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生活方式主题论坛二:什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论坛主持：《第一财经周刊》总编辑何力
论坛嘉宾：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蒋锡培
如家酒店连锁首席执行官孙坚
金和软件董事长栾润峰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
易凯资本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冉
如果现代社会中的商业领袖只能像古代君王一样，靠快马驿站从四面八方传递来的各种消息作出决策，那么他们会用多长时间才能实现现在的财富积累？如果2500多年前的孔子老夫子像网络时代的意见领袖一样，只要坐在电脑前写博客，门徒又何止3000？究竟是什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关于改变的二三事
何力：什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个话题比较轻松。今天来讨论话题的嘉宾，有企业家，有职业经理人，都是成功人士。所以，这里面的潜台词可能是大家希望看看社会的标杆现在热衷于什么生活方式。请问各位，在你们看来，什么对你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影响？是一件事情，一个产品，还是一项技术？
蒋锡培：我老家在宜兴农村。高中毕业后的第一年，我在外面挣了一点钱，买回家一个彩色电视机，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我家看，没有办法，只好把电视机放在大厅里，直到节目结束才可以散场。后来，我事业有所成功，生活方式也就改变了——原来不敢花钱买的高档东西，现在也可以享受享受了。当然我还讨了老婆，每天可以搂着老婆睡觉，这一点也改变了。
孙坚：我生长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比较受宠，不会做家务，一直到大学毕业，我都是在“真空”的环境中生存。20年前，当我面临出国时，我的第一个担心是：出国后如果饿死怎么办？于是先要学会煮饭。我学会的第一个菜是煮鸡蛋、煎荷包蛋。几年以后，我可以应对任何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出国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改变。
栾润峰：对我来说，有两次改变比较重大。第一是小平同志让农村娃考大学的政策，对我改变很大；第二件对我改变最大的就是互联网。我现在不但是一个享受互联网好处的人，我们的公司是做互联网协同办公的一家公司。
王冉：我说说互联网的影响。第一，互联网让我们更直接了。它使某些人变得更勇敢了，也使某些人变得更无耻了；第二，互联网把我们变得更八卦了。比如“艳照门”事件，以前很难想象在主流人群中，大家可以毫无顾忌的在办公室场所，甚至是聚集在一起看。因为有了互联网，让我们突破了许多禁忌；第三，互联网让大家更宽容了，因为有了互联网以后，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意见、声音；最后一点，互联网把人变得更加没有耐心，更加不耐烦了。以前，我们如果想了解一个事情，或者找到一个答案，可能要费劲一些周折。现在则要立刻通过互联网找到答案。
袁岳：过去三年我每年要去七个国家，未来三年我希望每年去14个国家，五年之后完成第一波环游全球，一辈子至少环游全球两次。我认为，玩儿也是学习，学习也是玩儿。见识决定高度，而且见识本身可以减轻工作量，干一点轻巧的活儿，挣一点轻巧的钱，多找一点生活空间。中国人活了几千年，太中国了，我们需要理解一些其他国家看问题的角度、想问题的方式。如果要把中国的经济力量、文化力量渗透到全球，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当地本地化、要被人家接受。如果我们只是一个中国人，就不可能成为地球人。
关于最希望改变的事
蒋锡培：生活方式的改变有被动改变，或者主动改变。外部的变化肯定使你身不由己，有的时候你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既然这样，何不尝试主动改变，结果可能不一样。我们公司有一个残疾员工。他母亲生了四个小孩，全部不能自理。即使这样，母亲依然鼓励儿子坚强生活。有一次四个孩子看母亲太辛苦，于是绝食一周，但最终还是被母亲感动，决定坚强地生活下去。这个员工原本自卑的心态得以改变。
孙坚：我非常不愿意去美国。因为一到美国就要24小时办公——美国的白天中国是晚上，我要跟所有的投资者见面。可是到了美国的晚上，中国却是白天。人要休息，可是手机，电脑是通的。如果一天不看，可能会累计200多封邮件，即使你睡得再香，还是会有电话进来，让你非常烦躁。许多职业经理人有关机度假的习惯。我记忆中，他们并没有因为关机而造成经营生活、社会生活和本人生活的破坏。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平衡点的问题。
王冉：现在，假设突然发现没带手机，会有很多人感到焦虑。其实，没有手机的时候，大家活得很好。可现在如果突然没了手机，大家会变得无所适从。有一次，我离开单位去办事，发现手机没带，于是就习惯性地想回去拿。可是我转念一想，究竟有什么事情，重要得连十分钟也等不了，非要现在去拿？但现在，真的发生没带手机的情况，更多时候，我或是自己回去，或者叫别人帮忙，一定要去拿。在某些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无奈，人因为有了手机，就完全没有空间了。
栾润峰：2000年，我给北大方正做首席顾问，当时北大方正的财务总监讲：五六年以后钱不重要了，那时候互联网比钱更重要。当时我赞成，但搞技术的人说他胡说八道。今天看，在座的谁还能离开互联网呢。同样，3G这个东西，我觉得用不了五年，我们在座的没有人能离开它。以后每人有一个信息终端，不一定是手机，什么东西都在上面了。
袁岳：我生活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掌控每一件事，然后再掌控每一个人；第二个阶段就是被每个人掌控，所以现在他们安排我每天的时间；第三个阶段就是既不掌控别人，也不被别人掌控。我希望通过关键的事情，来找到为自己多创造一些空间的工作方式。我现在大概70%-80%的事情，既不是被派的，也不是我派的，是因为兴趣。接下来就是理想，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方式跟我的理想还有相当的距离。我很想找到在我生命的这个阶段，我的第三春、第四春在什么地方。绝对就像小孩子一样，重新睁开眼睛，然后感慨：人生原来可以有这样一个新的开始。
（整理|本刊记者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