦的建设规模,是否能练就出一个拥有自主品牌和技术的,具有国际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核工业强国。

  “我们‘十二五’、‘十三五’的目标不是要体现能做多大,而是要体现能做多强。中国要做核电大国很容易,但要做核电强国则还有很多困难。”孙勤对《英才》记者明确表示。

  造出“中国心”

  技术路线之争,从中国有核电站起就从未间断过。只是福岛核泄漏事故,将这种争论提高了更多分贝。

  日本福岛核电站是沸水堆核电站,而国内的核电站则基本都是压水堆核电站。到底哪种堆型更为安全?

  网络上,“顶”压水堆的“专业级”网友总结出沸水堆的两个安全问题:一是沸水堆直接驱动汽轮机的蒸汽有放射性,一旦泄漏便很麻烦;二是沸水堆整个蒸汽回路的抗压能力小于压水堆。

  “这个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更为科学的角度来说,堆型各有各的好处,不能因为出了事故,就应当把沸水堆核电站关闭,当年的切尔诺贝利就是压水堆核电站。”核电专家告诉《英才》记者,堆型好坏并非决定性因素,而技术基础才是更重要的。

  实际上,福岛核电站使用的是第二代沸水堆技术。目前,世界核电技术分为四个代别,中国运行的核电站多为二代或二代改进型,AP1000和EPR则属于三代核电技术,山东荣城石岛湾项目的高温气冷堆示范电站和原子能院实验快堆则属于四代技术。

  当前世界核能发展正在由二代改进型向三代技术过渡的时期。三代核电站大规模部署仍然需要示范电厂的建成和运行状况。

  美国和法国都是直接选择了三代核电的建设,而在国内,对选择二代改进型还是直接上三代核电的路径选择上,一直存有分歧。

  “过去我们希望将二代技术再改进,但长远看,这的确是不行的。今后还是要加快自主创新的三代核电建设的步伐。”孙勤格外强调的是“自主创新”,因为目前国内谈及较多,也较为成熟的三代技术是指以美国技术标准主导的AP1000压水堆。

  “我们核工业人的使命,不是多增加一个机组两个机组,而是能不能有过硬的自主品牌。”这是整个中国制造业面临的瓶颈,孙勤不愿看到很多制造业领域里的窘境,在涉及国家战略安全的核工业领域重复上演。

  “我们不只会造一个壳,要会造‘中国心’。搞核电的,我们可以搞很大的规模,但是总依托美国的、法国、俄罗斯的技术,最后总要有一条,你有没有过硬的自主品牌。”孙勤认为,真正检验自主品牌的竞争力,就必须走出去。

  现在,国际核电市场竞争很厉害,中国只有30万千瓦的机组能走出去,其他的都出不去,因为用的技术或者关键部件不是中国自主品牌。

  实现对其他核电强国的技术突围,并带动国内大量成套设备的出口。业内有一种共识,中国核电要走出去,还得靠自主的三代核电技术。

  就在2011年10月间,中核集团宣布其自主研发的百万千瓦级三代核电技术ACP1000,由科研设计转入工程总体设计阶段。国家安全局和能源局都对ACP1000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但让孙勤对中核集团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充满自信的是“集众所长的后发优势”。

  2015年后,国内自主品牌的三代核电技术可以实现产业化,这是孙勤给出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并未比先发国家晚多少,并且在走出去竞争的问题上,中核集团不会只是说说而已。

  中核集团瞄准的是对核能有旺盛需求的发展中国家。孙勤打了个比方“核电不像L V的包,拎起来就能走了。核电走出去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

  除了同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亲缘外,中核能够罗列出的竞争优势是:有很好的经济性、适应发展中国家;从人才培训到设计建造,再到燃料供应,系统服务也很重要,这是中核集团以及与其配套的中国企业的强项;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资金不足,中国可以提供资金支持,甚至是援助,而不会因此来卡对方。

