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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

我为玩狂

日期: 2008-12-09 浏览次数: 1021
 

他们的故事,看上去都是“不务正业”的。但是,探究之后发现,却绝非“不学无术”。

他们把“玩”当做一件正经事儿,玩得兢兢业业,玩得废寝忘食。在专长的领域,他们不能容忍有人超越自己,“要么不玩,要玩就得玩好。”

他们是幸运的,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全情投入,然后,享受它带来的喜悦和满足。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缺玩家,这是一个善于从生活中发现“小情小趣”的族类。

玩,与贫富无关,与东西的贵贱也无关,重要的是心态。在专业的“玩家”眼中,不会玩的人是不懂得生活的,玩得不够“痴迷”也不能充分享受其中乐趣。

他们的词典里,没有“玩物丧志”这个字眼,“玩”反而是他们促进事业的调和剂。

激情与执着是玩家的通性,但是“不以物喜”也是他们练就的层次——生命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然而,人生不过数十载,谁又能永远将那些美好的东西据为己有呢?万物  “由我得之、由我遣之”,从中得到过知识和乐趣,也就足够了。

正如老玩家张又旭所说:“我不过是替后人保管着这些东西罢了。”

 

 

每每碰到喜欢的表,我总想拥有。

表痴

口述|中国宝玉石协会副秘书长 张又旭  出处|英才杂志12月刊

很多人称呼我为收藏家,其实我并不喜欢这个称呼。跟那些专业的收藏家比,我的爱好只是玩闹,最多算是收集。最后收集多了,好东西太多,就慢慢变成收藏了。

小时候,我的家境比较殷实,所以一般的愿望家里人都能够满足。13岁那年,为了上学看时间,家人送了我人生的第一块表——劳力士。那块表做工精细,就像一件精致的艺术品,一看之下,我立刻喜欢上了。自此以后,我就有收集手表的爱好,每每碰到喜欢的表,我总想拥有。

到现在,除了“文革”中抄家中断过几年的收集外,我玩表已经几十年了。

其实,形成现在的规模,我并没有刻意为之,只是经年累月,只进不出,日子久了,家里的手表自然越来越多。

我现在也搞不清我的藏表数量,因为我从来没有仔细数过。有报道说,我拥有1000块劳力士,那是胡说。因为劳力士从建厂到现在,出没出过1000款都是个问题。但是,各种牌子的表加起来,是肯定超过1000块的。

我收藏手表不拘品牌,不论贵贱,标准是只要自己喜欢。非要按价格排,目前我最昂贵的一件收藏是百达翡丽出的,名叫“国王的收藏”,是2006年我在嘉士德拍卖行拍来的,世界仅此一块。

跟其他收藏家不同,我喜欢表的方式是重“玩”不重“藏”。从最早的那块劳力士开始,我就对表的内部结构、机械原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爱上了拆装钟表。

每当我的一块藏表到了保养的时间,别人都是把表送回原厂去保养,但我不是,我更喜欢自己动手。一般,我是先把要保养的表完全拆开,再依照各个零件的特点,用适合它的润滑油清洗一遍,最后重新装好、调校好。这有点儿像是赛车中的冠军车,那种车并不老是以整车状态出现,更多的时候,它会被拆成许多零部件,分别保存,车门、车灯平时都是分开放的,到用的时候再装起来。

前段时间,我跟北京手表厂合作,制造出了一块游龙戏凤陀飞轮表,在国际上卖了个好价钱。

除了表以外,我的兴趣广泛,大到飞机、游艇,小到玉石、蝈蝈葫芦,雪茄、红酒、摄影、摩托、赛车、古玩、书画、演奏……

别看我有这么多东西可玩,其实更多时候,我的状态是待在家里“纳闷”。于是,许多自己不明白的道理就经常在我的脑中反复出现,想不明白,我不甘心。这就是我所说的“纳闷”——百思不得其解。

