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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的监狱人生

贾植芳 曾复元 日期: 2007-06-28 浏览次数: 934
  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
  我是一个财主的儿子,我的家族在曾祖父时代开始发迹,到了我伯父的手里,达到了全盛时期。
  我生于袁世凯称帝的那一年,从小不守本分,在老家山西襄汾南侯村,给家里人惹了不少麻烦。按伯父的意思,我留在家里种地也不合适,最好是跟我那个在宁夏一带贩卖鸦片烟的大舅去西北闯荡,因为我胆大包天,干这行倒有出息。
  父亲没有表态,母亲给伯父跪下:“大哥,你只供老大念书,不供老二念书,这使不得!要念两个就一起念,不念就全不念。”可以说,在这生命的转折关头,是母亲为我争取了一个读书上学的前途。
  
  19岁当政治犯
  
  1935年除夕之夜,我19岁,因热衷于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第一次被抓进了监狱。这是我第一次很气派地坐小汽车,旁边还有“保镖”前呼后拥。
  那时我是政治犯,不是刑事犯,此类犯人多被枪毙活埋,而且不经审判,审判也是形式,但那时政治犯地位比刑事犯高。我进去时,一开始给我吃窝窝头、酱菜、一碗开水,结果旁边的刑事犯说:你被克扣了。
  第二天我就把送来的饭菜连碗摔在地上,说:叫你们所长来。所长来了,是一个光头,留着一字胡,满族人,来了以后说:你一个小孩子,发什么脾气?我说:我是政治犯。那时我才19岁,还不知厉害关系,但他们还是换了四个花卷来。
  最后是,在济南做买办的伯父以1000银元、50两鸦片烟的代价把我保了出来。伯父告知,我在监狱怒砸饭碗的事情经报纸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甚至传到了蒋委员长耳朵里,于是出钱让我去日本避风头兼留学,抗战后才回来。
  1945年,我想通过西安投奔革命根据地,路经徐州的时候,被宪兵队的特务抓走。在日伪警察局特高科监狱里又关了3个月,和一群污七八糟的地痞流氓关在一起,直到日本投降。每日两顿吃的是玉米窝窝头,比北京国民党监房中的窝窝头小许多,还有几小块咸菜,一碗白开水。
  离开徐州后,我只身来到上海,《大公报》发表消息,题目是《青年作家贾植芳到上海》。那一年,我30岁,正是而立之年,身上只有8块钱。在上海,我办过报纸、杂志,以文谋生,积极投身当时的进步运动,频频发表的文章引起了当局的注意。
  1947年,我又一次进了监狱,有一个罪名就是有人检举我对人说过国民党三个月就得垮台的话。我妹妹听到我被捕的消息,在惊吓中生过一场严重的神经分裂症。
  
  代号1783
  
  解放后我第四次入狱,这一次关的时间最长。有个狱友叫邵洵美,有哮喘病,绝望时交待我:“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天会出去的。你一定要写一篇文章,替我说几句话。1933年萧伯纳来上海访问,他不吃荤,所以在“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参加宴会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杨杏佛,还有我和林语堂,用了46块银元,是我自己出的钱,可是当时大小报纸的报道都没有我的名字,我一直耿耿于怀,你要为我声明。还有一件,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是我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花钱雇人代写的,这真是天大的误会。我敬佩鲁迅先生,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这点也拜托你说明一下才好。”
  一天,我忽然被带上警车驶向法院,不知道此去的目的,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到了福州路旁边的一所木头房子,认识我的老法警让我休息一下,要了4两米饭、芹菜炒豆干。我吃了之后,又要了一份,就是枪毙也要吃饱。
  到了法院,我被直接带到二楼,法院宣判:首犯胡风罪大恶极,已经服法。我很紧张,把“服法”听成“伏法”,脑子顿时昏了起来,眼泪模糊了一切。我不知道自己会被判几年,也不想知道,我甚至一个字都没看,就在判决书上签了字。
  过了一个星期,判决书被送到了复旦大学保卫科。一个姓彭的科长对他说:“我们将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你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争取重新做人,不能乱说乱动。”
  终于,我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可是,还要在复旦的印刷厂改造,这一改造就是13年。没有一个人敢跟我说话。我出席自己的批斗会,同大家一起喊口号:“打倒贾植芳!”
  我在狱中的代号是1783。批评家王若望抓进去后,看守就让他顶替了这个代号。而王若望当年第一个在台上说,胡风一伙是国民党特务。反胡风的积极分子终于顶替了胡风分子的狱中代号,这多少有点讽刺意味。
  
  阎王爷不要我
  
  我一生先后4次坐牢,前后达25年之久。每次从监狱中走出来,都是处于风雨骤变的年代。1936年出狱,一年后爆发了全面抗战;1945年8月第二次出狱,正是日本侵略军宣布投降的翌日;1948年第三次出狱,一年后国民党就在大陆垮台;1966年5月第四次出狱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这样的经历实在是有意思。
  更有意思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有一天,我在江湾五角场散步,从旁人的议论中发现一位卖茶的妇女竟是陈独秀的女儿,我当即奔走呼吁,终使其工作与生活有了妥善的安置与保障。
  我平时说话,山西腔很重,很多人听不懂,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应邀去日本讲学,他们竟然为我配备了两个翻译,一个翻译负责把我的山西话翻译成普通话,另一个再将普通话翻译成日文。
  1983年复旦大学发生了三起车撞人事件,被撞的一个是工农兵大学生,一个是中年教师,第三个就是我。那个工农兵大学生被车当场撞死在马路上,中年教师被自行车撞了后在医院躺了六天后死去,我也被一辆自行车撞了,但躺了几个月后就能下地走路了。
  后来有人说,工农兵大学生成分好,阎王爷当场收下;中年教师历史也较清白,经过六天的审查也收下了;只有我是一个老胡风分子,反革命,阎王爷也不要。但是,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
  
  人物链接:
  贾植芳,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学者,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曾任上海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务。是“七月派”的重要作家之一。2004年10月15日是贾植芳90岁寿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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