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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

奥运冠军的第二人生

日期: 2008-08-05 浏览次数: 1947
 

每个人都会面对人生的选择。这种选择有的人还不止一次。

同样,曾经的奥运冠军也要面对选择。不同的是,他们的选择要比普通人更加艰难,内心的斗争也更加煎熬。

从普通运动员成为奥运冠军,再从奥运冠军变回一个普通的人。随着奥运冠军光环的渐渐褪色,随着运动生涯的结束,他们“第二个人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改变。这一点在他们进行人生第一个选择——当一名运动员的时候已经注定。

在这种人生转变中,有的人可能会随波逐流,让命运主宰自己。而有的人则特立独行,要主宰命运,把握自己——这是奥运冠军们的真性情。做运动员时造就的坚韧意志和拼搏精神在其中的作用,让旁观者一览无余。

又逢一届奥运会,为什么要向读者介绍前奥运冠军如今的生活不必多加解释。

其实,在采访前《英才》记者预设了诸多假想:

奥运冠军会怀旧——喜欢提起他们过去的辉煌;

奥运冠军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也算是风云人物……

但是,采访完6位前奥运会冠军,这些设想几乎没有得到印证:

在人生的路上,没有奥运冠军留恋昔日的辉煌。毕竟,过去的已经过去,他们需要面对的还是今后的人生旅程。

在新的人生坐标中,奥运冠军也都在过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

只是有一点被我们猜中一半,而且是后边的一半:虽然嘴里说不在乎在“第二个人生”中能否攀上另一个高峰,但在心里,他们都在为着这个目标而不懈奋斗。


李菊
1976
年出生
1992
年入选国家乒乓球队
2000
年获得第27届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冠军
目前工作:经商
李菊改口说“我们公司”
口述|27届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冠军李菊

当奥运冠军的光环逐渐褪去,人要学会自我调节。我觉得人还是平平淡淡比较好。

2001年,我从国家乒乓球队退役。当时我正处在运动生涯最巅峰的时刻,此时退役对一个运动员来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2000年获得悉尼奥运会乒乓球双打冠军和单打亚军后,我身体一直不太好,经常感冒、发烧。要知道在国家队里,如果身体素质跟不上,那你在这个环境中呆着是非常痛苦的。这种感受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真正地体会到。

其实,我也不是不能坚持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我的搭档王楠还在国家队。只是我觉得,乒乓球虽然带给了我很多,但它不是我的唯一,我想看看,除了乒乓球,我还能不能做点儿别的事情。

选择正式退役前,我思考了三个月。只想了一件事:如果退役,自己应该选择哪一行?

我用了一个排除法:从政不太可能,当教练更加不可能。如果要跳出体育这个圈子,我的平台是否准备好了?当这些问题想清楚之后,我递上了退役申请。

就这样,我和队友杨影一起退了役。我们没有选择立刻去大学读书,而是结伴去了深圳的一家证券公司,公司的老总是我们的好朋友。

这个行动并不意味着我们想从事和金融相关的行业,只不过是因为原来我们周围接触的人全是乒乓球这一行的,而现在我们希望找到一个新平台。它和我们队里的小圈子是不一样的。

那半年里,公司每天专门安排老师给我们上课,遇到公司有一些项目,或是场面上的事情,我们也会出面。

奥运冠军的头衔确实给我们办事带来了一些方便。有一次,公司要去办年检,但因为某些环节没有办成。最后决定由我和杨影出马。

那天早饭都没吃,我们就去了工商部门。当时,人家桌子上放了一把香蕉,运动员出身一般比较随意,杨影指着香蕉问我:“能吃吗”,我说:“吃吧”。没一会儿,办事人员出来了,冲着我们喊:“你们干吗的?”话音没落,他忽然很奇怪地看着我们问“你们怎么和打乒乓球的那两人有点儿像啊”。我们回答正是我们俩。他一开始还觉得我们在骗他,直到我们拿出身份证他才相信。最后,年检的事情很顺利地办成了。

要说失落感,那段时间肯定有。以前出去,代表的是国家,什么事情都有人安排好了。而现在需要换位思考,不能再说“我们队”怎么样,而要改口说“我们公司”,不过我们俩都没同意公司给我们印名片。

