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6年夏天——这个距离“文革”开始40周年、结束30周年的特殊时间。对于那段长达10年的历史，整个民族几乎陷入失忆之中，但对某些亲历者来说，这段岁月却刀刻斧凿般在脑海中留下了印记。
“文革”个人史口述实录
小朋友方枪枪一路哭着闹着被父亲拖进了一所位于深墙大院内的幼儿园。在方枪枪眼里，这是一个压抑的、毫无童趣的世界——吃午饭排队时，小朋友们像监狱里的犯人一样拽着一根长绳；上课时，一个小朋友不小心放了个屁，结果连累全班同学都撅起屁股来让老师检查……在这个被强行灌输各种秩序、观念、意识的世界里，孩子们过早地学会了成人世界的虚伪和勾心斗角。这是导演张元根据王朔同名自传体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看上去很美》中的场景。
小小年纪的方枪枪，对这一切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蔑视：他尿床、打架、顶嘴、爬窗台、把小红花摔在地上，甚至鼓动小朋友们说班主任是“魔鬼妖怪”变的，并在一个夜晚率领小朋友们用鞋带连成绳子去捆绑已经睡死的老师。
张元很取巧，在影片中淡化了王朔原小说中强烈的时代背景——“文化大革命”。人们不禁要问：在“文革”这个“大幼儿园”里，方枪枪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是继续放纵个性我行我素？还是被磨尽棱角变得驯服？或者扭曲心态充满报复欲和破坏性？
我们找到了三位亲历者，说说他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
想多了怕人格分裂
口述·高中
（清水同盟主席、环保专家，1949年出生，“文革”开始时17岁）
我和共和国同龄，戏称自己是“解放牌”，我们这一辈人的命运可以说和共和国的命运完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出生于东北一个普通家庭，却有幸进入了北京当时最好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班上有很多高干子弟，比如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廖沫沙的女儿等等。
小学三年级时，学校开始挑选为外国元首献花的儿童。条件是：是乖孩子，而且长得还要漂亮可爱，并且个头要高。我和薄熙来都被选中了。
第一次去机场迎接外宾印象最为深刻，因为初次见到了自己敬爱的周总理。那是1959年9月底的一个深夜，为了迎接泰国总统耐温将军。我拿起一本《人民画报》翻看，上面正好有周总理迎接外宾的照片，当时心想，如果今天能见到周总理就好了。但没想到的是，我无意中一抬头，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朝自己走来。浓眉大眼、亲切的面容、略弯的右臂，没错，就是周总理。
我马上迎了上去，并叫了一声“周伯伯好。”周总理很亲切地握住了我的手，并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啊？”当得知他叫“高中”时，周总理爽朗地大笑起来，并回过头去和身后的陈毅、李先念说：“这个名字有意思。”
这时，天下起了大雨。周总理赶紧指示工作人员，让外面等候的几千名群众进入大厅内休息……
1959年，赫鲁晓夫来华参加建国10周年大庆，我又在机场见到了毛主席。当我手握鲜花走过毛主席身边时，感觉就走不动了，仿佛有一个磁场把我吸了过去，也顾不上给外国元首献花了。毛主席低下头来看了看我，然后用手拍着我的肩膀，用浓厚的湖南话说道，那边还没花啊？
1962年小学毕业。薄熙来在小学毕业时写给我的题词：“高中同学：到了新的学校里，希望你对困难的回答是战斗、希望你对战斗的回答是胜利、对胜利的回答是谦虚。”但没想到的是，我们两人后来都考上了北京市四中，而且还是一个班。
当时像我这样的好多年轻人很痛苦——既不想极左，也不敢极右，觉得可能有些东西不对，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但又不敢多想，怕人格会分裂。
回过头来看，苦难也可以变成一种财富，这让大家明白，我们的民族再也不需要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了。
我对周总理的感情是冲不断、磨不灭的。因为在那种乱世危局中，周总理竭尽自己的力气，在维持着共和国大厦的平衡。小学时老师常常问大家：“你长大后想做什么？”高中每次都回答：“我长大以后要做总理。”
经历了两次惊险
口述·张宝瑞
（新华出版社副总编、作家，1952年出生，“文革”开始时14岁）
1966年夏天，我考上了北京市24中学。那一年，我最大的遗憾被选中成为北京市少先队鼓号队的旗手，准备参加那年的国庆节游行，但最后却因种种原因没能成行。
当然，那一年还有一件更大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文革”。由于我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不是所谓的“红五类”，因此没有当上“老红卫兵”，但是后来成为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支队长。
后来，我参加了一个红色兵团。所谓兵团，其实只有10几个人。我们进驻了王府井大街照相器材店。那时街上很乱，常常看见有揪斗“牛鬼蛇神”的卡车经过。
在“文革”即将结束时，我经历了两次惊险。
第一次是1976年1月。当时我父亲有一位同事，有个儿子叫柳刚。此人特别有才华，也很有正义感，在和同事聊天时痛骂了“四人帮”，但后来被人举报了。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公开站出来，以“傻（杀）青（指江青）”的名字写大字报声讨“四人帮”，结果被捕入狱。我母亲急了，怕我和柳刚交往密切受牵连，火急火燎地把家里张贴的革命诗歌和一些手抄本稿给烧了。
第二次是在“四五”天安门事件前后。1979年1月9日，周恩来去世的第二天，我写了一篇长诗：《恩来之歌》。4月5日那天，因为正好要上白班，于是我托两个朋友把自己写的两首悼念周总理的七律诗悄悄地贴在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花圈上。
当天晚上，我和表哥从东单前往天安门广场。一路上，看见一队队工人民兵乘着大卡车往天安门广场方向而去，而很多学生则开始往回走。走到革命历史博物馆时，他俩发现树丛里坐满了手持大棒的工人民兵。他们意识到气氛不对，于是往回走。不久后，“四人帮”精心策划的大镇压开始了。我脱过一劫。
后来开始了大追查。凡是会舞文弄墨的都成为重点追查对象。因为在纪念碑发现了一首署名“北京铁合金厂61个共青团员”的诗歌，而我所在的三车间正好61个团员，他又是车间团总支副书记，自然成为清查对象。厂保卫处的人拿着公安局的影印材料来核对笔迹，材料第一页上的诗是：“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材料上面的诗的确不是我写的，最后调查人员无功而返。
1977年，我第一次参加了高考，由于学习被“文革”耽误了，底子太薄，所以最终名落孙山；1978年7月，我参加了第二次高考。在每张考卷后面，我都写上一首七律诗，起名《无题》，然后交上去。不久后，我收到了人民大学第一分校新闻系的录取通知书。
我清楚地记得，在自己离厂那天，几十个同事都来相送。登上汽车的一刹那，我知道：“文革”结束了，新的生活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