  现在,不仅是在三代核电技术领域,中核集团雄心勃勃。对于四代技术的研发,也以“中外合作,以我为主”的方式,不断推进。

  核燃料的困扰

  国际核燃料产业集中度非常高。由于全球铀矿分布并不广泛,就国家来说,加拿大、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南非、纳米比亚,再加上美国、俄罗斯等富铀国,以及法国的公司,全球成规模的公司,不过8家。

 

  “粮食”掌握在别人的手里,显而易见,一定会对要成为核电强国的中国形成羁绊。而一直以来,中国被认为是铀矿资源不甚丰富的国家。

  至今,国内已探明的大小铀矿200多个,分布于23个省份,铀储量在世界十名以后。但国内铀矿超过六成是中小矿床,且矿石品位偏低,不能适应发展核电的长远需要。

  “我们开采铀矿,千分之三的就算富矿,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富矿是百分之十几的矿。这个东西是老天爷给的,就像沙特有石油一样,是天赋,不可比。”

  不过,“搞天然铀出身”的孙勤却认为,中国潜在的铀矿资源应该很大。“我们周边的国家都是富铀的,西边的哈萨克斯坦,北边的蒙古,都有很大的矿场,俄罗斯刚开始也找不到铀矿,后来突破了,一个矿就是40万吨的。铀矿又不会是按照国界线埋藏的,怎么就中国没有?”

  按照孙勤向《英才》记者分析的,中国与上述拥有大矿的富铀国同属一个大陆板块,并且地脉并未有多大的区隔变化。

  “我们真正搞核电是在‘十一五’以后,以前核电站不过三五座,根本用不了那么多铀矿,甚至不到现在几分之一的价格还往外卖,所以没投入去勘探开发。现在,大力发展核电了,不可能立竿见影,马上冒出来很多矿。”

  当然,差异还存在于生产效率上。核电专家披露“同样规模的厂子,中国和加拿大比,前者1000人,后者200人全机械化采矿,劳动生产效率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要达到这个水平,就得高投入。”

  除了投入不足外,战略储备也是个重要的原因。“总量要节制开采,开采的过程还有环保的问题,能耗的问题。国际市场有卖,干嘛不去买?美国铀矿不少,但它却是最大的天然铀进口国。”

  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是孙勤主张的解决方案。中核集团实际上也早已在海外开矿。2008年通过借壳收购设立的中核国际(2302.HK),正是中核集团专门从事海外铀矿资源开发业务的平台。

  福岛事故打击了全球核电发展,天然铀的价格被市场不看好,这也形成了抄底的条件。

  “抄底有两个问题:一是我们的海外开发能力够不够;二是有没有控制权,参股入股,是个简单的方法,但没有话语权,不能自主,容易被人挤兑。”尽管做起来吃力,还要应对各种海外开发的风险。

  虽然天然铀的进口并没有严格的控制,但在铀矿加工生产核燃料的整个环节上,出于国家战略安全的原因,国内核燃料的供应则是由中核集团绝对掌控。

  核电发展战略地位的迅速提升,使核燃料以及核燃料加工设备等相关领域需求骤增,供需矛盾非常明显。工程院院士陈念念曾表示,我国核燃料产业整体还处于初级阶段,在5个核大国中生产能力仅占3%—5%。

  “独享这一市场所带来的确定性需求”的中核集团,免不了被外界冠以“垄断”的帽子。

  资深核电人士向《英才》记者表示,从核安全的角度考虑,政府并不可能开放核燃料供应。而核燃料价格则是根据国际市场价格,由政府定价的,不能简单说垄断。更何况核燃料的一些重要领域的生产经营,也是对中广核(中国广东核电集团)等企业开放的。

真正拧巴的问题,似乎还不在于此。

  核燃料的专营并没有外界想象的“垄断利益”。“就整个大燃料系统来说,中核只做到了微利。因为过去没有什么发展,所以我们的规模太小。”孙勤去法国一家核燃料企业参观,法国人一条铀转化线,生产能力就到1.4万吨,而国内才刚刚将过去1000吨的生产线技改到3000吨。

  “我就跟他们说,能不能给我们设计个小的,人家说最小就是6000吨,再小就没法做了,因为不能做亏本的东西,而我们最大也才用到3000吨。”