虽然我直到现在都没有炒过股,但那段在证券公司的经历对我的人生观、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进行商业谈判等各方面,都有较大的影响,我的经商道路也从此展开。

在经商的过程中,我也遇到过挫折。像当年在南京开川菜馆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地遇到有人跑上门,说我欠他们装修费,进而砸场子的事情。某家媒体还作了“李菊欠装修费用,导致店面被砸”的不实报道。不过,我这个人的心态比较好,能辩证地看待问题,总认为坏事后面会有好事,同时必须要长记性,下次不能再碰墙。

这些年,我开办过李菊乒乓球俱乐部,还从事过房地产,在青岛开过服装店,并在常熟与一位老板联合开发了李菊系列体育用品。

最近,我在烟台投资了一个会所,大概4000多平米的规模,里面有乒乓球、羽毛球、网球,附加餐饮。现在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那个地方从气候、交通等方面来看,都挺不错的,我觉得未来会有前景。

空闲的时候,我还在苏州拜了一位国画老师,学画国画,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个爱好,现在补上这一课,也是修炼内心的一种方式。

目前这种自由、随意的生活状态我自己很满意。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在我的家乡南通传递的时候,我幸运地跑了第一棒。这又圆了自己的一个梦想:我参加过奥运会的开幕式、比赛,再加上这次的火炬传递,奥运会的整个过程我都参与过了。

(整理|本刊记者王颖)


杨扬
1975
年出生
1995
年进入国家队
2002
年在第19届冬奥会上,先后取得女子5001000短道速滑冠军
目前工作:奥组委志愿者部、央视临时主持人
杨扬还没有想好定位在哪儿
口述|19届冬奥会女子5001000短道速滑冠军杨扬

我在运动队里是一个“不老实”的分子,除了自学各方面的知识,还常常主动提出要去各种学习班,争取每一个能充实自己的机会。

由于我深知读书的重要性,2002年,拿到冬奥会金牌后不久,我就向清华大学提出了入学申请。但是,迟迟没有收到他们的录取通知。我当时很郁闷。在跟一个美国朋友聊天时,我忍不住大发牢骚:“我拼了这么多年,奥运冠军也拿了,现在想上个清华怎么还这么困难。”

那位朋友的回答我至今都记得很清楚。他说:“杨扬,要是我能有你们那样的训练条件,奥运冠军我也早拿到了。”原来,他的父母一直给他压力,要他完成大学学业后,才能当职业运动员。要知道,在美国,培训、上冰场练习、比赛等都是要运动员自己掏腰包的,如果没有父母在经济上的支持,他根本无法专心完成比赛。

就此对照,在中国,国家队的运动员的确是很幸福的。对国家队的运动员来说,“运动员”的身份就是全部。他们可以摒除一切外部干扰,百分之百地专心投入训练。

然而,一旦面临退役,问题就来了。

我曾经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对个人来说,“运动员”生涯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很多运动员在面临退役的时候才发现,自己除了在某项体育运动上有超常的能力外,在其他很多方面都缺乏最简单、最基本的能力。

很多运动员虽然很小就离开家,但运动队就像一个大家庭。在这里,除了训练以外的所有事情都有“大家长”帮你安排。一旦离队,往往很难适应。我刚退役时,连水电费都不知道怎么缴。虽然,大多数问题克服起来并不太困难,但这样的情形往往会造成烦躁、不自信的心态。

另外,国家队的运动员在役时,大多是“香饽饽”。一旦退役,大多数运动员会陷入“没人问没人管”的境地,如果心态调整不好,也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运动员不应该有这样的错觉:我是国家培养的,我就把自己完全交给组织。让别人对自己负责,是很危险、很错误的想法。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负责。

这是大多数职业运动员都要面临的心理转变。

2002年秋天,我终于拿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事实上,当年我并不确定自己以后要做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一定得继续学习。我很喜欢学校这个环境,它和运动队一样单纯,但更加自由,接触面也更广。

一开始,我想学英文专业。那时候我很不自信,觉得自己只有英语还凑合,其他的怕学不好。但老师建议我念经济管理专业。他的理由是:语言毕竟只是一门工具、一种沟通方式,对综合能力的提升并没有太大帮助,而经管专业涉及到的知识面多得多,能很好地开拓我的视野。