“纳闷”之余,我才会信手拆一只手表,放松脑子。所以,我对玩的概念绝不是像外界想象的,整天没事就随时抱着表看,爱好只是我愉悦自己的方式,是“纳闷”之余的休息方式。许多“纳闷”之后弄懂的东西,自然就变成了我的爱好。

由于历史原因,我的祖辈给我留下了足够多的财产,很自然地,我也因为这个身份成为了一些家族公司的董事长。虽然我不喜欢经商,但我也不能把家产给扔了,只能接受。但是,我不太具体插手公司的经营管理,最多就是每年去开开会。

说到“玩物丧志”,我是不大同意这种观点的,“玩物”与“丧志”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我的信条是:收藏,但不能过分执迷于收藏。

(采访|实习记者  周莉)

 

为了搜集锡壶,全国各地,除了西藏,我都去过。

锡壶王

口述|北京博达瑞科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博达  出处|英才杂志12月刊

人一般都有视觉疲劳,什么东西老看老看,就会觉得“看饱了”、“看够了”。但我对自己收藏的锡壶从来没有视觉疲劳。有时候我去收藏室里拿东西,太太见我半天不出来,不用找,就知道我一定是又在那儿看上了。我经常能对着一把锡壶静静地看上两三个小时,哪怕面对的是已经到我手里十年的东西。

我曾经想过,要在自己收藏的几百把壶里评个“壶王”,但研究了很久,实在评不出来。每把壶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和历史,有包紫檀皮的,有错金错银的,有镶玳瑁、椰壳、鲨鱼皮的,还有镶料器的……所谓料器,就是玻璃。别觉得玻璃不希罕,以前的玻璃可比宝石值钱。因为那时候给玻璃染色的原料是红蓝各色宝石磨成的粉。

当然,我并不是一开始就能收到这些又耐看又值钱的好东西。开始玩收藏是因为心情不好。那时候,虽然是我事业上的顺畅期,但却是生活上的孤单期。我就一个人,过年过节找不到朋友陪,又有点儿烦,没地方去,就去逛潘家园古玩市场。那时候买东西没有目标,很盲目,看到觉得不错的东西就买回来。当然,一开始也买过不少假货,不过时间一长,我的眼光慢慢就练出来了,越买越精。

老有人问我怎么识别好东西。其实,我也说不上什么具体指标,大多是凭眼光。打个比方:假如一对夫妻在人群中走散了,丈夫跑到高处一看,只能看到一堆人的后脑勺,这种情况下,90%的丈夫能一眼认出自己的太太。要说这位太太的后脑勺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吗?是多两根头发还是少两根?说不清楚。这就是看多了,凭感觉认出来的。

原先我也收玉器、翡翠什么的,后来慢慢改为专攻锡壶。这一决定不是随便想出来的,而是有“理论”依据的。首先,收藏锡器的人很少,没有竞争,东西比较便宜;其次,玩翡翠、玩玉的人成千上万,谁也不敢说自己是最好的、最权威的,一人一个说法,加上造假的多,辨别成本太高。

为了搜集锡壶,全国各地,除了西藏,我都去过。每到一个地方,有两个场所是我必去的,一个是古玩城,一个是寺庙——不光是因为我信佛,寺庙也是锡器出现频繁的场所。但是,我的锡壶的主要来源还是一些卖锡壶的人主动送来的,他们就像我在全国的收购商。

由于竞争者少,也搭上我这个人有点儿霸道,所以这一行的卖家都知道,有了好东西得先拿给我看,我不要的才能卖给别人,要是先给别人看过了,再好的东西我都不会收了。

2001年,我决定在前门办一次展览。按照老话:金银铜铁锡,锡是排在最末位的。大多数人都认为锡器没什么好看的,开始我自己心里也没底,后来我请来故宫的几位专家,给他们一一介绍我的藏品,请他们提点儿建议。结果,故宫里专门管宫廷用具的一位专家看了我的东西、听了我的介绍后说:你以后不用问别人了,你自己就是专家。我后来才知道,就连故宫博物院里也没有锡壶,只有茶叶筒、“五贡”之类的锡的用器,外观造型、历史价值都远远不如锡壶。