  现在,市场的需求和“政策性垄断”反而给中核集团带来了压力。就是说,国内的生产能力、技术能力没有达到去国际市场参与竞争的水平,但企业的经济指标又必须跟国际接轨。毋庸置疑这对中核的长远发展是一个大问题。

  整合的企业价值

  无论核燃料循环系统,还是整个核工业这个大循环系统,整体技术水平与其他核电大国的落差,可以正视。但如何补齐差距,怎样选择路径,产业界却有较大分歧。

  比如,对于核燃料循环系统的发展,有观点认为:中核集团一家企业的技术和投入有限,很难满足现在的需求,应打破“大一统”的局面,适当引入国内竞争者,限制国外竞争者,才能促进核电的健康发展。

  亦有业内观点认为:中国要有自己独立、完整的核燃料循环系统,就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核燃料集团,提升核燃料的生产制造到后期废弃物处理的整个循环链的专业化水平,进而做大规模。

  “中国要发展核电,必须形成国家意志。”当过两年能源局副局长的经历,让孙勤有了更宽广的视角,并且形成了从全局考虑问题的思维方式。

  以整个核工业产业的全局视角来寻求发展核电的路径和涉核企业的发展方式,孙勤认为集团化的整合是最优的选择。

从企业层面讲,孙勤认为中核集团自身内部也需要不断整合。“很多东西,我们知道,但做不到。我们要保证安全、军工、科研、经济效益,这里面要考虑整个产业链布局,要为全行业服务,为政府服务。分散精力的地方太多,所以,中核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基本完成了非主业资产的剥离后,中核集团将整合的重点放在了“合”上。比如,将集团旗下的原子能院、同位素公司、核动力院的同辐业务合成一家企业,减少了内耗,增强竞争。包括后处理和核电部分,中核集团也在进行着很多类似的整合。

  “合不好,就是集团的责任了。这实际上是我们把政府职能转化为企业职能的一个重要体现。过去,虽然我们叫总公司,但实际上是政府的‘翻版’;虽然叫集团,但只是搞搞规划,下面的公司都是独立法人,各自为战。”孙勤坦言现在等于集团增加了经营责任。

  现代化企业的先进管理,是孙勤渴望在中核集团身上看到的。他也并不避讳学习同行的先进经验,“中广核一开始就学习国外公司的先进管理理念,并且与国外的平台结合的很好,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还要借鉴美国、法国等现代管理模式。”

  虽然在中核集团八大业务板块中,核电、核动力、核燃料和天然铀四个与核有紧密关系的板块,很难完全进入市场,但对于和环保、核技术应用以及新能源等板块,中核内部正在研究和推动市场化的进展。

  在整条产业链上,中核集团有所不为的则是设备制造。“设备制造,由哈电、东电、上电三大厂去做。然后还有一些东西,我们是要借助国际力量来做。比如核电的运行管理以及后处理方面,所以要和先进的国际公司学习。当然,必须是以我为主的中外合作。”

  有一句话,是孙勤很喜欢对中核员工讲的:“我们干的是事业,不是干职业。搞核的人,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国家的事业。”

  这句类似口号的话,却吐露着孙勤的某种心声。因为,外界对于中核集团这样的国家战略型企业认知、认同,往往只是从一个追求利润的企业角色来评价的。

  中核的价值,不是多一个堆,少一个堆的问题,而是如何体现自主创新,如何代表一个国家的事情。”

  回到“企业价值”的话题,孙勤的发问,更像是中国核工业崛起的承诺。

 

  独家高端领袖对话

  “我们有后发优势”

  关于核电发展空间

  《英才》:工业企业对2010年四季度经济形势的预期不乐观,这对于核电是否有影响?

  孙勤:国家鼓励清洁能源上网。在火电里面有一些规定,比如说现在每度电耗煤多少克,把耗煤高的全停掉。所以国家还是支持核电发展的。

  《英才》:核电的上网价格是如何定价的?