现在想起来,老师对我真是很负责,那是一个让我受益终身的建议。经济管理专业学到的知识,很多在各行各业都是相通的。我甚至觉得,要是当年做运动员的时候就有机会学到这些,说不定能帮助我取得更好的成绩——因为它能让我更理性地分析各种问题。

2006年毕业的时候,我还是没有想好把自己定位在哪里。我是一个责任心比较强的人,一旦决定做什么,就一定要百分之百地投入、做好。所以,我的选择很慎重。

当时有一个到奥组委的工作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跟外界接触多、很活跃的平台。而且,这个工作又是短期的,即使自己不适应也不耽误将来转型,就决定先在这里做两年。同时,我还在中央电视台奥运频道主持了一档节目,叫《奥运中国》。

当运动员的时候,大家的理想主义情结都比较浓厚,人人都想要成为英雄,做梦都是那种站在领奖台上、五星红旗升起来的画面。而刚开始接触奥组委志愿者部的工作,每天做的都是很普通、很小的事情,多多少少有点儿失落。少了那种满怀理想的快乐,生活似乎没有什么清晰的目标,也没有激情了。不过两年来,我已经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也喜欢上了这份工作。

做一名志愿者,不是简简单单有爱心就够了。这是我在这两年的工作中逐渐领悟到的。还记得十岁左右,在一个雨天,我好心帮助盲人过马路。但当时的我什么技巧都不懂,就像拉普通人那样,拽着他走。当他踩到路边的积水里时,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他用盲杖甩了我一下。当时我觉得有点儿委屈,但更多的是自责和内疚——想帮助人,但没有帮助好。至今,想起这件事我还觉得挺惭愧。所以,我常常跟志愿者们说,我们不仅仅是在为一届奥运会做准备,对志愿服务的理解和技能会让你受益一辈子。最起码,你不会遇到像我当年那样的尴尬。

奥组委的工作之外,我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比如我参加的中国运动员教育基金,在3年里捐建了50多所希望小学。同时,我和其他退役运动员经常去一些很偏远的地区访问,给孩子们带去精神上的鼓励。这些工作除了让我们获得内心的愉悦,更重要的是,它重新给了我们像在赛场上一样的自信,让我们重新看到了自己的价值。

至于今后的人生,我想不论从事什么职业,无非三个标准:自己想做的、能做的、应该做的。当然,这还要看机会。对我来说,机会大概不缺,最重要的还是对自己的把握。

(整理|本刊记者罗影)


陈晓敏
1977
年出生
1992
年进入国家举重队
2000
年获得第27届奥运会女子举重63公斤级冠军
目前工作: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团委书记
陈晓敏人脉资源打通瓶颈
口述|27届奥运会女子举重63公斤级冠军陈晓敏

我觉得,我的下半生不会超越自己已经取得的奥运冠军这个成就。对于我来说,“奥运冠军”这四个字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它是我生命中最高的、唯一的高峰。那之后的任何成绩、任何收获都没办法和“奥运冠军”相提并论。

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取得女子举重63公斤级冠军后,我并没有马上退役。而是回到广东,代表广东队参加了九运会。直到2003年,我才正式退役。

当时,我完全没有了在体育战线继续工作的念头,一心觉得自己在体育战线呆的时间够长了,想成家,想过一些运动队之外“自在”的普通人的生活。

而且,我离开举重队退役,还有另一个原因。当时,我已经看到广东省女子举重的后备力量不足。在那种情况下,就算我勉强留在举重队当教练,也不可能在之后的一两届奥运会中取得好成绩。竞技体育是非常残酷的,尤其是像举重这样的项目,成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练出来的。没有适当的人才,教练员水平再高,运动员的成绩也没有办法出来。继续留在举重队,只能浪费自己更多的时间。

现在看来,我当时的判断比较准确。自从我退役以后,广东省在我这个级别上,根本没有人可以接上,其它级别这几年衰落得也比较厉害。说得严重点,广东省女子举重出现了断层。

我的新工作、新事业随着我的退役,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它是我除了体育之外的第一次机会,也是我的第一个选择。

2003年,为了在我的家乡建一所希望小学,我决定公开拍卖我用血和汗赢得的金牌。举行金牌拍卖会时,我邀请《羊城晚报》等媒体给予报道。没想到,羊城晚报社的社长非常重视这件事,安排了一位副总编辑出席。拍卖会非常成功,在全国引起较大的反响。