现在,我可以毫不夸张地称自己是“锡壶收藏第一人”了,经过我自己考证,真正的老东西,我手里有400把左右。对于我的藏品,我从来没想过用他们来赚钱。收藏家和古董商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我这些年收藏的东西几乎从来没有转过手,最多是将手里有重复的藏品,原价让给同好的朋友。

说实话,从开始到现在,我并没有仔细地想过,一开始只是为了解闷、为了好玩,没想到,一不留神就开始收锡壶了、一不留神就在业内出名了、一不留神就成“大家”了。

(采访|本刊记者 罗影)

 

我一共养了8匹马,每一匹都是我的最爱。

马语者

口述|佳美口腔医疗管理集团董事局主席、CEO  刘佳  出处|英才杂志12月刊

骑马、击剑、滑雪、游泳、摄影、红酒、钢琴……在我的诸多爱好中,最喜欢的还是骑马。

我所说的骑马跟普通的骑马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专业的马术——场地障碍。在这一领域,我已经执着了20多年。

我不喜欢盛装舞步。作为男人,那项马术让人不过瘾,而纯拼速度的傻跑也没意思。我认为,马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跳障碍。可以设想,骑手和马一块跳过障碍,不仅需要速度,需要技术,需要自信,还需要人马配合,需要人和马共同的胆量。那一跳需要骑手要充分理解马。驾驭能力,心理、身体素质,平衡能力,甚至比赛时的天气等几十种因素才能凝结成完美一跃。

马是一种外表强壮,内心脆弱的动物——外表像男人,内心像女人。

不要以为马是低等动物,其实,马的智商相当于七岁儿童,特别聪明。比如,我晚上开车回家,我的马在那一时间段会特别高兴。如果再加上车灯一闪,它们就会显露出不一样的兴奋。

而且,马比人更敏感。四川大地震当天,地震前的一个多小时,我的一匹马情绪很激动,不听话,自己跑到马场中间,用蹄子在地上刨了一个大坑,之后还一圈圈地跑。开始,工作人员以为是发情,实际根本不是。这是一种我一直解释不清的敏感。

我和马不是一种驾驭关系,而是配合。我觉得,说驾驭是对马的不尊重,实际上是谁驾驭谁啊?我和马在一起,感觉就像是和朋友在一起。骑马时,我心里有一种跟自己亲人交流的情感。

其实,骑马也要看缘分,选一匹马要比选一个人难。因为,跟人交流还可以用语言,跟马没办法说话,只能靠感受。

我一共养了8匹马,每一匹都是我的最爱。我甚至还养了一匹专门拉车的马,是另外一个美国品种,跟马术用的马不一样。跳障碍的马,高大威猛,血统之外,学历很重要——学历高的马一定跳得高。这些马要经常送到国外培训。

说到骑马,并不是向普通人想的:约几个好友成群结队,呼喝而去。其实,在骑马方面,我还是比较孤独的。国内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选手是参加过奥运比赛的黄祖平,我现在只能和他这个层次的人交流。因为,我们之间交流的不是骑术,而是骑马的感觉。

和其他专业骑手,我没办法交流。因为他们是职业的,我是业余的。他们是把骑马当做一项事业,一项谋生的手段。而我骑马不像职业选手那么功利。虽然他们能吃苦,但在这一领域,业余的感受往往要比职业的更高一个层次。我自己也赞助了专业骑手,前不久刚刚在一次比赛中获得第三名——因为掉了一个杆。但为什么会掉杆?就是因为心态。马是特别敏感的动物,骑手稍一紧张,信息就会传达给马。作为一个职业骑手,在比赛中既要考虑结果,又要考虑面子,还有工作、奖金等顾虑。而对我来说,骑马不影响我的工资。其实,骑马骑到最后,拼的就是一个心态。你越放松,马的发挥就越好,你紧张它也紧张。

