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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

刘伟 见证产权变革20年

文|宋清华 日期: 2008-12-09 浏览次数: 948
 

12时过5分,刚刚结束上午的学术报告,刘伟便驱车赶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办公楼与《英才》记者会面。

1258分,匆匆结束访谈,刘伟又赶往报告厅做有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演讲。

接受《英才》记者采访中途,刘伟接到一个午饭邀请,但他示意对方不要等他。

采访结束,记者并不知道刘伟是否还有时间吃午饭。

像这个普通的中午一样,在这改革开放的30年中,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刘伟始终忙碌在经济学领域。

然而30年前,在北大荒务农的刘伟却根本不知道北京大学还有经济学专业,以致收到北大经济学系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颇为意外,甚至担忧自己的前途。

20年前,刘伟对于产权制度变革的研究开风气之先,作为全国的第一批学者向国人介绍西方经济学,介绍国人尚不熟悉的西方产权理论。

10年前,刘伟因对中国产业结构研究而获“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在学术界的地位也迅速崛起,被香港媒体誉为“京城四少”之一。

 

特殊禀赋

“‘文革’对一个民族肯定是灾难,但是它赋予了我们这代人特殊的经历,也锻造了这代人特殊的性格和禀赋。”

接到北大经济学系的录取通知书着实让刘伟惊了一下。只知道热门学科数理化、文史哲的刘伟,对于当时冷僻的经济学甚至不曾听闻。其实,由于在北大荒务农没有受过系统的中学教育,数理基础相对薄弱,刘伟填报志愿就没有考虑选择理工科。至于文科,刘伟选择的是图书馆学,理由很简单:就是想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可以读书。

事已至此,刘伟只能用这样的理由说服自己:“文革”结束了,也开始拨乱反正了,国家可能是真的要恢复到搞经济工作了,“或许学经济应该是一个比较有希望的专业。”

很快刘伟发现,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幸运也随之降临在他们这一代经济学研究者的头上——变革中的中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是中国以前任何时代的经济学研究学者都没有遇到过的课题,也是国外所有同时代的经济学研究者不可企求的。

更让刘伟觉得幸运的是:整个时代充满了少有的对经济理论研究的鼓励和宽容,“造成了对经济理论研究犯错误、得出错误的意见以致争议的宽容性”。

经历了“文革”的刘伟,其研究被深深地印上了时代的烙印。“‘文革’对一个民族肯定是灾难,但是它赋予了我们这代人特殊的经历,也锻造了这代人特殊的性格和禀赋。”批判性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关注度或许就是刘伟所说的特殊禀赋。

 

研究禁地

改革之初,体制性命题是敏感的,其中的核心——产权问题更是一个禁地。

中国体制改革是刘伟持续关注的领域。“单纯研究体制变化本身有意义,但这个意义太单薄”。

刘伟研究体制变化没有停留在变化本身,他试图发现体制变化的特殊性以及变化的意义,把体制性命题分析的落脚点放在发展进程的需要。

改革之初,体制性命题是敏感的,其中的核心——产权问题更是一个禁地。刘伟的产权研究始于1986年。在国内还不太了解西方产权理论的时候,刘伟的第一篇论文在1988年发表在《管理世界》,系统介绍了20世纪西方产权理论的演变。

介绍理论显然不是刘伟的目的,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寻找依据与出路才是刘伟理论体系的终极目标。

第二年,《当代西方产权理论与企业行为》发表在《经济研究》第一期,刘伟用西方产权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了中国当时企业制度改革。这是刘伟的第一次尝试,也几乎是当时全国最早的西方产权理论应用范本。刘伟试图在解答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企业产权制度可以支撑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

刘伟发现:一直以来,市场资源的配置都是和私有制、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如何把市场资源配置和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结合在一起,这显然需要不同的企业制度。用什么样的企业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的企业制度又不同于过去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然后它还要适应市场机制的要求,这是刘伟一直以来研究的核心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个难题”。

然而考验刘伟的还不止于此。在大家还热情的批判私有化、西方自由主义的时候,刘伟研究并介绍的西方产权制度,显然有些“不合时宜”,当时的争议、分歧可想而知。

对于国有垄断的体制,刘伟在上世纪80年代就断定它肯定适应不了市场经济,并且写了很多文章说明为什么国有制占垄断地位不可行,国有制产权的特殊性为什么和市场不能兼容。“当时争议分歧很大,但后来党和中央都接受了这种观点,国有制也已经进行了有进有退的战略结构调整。”

 

角色转变

“我现在对自己最满意的是现在的状态——一种研究和学习的过程与状态,而不是哪一个成果。”

自认为比较疏懒的刘伟,内在性格不太喜欢有大的变化。“所以才在北大从学士一直做到院长。”作为一个学者,刘伟自称需要不停思考。但是,他对经济学问题的思考,也经常被一些经济学之外的事情“打扰”。

2002年,刘伟出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开始忙碌在官、学两种身份之间。

在中国,有一个很特殊的传统:学术领导既要有一定的行政能力,又要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虽然,最优秀的行政领导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学术研究者,最优秀的学术研究者也不一定是最优秀的行政领导,但是“这两者之间要有一定的平衡”。刘伟现在做的就是要找到这个最佳的平衡点。

   “教学、科研、外事和内部管理……全世界经济学院的院长都在做的就是我每天要做的工作,教学和科研是永恒的。”

担任院长期间,刘伟把学院最基本的教学科研、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工作看作自己最该完成的工作。“我不太喜欢炒作,就是一步一步做。”

在刘伟心中,学生是检验学校的唯一标准。“学生来的时候是世界一流的学生,走的时候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毕业生,这是检验学校是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

站在全国最好的大学讲台,面对全国最好的学生,这种状况让刘伟时刻充满着压力与挑战的冲动,社会的期望与鞭策。但对刘伟来说,这才是他所要的学术环境。“其实,我现在对自己最满意的是现在的状态——一种研究和学习的过程与状态,而不是哪一个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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