活动之后,出席拍卖会的副总编和羊城晚报社社长看出了我的潜力,就向我发出邀请,希望我能够到《羊城晚报》工作。经过考虑,当时我向报社领导提出,由于我对报社的工作是门外汉,为了有一个适应和过度的阶段,希望能从团委书记的角色干起,之后逐渐摸索、进入媒体的核心业务。报社领导研究后同意了我的请求。经各级领导批准,最终我被正式任命为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团委书记,当时集团还给我定了一个正处级的行政级别。

5年来,我一直工作在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团委书记的岗位上,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从一名运动员向一个媒体人的转型过程。

2004年,刚到报社不久,正好赶上广州市申办2010年亚运会。当时,“申亚”的各种活动对媒体的采访都有非常严格地控制,许多活动我们报社的记者不能参与。而我当时作为广州省培养的奥运冠军,通过各种渠道,经常可以见到“申亚”的高层官员、来访的亚奥理事会成员。在这中间,我给报社做了很多记者和官员做不到的工作。

我发觉,当奥运冠军时积累的社会资源是我独有的优势。从政府到企业,我和许多上层领导的联系都比较密切,这些领导对我的方方面面也比较照顾。这种人脉资源是一般的同龄人、一般的团委书记所不具备的。

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寻找机会,发挥这些资源的作用。通过我的穿针引线,报社的一些广告及大型项目的推广策划纷纷受到高层领导的重视,往往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现在我经常去支持广告部的工作,同时还要兼顾一些子报子刊的业务。最近,我还在《羊城晚报》体育版开设了专栏,发挥我采访、写作方面的才能。

为了能有更大的飞跃,我现在正在继续深造,不断用知识武装自己。今年,我将取得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硕士的文凭。而且,我现在还想学一些关于大型活动公关策划方面的东西,觉得这方面的知识会在我今后的职业生涯中比较实用。

奥运冠军对我人生的意义非常巨大。但我从来没有试图把奥运冠军的称号和我现在的工作分割开。我认为,奥运冠军应该是退役不褪色。尽管奥运冠军头顶的光环会慢慢褪去,但是我总觉得在工作中,有很多方面可以体现奥运冠军的精神。

正是有了这种想法,我从来没有从奥运冠军变成普通人的心理落差。作为一名前奥运冠军,无论做什么,我心中都充满优越感。我奥运冠军的光环已经融入了我现在的生活,带给我更多、更高端的资源,得以让我的起点远远高于常人。

(整理|本刊记者张军)


钱红
1971
年出生
1985
年进入国家游泳队
1992
年获得第25届奥运会女子100蝶泳冠军
目前工作:经商
钱红手臂上刺青“傲云海”
口述|25届奥运会女子100蝶泳冠军钱红

在做运动员的十几年中,我会经常盼望:哪天退役了,不再有人管我,早上没有人叫我起床,吃饭没人盯着我应该吃多少,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994年,我正式退役了。在拥有了这种期望已久的自由之后,我反而变得特别迷茫。我也曾经有机会出国留学,美国的犹他州大学、日本的拓殖大学都给了我挺高的奖学金,但由于很害怕一个人去闯荡,都放弃了。

关于未来,我有自己的设想。做运动员的时候,队友间就聊过以后的道路。有的人说就想嫁一个有钱人,有的人说要继续从事游泳这一行,我说自己想做生意。今天看来,大家几乎都追寻着当时的梦想之路走的。

我为什么想做生意?因为那会儿正赶上一轮下海的大潮,每次出去吃饭,饭桌上大家谈的都是生意。虽然自己听不懂,但正因为不了解,内心才比较向往,当时给我感觉只要是生意就能赚钱。

于是,我在北京代理了一个童装品牌。其实,我的业绩做得还不错,一年的销售额达到80多万。

结果,我刚做了两年,厂家发现市场成熟,就把代理权收回去了。那时候,我才知道人家当初只跟我签了一年的授权,协议中写得清清楚楚,但我压根没看。

这件事情使我备受打击,曾经的自信也消失殆尽。此后的两年,我什么也不干,我和杨文意(另一位“五朵金花”成员)经常结伴,穿梭于北京、上海、深圳、香港这四个地方的歌厅、迪厅、酒吧。