在养马的所有环节中,训练的环节是最危险的。因为跳障碍,要跳一米多高,人仰马翻的情况也是有的。

有一次,我突发奇想,让赛马拉车。开始,往马身上套车的时候,它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直站着不动,等车套好了,它却认为自己是被绑起来了,于是特别反抗,整个身子都立起来了。那次真的很危险,马腿被磕破了,车也给蹬坏了,最后还是我把它拉住了。

马有一个特性最让我喜爱:当我心里想点儿什么,不用跟马说,它都知道。这一点儿,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当然恋人或者父母是可以的。除此之外,只有马能做到。

(采访|本刊记者 张军  实习记者周莉)

 

 

如果我今天决定走了,那我随便拿个包、带点儿钱,就上路了。

旅游病

口述|去那儿旅游搜索引擎副总裁 戴政  出处|英才杂志12月刊

曾经有位作家说过:西藏是一种病。对此,我感同身受。

之所以说那是一种“病”,是形容一种感觉,那种离开城市喧嚣之后回归最原始的内心净土的感觉。其实,旅游也一样,也是一种病,因为你无论去哪儿,最终追求的还是这种感觉。

现在,我一年要出门20次左右,以三五天的路程为主,有时时间长,有时时间短。到目前为止,以北京为圆心,方圆800公里范围内,我应该都走遍了,全中国应该也走了四分之三,光西藏我就去过7次了。

我最长的一次“出走”是去南疆,看了整个新疆南线。最远到了帕米尔高原,就是中国跟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接壤的地方。

我现在的状态基本上是这样:如果我今天决定走了,那我随便拿个包、带点儿钱,就上路了。

我的原则是远离城市,只要离开城市哪儿都行,越是没人的地方越好。我觉得城市太燥。我还喜欢走一些即将消失的地方,这样会有一种感觉:我现在看到的,别人随时可能不会再看到。

我的旅游爱好在2004年有一个集中爆发期,那一年我出门的程度近乎疯狂。

因为那段时间,不知怎么,我心里总是有一个声音提醒自己:快30岁了。所以,潜意识里就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做完自己最希望完成的事情。

在这种想法的“怂恿”下,我干了我一件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的事情。

那一年,是我第一次进藏,没有任何经验,人也年轻,不知道厉害,在没有任何装备和防护设施的情况下,来到珠峰营地。当时,我只穿了一件普通的羽绒服,在冰天雪地里,甚至可以看到我的脑袋向外冒热气,这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现象。因为人体热量一挥发,很容易导致体温过低,非常危险。

这样的状态,其结果可想而知。那一次,从珠峰大本营开始,我采用乘车、徒步交替的方式,登上了海拔6200的一号营地,但是从一号营地撤下来的时候,人就不行了。第一是站不住,第二是看不见东西,第三就是脑袋里胡思乱想,像放电影。白天还好点儿,问题不是很大,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由于外界温度降得很低,人就不行了。不得已,我从5500下撤到5200,当地一个小村的赤脚医生都不敢来看我——因为怕担责任。当时可以很清晰地听到我肺部的杂音。第二天一早,有人开车8个小时,把我送到日喀则。好在,当地医院跟北京不一样,是晚上9点钟下班,我是晚上6点多被送到的。到了日喀则县人民医院,立即输液,打吊瓶打的手都肿了。就这样,我在日喀则县人民医院度过了我29岁的生日。那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后来看他们给我拍的照片,当时,我胡子拉碴的,真的已经处于濒死状态。

其实,旅游带给我的并不是那种征服自然的满足感,而是一种纯粹对心灵的震撼。

我最深刻的一点体会就是:现在,中国还有很多与先进的大城市的生存环境完全不同的地方。而物质极大丰富的城市中,人与人之间却很少讲真话了。其实,每个人都是喜欢真实的,只是环境逼得你不能真实。发自内心的真实其实每个人都有。

我曾经在西藏的马尼干戈藏文中学赶上过一次五四青年节。北京现在基本上已经不过这个节了。但在他们那里,会组织所有的汉民藏民一起唱歌跳舞,包括各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在一起,无拘无束。

我的生活就有两件事:工作很重要,其余的全部是旅游。

(采访|本刊记者 张军  实习记者周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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