  孙勤:刚开始的时候,核电和火电一样,发改委定的一厂一价,后来地方火电改了,改成一个地区一个标杆定价。我们现在提出来,核电要规模化生产,要跟着地域标杆电价走。目前投入运行的核电电价也都是地域标杆电价。

  核电也是优先上网的。因为再好的清洁煤也会有二氧化碳排放,但核电是完全没有的,也不受季节性限制,不需要频繁启动,也不用参加调峰。

  《英才》:目前,核电占比总发电量不到2%,预计未来核电还有多少提升的空间?

  孙勤:我们的设想是把比例提升到4%。现在已经10亿千瓦的装机容量了,里面应该有4000万千瓦的核电。到2015年,预计总装机到15亿千瓦,核电就要达到6000万千瓦。中国政府有明确表态,到2020年,中国的非化石能源消耗占能源总体消耗必须达到15%,现在七七八八都算上,非化石能源消耗才占8.3%左右。剩下的近7个百分点从哪里找?需要发展核能。关于核安全

  《英才》:你说核工业伤不起,我们也看到,福岛核泄漏以后,很多国家停建或者计划关闭了核电站,你怎么看国内核电项目审批叫停?是否也会调低之前的建设计划?

  孙勤:核电项目的审批停下来,开展核电安全检查,是政府负责任的态度,是回归理性发展,也是符合核工业的发展实际。但中国发展核电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必然。中核集团要按照国家的要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确保核电的安全和高效发展上。

  《英才》:二代核电技术与三代核电技术,在安全性上到底有何差异?

  孙勤:应该说,相比二代技术,三代技术最大的特点就是增加了安全性,很多标准都提高了。比如断电情况下的安全性,甚至是更超前的安全性设计,过去要求的是飞机掉下来撞到反应堆可以抵御,现在就要求是飞机装满油,主动去撞击反应堆,也都要能承受的了。

  实际上,最早美国人找过我们,拉我们一起研究三代核电的非能动技术,但因为“十五”期间国家没批一台机组,产业政策不发展核电了。所以,就放弃了这个机会。十年前,我们的技术起点都是一样的,现在他们做完善了,我们回过头来再消化吸收,并不是很难。

  《英才》:美国人的A P1000三代技术是否现在是最好的?

  孙勤:他们的技术肯定是先进性的,对安全性是有提升的。美国在这方面的技术实力和基础是没有问题的,但并不代表他就是唯一的。美国人也接受了很多的挑战,但非能动也没有接受过福岛这种状况的挑战。现在,普遍认为最好的方案是能动加非能动。

  在国内,我们的A P1000也是好的,但最大的问题那是人家的技术,你走不出去。再说,核电能够成套出口,那不是“仨瓜俩枣”就能出去的。出去了,还要和美国西屋电气、法国电力公司,韩国韩水源,日本东芝这样的企业竞争。

  关于垄断与竞争

  《英才》:外界一直对中核核燃料供应存有垄断的质疑,你怎么看?

  孙勤:我要不考虑安全的问题,以中国的铀矿条件,放开去干,就知道这真不是有多少利可图的东西。为什么不放开?就是因为安全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只有一家搞,出了事情,就找中核。几家搞,走私铀矿,你要找谁?这不是一个燃料的问题,还涉及核保障的问题,两三家做,会互相推诿,说不清楚。

  《英才》:我们看到,截至前三季度,中核集团308.25亿元的营收,利润达到48.8亿元。但中广核200多亿的营收,利润也是40多亿元。这是否说,中核的盈利能力不如中广核?

  孙勤:应该说,从净资产盈利能力上,中广核比我们强,他们的资产基本都是发电资产。中核情况特殊,从基础科研到整个生产链,到发电,到技术应用是一个体系。发电,效益最好,基础科研没有利润。从产业链讲,前端是不挣钱的。我们总资产2000多亿元,净资产达到700多亿元,但其中核电资产并不多,多是科研资产,还有一些是燃料产业。

  资产结构不一样,所以他们利润率比我们高,这是事实。同一个政策支持,对中广核来说可能就是超额利润,对中核可能就成平均利润了,因为要照顾整个链条的前端部分,还要保障军品,解决历史遗留负担等等。但我们的核电资产今后上市的盈利能力,跟中广核是相同的。

  关于技术标准

  《英才》:中核集团走出去,国际合作是否比较少?