每天,我都会睡到下午两三点才起床,傍晚出门,一直玩到天亮才回家。但在这种热闹过后,回到北京租来的小房子里,我经常会哭。

渐渐地,我周围的朋友越来越少,如果当初我在朋友们眼中还是一个奥运冠军,那后来在他们的眼中,我已经变成一个社会上混的女孩。因为饮食没有规律,那会儿我特别的瘦。

当时的奥运冠军奖金不是很多,我自己也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只是不断地往外花钱,这让我特别恐慌。

我逐渐地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状态是非常危险的。有一段时间,我的教练都非常担心,怕我沾染上毒品。我当时的男朋友,也是现在的老公大海一直在鼓励我,必须实实在在地去改变。

当时,我也有机会去河北省游泳队做教练,但我认为,女人最大的归宿还是回归家庭。如果我进入专业队做教练,就需要和队员同吃同住,根本没有自己的生活。像我的教练,他的儿子看见他很害怕。

但我还是决定重新回到游泳这一行。正好1998年,我在河北省业务体校的教练找到我,让我回保定弄一个钱红游泳学校,我的另一页也就此重新翻开。接下来的1999年,我在北京也成立了游泳俱乐部。

渐渐地,我心里有了底气,也知道自己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我希望“钱红”的名字一亮出来,代表的就是游泳。

最近,我的公司更名为“第四道”。因为在游泳比赛中,只有成绩最好的选手才能占据第四道,所以第四道也是冠军道。我们代理了美国品牌的专业游泳衣,还在推动“游泳时间”的计划,组织小孩的游泳比赛等,总之所有的业务都是围绕游泳展开。

经历第一次做生意的挫折,现在从事和游泳有关的生意就顺利多了。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商人,因为体育行里是一群特别实在的人。公司的经营主要是我老公在打理,我是形象代理人,另外还帮着打通一些人脉关系。

虽然,现在的生活很忙碌,但我觉得很充实,也很享受自己的家庭生活。情人节的时候,我老公会带着我们全家出去吃顿饭,告诉我和两个女儿,我们都是他的情人。这样的时刻,我感觉非常幸福。

两年前,我在手臂上纹了一个刺青,刻着“傲云海”,这是我的两个女儿和我老公名字的组合,我用海浪将他们三个人包着。我觉得自己太爱他们了,这一辈子都要带着他们。我想要告诉别人,我这一生离不开水和他们三个人。

游泳赋予了我现在的生活方式和目标。我觉得我上辈子就是条鱼,这辈子注定还要做和游泳、和水有关系的事情。

(整理|本刊记者王颖)


邢傲伟
1982
年出生
1994
年进入国家体操队
2000
年获得第27届奥运会体操男子团体冠军
目前工作:中国体操队教练
邢傲伟26岁给十几岁的孩子当“父母”
口述|27届奥运会体操男子团体冠军邢傲伟

我是2005年退役的。因为不想离开体操事业,退役后我直接留在中国体操队,当起了教练。

我从小就觉得教练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职业。当然,自己成了教练之后才发现,这个职业也非常辛苦。作为一名运动员,只要管理好自己就行了;但作为教练,你需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

我带过的队员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在进入国家队之前,他们基本没有经历过什么社会历练,很多东西都不懂。我要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教他们,同时要揣摩他们的心理。比如教一个动作,可能我自己理解得很好,但是给队员讲解时,他总是接受不了。这时候,我就要考虑是不是应该换个方式——当教练,最重要的不是“自己知道”,而是怎么“让别人知道”。

运动员是身体累,教练则是脑子累。

教练不仅要负责运动员的训练,还要照顾他们生活和思想的各个方面,就像他们的半个父母。我自己也才20多岁,要给那些十几岁的孩子当“父母”,一开始还真有点儿难。

我常常觉得,当好一个教练,简直需要成为心理学、运动力学、生物学、营养学等各个方面的专家。

作为一个教练,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看到自己训练的队员每天都有进步。运动员就像是教练精心雕琢的艺术品,你看着他一点一点地成型、一点一点地精彩起来,那种满足感简直无法言喻。