  孙勤:实际上,国际上有很多国家很愿意和我们合作,但都是希望利用你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利用你的资金优势,利用你的成套设备,他来牵头,你跑龙套。他利用技术实力挣很多钱,打工的事你去做。国际合作,就是谁主导谁的问题,我们讲是不是强国,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强国才能做主导。

  《英才》:所以我们一定要搞自主知识产权?

  孙勤:核电建设、核工业发展,工业基础、制造业、材料都要发展上去,才能带动核工业发展。我们的技术薄弱、工业基础薄弱,的确限制了我们的发展。举个例子,秦山早就能够上10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但当时国产化的汽轮机只有60万的,锻件什么的,也都靠别人。

  《英才》:我们自主品牌的三代核电技术进展如何?

  孙勤: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品牌ACP1000,去年我们请国内的专家评了之后,大家很受鼓舞,因为中国的三代技术具备后发优势,完全可以体现中国的特色。另外,国家安全局和能源局审了之后,都非常支持我们把它搞出来。

  关于核电投资

  《英才》:中核集团有没有具体的投资规模计划?

  孙勤:具体多少,还要等国家的规划出来。合适的比例大约是中核40%,中广核40%,中电投20%,基本上三大业主是这么分的,因为业主十年内是不可能增加了。我们再加上燃料和其他一些东西的投资。

  《英才》:这是否意味着,短期之内,我们的资金压力会很大?

  孙勤:应该说在资金面的压力不是很大,主要是项目的问题。有了项目,就有资金,尽管现在融资紧缩,但敢投核电的人还是有的。几大商业银行给我们优惠的贷款,他们还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另外,银行信贷不是唯一的融资渠道,我们还可以搞基金、长期债券、企业债券,可以找战略投资者,总之,融资可以多样化。

  关于中核上市

  《英才》:在福岛事故中,东京电力公司没有在第一时间内做出反应,很多人认为是因为它是上市公司,一旦淹核电站,就难跟股东交代了。你怎么看核电公司上市的问题?

  孙勤:上市是解决资金和管理的问题,核电上市实际上有利于安全的监督,特别是接受公众的安全监督。福岛也一样,东京电力公司的决策的确也是考虑股东的权益问题,核电站没了,那是什么概念,那可是100多亿。公众监督是好事,但要怎么看,这是长期监督和短期监督的问题。

  《英才》:中核集团是否有明确的上市计划,是部分资产先上市,还是一步到位的整体上市?

  孙勤:我们现在已经有两家上市公司,一个

  在香港的中核国际,另一个是A股的中核科技(000777.SZ)。

  核电上市是好事,实际上,现在不光是我们和中广核,中核建、国核技,四家都想上市,说明大家都认识到这是产业发展的必经途径。

  《英才》:你觉得什么时候会是核电I P O的好时候?

  孙勤:得等到理性回归的时候。大家认识到核电的问题,也对核电安全性有一个合理的判断。现在,因为福岛出了事情,公众对核电的安全性基本上负面评价很多。既然说核电很安全,为什么福岛爆炸了?尽管你解释半天,那不是核爆炸,那是锆水在高温下发生反应生成氢气,是氢气爆炸,公众说氢气爆炸也是爆炸嘛。不理解的时候,就很难有理性的选择。

  关于角色转变

  《英才》:中核集团内部整合的逻辑是什么?

  孙勤:几大板块成为经营中心和利润中心。我们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按照“三个中心”的模式,集团公司变成投资中心和决策中心。各业务板块以集团的战略为目标,搞好经营,这是很大的角色变化。

  《英才》:作为能源局的官员搞核和作为企业家搞核,有何不同?

  孙勤:政府的视野和企业的视野是不一样的。我一直觉得,国家发展方向的指引,体制的改革,产业政策的导向,是很重要的。政府是上层建筑,企业是经济基础。政府管方向,企业推进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官员承担了比企业家更重要的责任。但是,在商言商,企业领导也很难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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