现在,我的生活环境还跟当运动员时一样,每天食堂、公寓、训练房三点一线。虽然有点单调,不过也很单纯。我喜欢这种单纯,平平淡淡才是真。我不喜欢大起大落的人生。这样每天开开心心的,我就觉得很幸福了。

当然,业余时间我也有自己的爱好。我喜欢看历史书。要是当年没有进国家队,我可能会学历史专业。此外,比较喜欢看的还有《中国书画》。

有时候,我也尝试点新鲜的东西。比如前不久,我就发了一张单曲《我可以》。此外,我也拍拍MV、参加点儿社会文艺活动什么的。做这些,都是抱着“玩”的心态,只有体操,才是我的终生事业。

可能有人会觉得,难道你一辈子就跟一项体操运动绑在一起了吗?多遗憾啊!

我倒不这么觉得。其实,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也只有将一件事情坚持到底,才能真正做得好。

(整理|实习生李光照本刊记者罗影)


杨凌
1972
年出生
1993
年进入国家射击队
1996
年获得第26届奥运会10移动靶冠军
2000
年获得第27届奥运会10移动靶冠军
目前工作:国家射击队领队助理
杨凌不想站到山尖上看世界
口述|2627届奥运会10移动靶冠军杨凌

人们经常说要“从零开始”。我觉得,不光是当运动员要“从零开始”,其实真正的回到生活当中也要“从零开始”。

由于奥运会的“瘦身计划”,射击项目受到一定“冲击”。2003年当我得知10移动靶项目无缘北京2008年奥运会时,心里备受打击。于是,我想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再拼一次,但雅典奥运会前夕,我因为腿部受伤,动了手术,无缘赛事。

2004720,第28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成立当天,正赶上我在医院做手术。从那一天起,我就无缘奥运会赛事,算是正式结束了自己的奥运生涯。

之后,从20049月恢复训练到参加完2006年世锦赛,我又在运动场上拼了两年。

2006年,我算真正意义地放下了枪,告别了运动员生涯。我现在的工作状况是:被借调到国家队,担任领队助理的职务。工作还在老本行的范畴之内。大多是从事外事宣传、形象公关等工作。

奥运会之后,我很可能重回北京队,在射击队管理层担任职务。

奥运冠军是运动员的追求和梦想。成为奥运冠军后,有人的人生会产生变化,因为关注奥运冠军的人比较多,大家对奥运冠军的期望值也高,相对来说奥运冠军的压力比较大。有时候,当“奥运冠军”也挺麻烦,在社会上各方面都不太自由,落差也大。

人生就是在成功失败里面摸爬滚打。在没有拿到奥运冠军之前,我有成功有失败;同样,在拿了奥运冠军之后,我还是会有成功有失败。我不想给自己太大压力——必须得站到山尖上看世界。生活本身是个享受的过程,没必要定死最后必须怎样,那样就失去了生活本身的意义。

好多人问我:“你的金牌是不是天天拿出来看啊?”其实,我金牌收起来后基本上不往外拿。我也不经常回顾以前的事情,回顾一般也是应媒体的采访要求。我现在想的,还是用一颗平常的心,尽量把自己当前的事情做好。

我觉得自己不太适合经商,因为没有商人的素质。开个玩笑说:我没有商人在商场上的狠劲。

所以,尽管社会上拉我去做项目的人很多——主要是体育用品、文化公司,但我一直在犹豫,因为我对经商确实没什么感觉。这样犹豫来犹豫去,有时候,到是慢慢看清有些事情的确没法继续往下做。

我还算是有激情的人,因为不管玩什么,我也希望胜利。第一次参加赛车时,我前面有个女车手。一个赛段后休息时,我问她跑了多少秒,结果她比我快。我想那不行,下一赛段我得开快点儿。一个赛段下来我特意去问她,结果比她开得快,我就很开心。虽然说是玩,但是真正参与的时候还是希望胜利是属于自己的。

2006年放枪之后,我参与社会性的活动相对比较多一些。其中一部分是为奥运会的。2001年我很荣幸参加了北京申奥团,成为了最后的陈述成员之一,亲身参与了2001713北京在莫斯科的申奥过程。今年,央视还聘请我做奥运会射击项目的嘉宾解说。

(整理|实习生李光照本刊记者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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