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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

我的父亲母亲

策划|天下工作室文|本刊记者陈培婵/罗影编辑|张军 日期: 2009-12-01 浏览次数: 8371

      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无法用言语尽述的。
  因此,在本期《英才》这组回忆父母的文章里,家庭温情充斥在企业家们讲述的故事中,再正常不过。
  有句名言:一个人的一生,唯一不能选择的就是自己的生身父母。是的,父母不能选择,但是,人生的路可以自己选择。父母把子女带上了人生的跑道,怎么跑还要看自己。
  跟很多人一样,文中四位企业家不单从父母那里得到了他们受益至今的东西,并加以很好的运用,才有了他们的今天。
  真正明白给予与获得的关系,才是他们人生最大的收获。从四位企业家的讲述中可以体会到,子女对父母的爱,除了亲情外,更多的是感恩。
  不是只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才动人,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故事永远是那么温馨、缠绵。


父母传递给我的观念是要永远做一个普通人,一个人要把自己对生活的适应能力作为最大的财富。
一种活着的态度

口述|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毛大庆
  我的父亲杜祥琬是中国“两弹一星”的核心人物之一,他长期从事核武器理论设计与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工作,是核武器中子学与核试验诊断理论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作为学术带头人,在他的主持和直接参与下,解决了大量中子学物理问题,提出并研究了多种测试项目,提高了中子计算数度,发展了基本完整而实用的系统核试验诊断理论,使我国在这一创新高科技领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中国“两弹一星”可以说是最早的两代海归和国内一批优秀人才共同努力的结果。邓稼先、钱学森、王淦昌、郭永怀等他们是第一批海归,解放前留美,解放后毅然回国。而我父亲则属于国家为了保障国防科技研究,最早派到苏联学习的那一批,相当于是第二代海归。
  国家863计划中,在老一代科学家钱学森、王淦昌、朱光亚等帮助下,他又成为中国新型强激光研究的开创者之一、863计划激光专家组的首席科学家。此外,父亲还担任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我的母亲毛剑琴也曾经从事核武器研究工作,她学的专业是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后来,母亲长期进行航天设备的推进系统和控制系统的研究及教学工作。培养的博士硕士很多都在神五、神六等的工作中发挥着骨干作用。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自己跟他们离得很远。首先,他们的专业我听不懂;其次,因为工作的性质,他们也很少让我知道他们具体做的是什么。小时候,我家里有规矩:他们的房间我几乎很少进,他们桌上的纸我从来都不敢碰,因为不知道哪张纸上可能就是机密的信息,我也从来不问。
  那时候,他们经常去一些奇怪的地方,和一些叔叔、阿姨说起“沟里”,听起来像“黑话”一样,后来我才知道研究所都是在山沟里的,去“沟里”指的是去做研究。
  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家里有很多奇怪的东西。比如有一件类似于飞行员带的那种很大的风镜,还有打孔纸,上面都是数,是当时的电子计算机运行的数据。中关村出现的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服务对象就是搞尖端科学研究的这批人。
  小时候爸妈经常不在家,我很难见到他们。甚至三岁以前,我只对父亲略有印象,对母亲几乎没有印象——在那以前,她几乎没和我在一起生活过,一直在绵阳山里的基地做研究。以至于我三岁多她回家时,我把她叫做“阿姨”。
  相对而言,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稍长一些。
  对国家、民族、社会、使命感、责任感这些宏大概念的理解是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这与他的工作有关,更与他的家庭有关。
  我的祖父杜孟模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党员之一,是我党优秀的先驱人物。祖母是历史教育家和学者,与刘和珍同是辅仁大学的同学。“三一八”惨案的时候,祖母曾和刘和珍等一起参加学生抗议活动。
  父亲家“文革”期间遭受了巨大冲击。祖母被四人帮直接点名,死得非常悲惨。祖父当时是河南省副省长、政协主席,却被严重迫害,后来半身不遂,孤零零死在家里。胡耀邦领导下的拨乱反正工作中最早平反的一批便是我的祖父母。
  遭受这么大的打击,原本可能在家庭中留下很深的“文革”烙印。早在“文革”中,家族中就出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有人认为爷爷奶奶真的有问题,有人认为被打倒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
    而父亲则不同,最初他不跟我讲这些,等我稍能理解这些事的时候,他则逐渐引导我理解那个时代,告诉我爷爷奶奶是好人、是英雄。父亲从没有因为家庭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而反感这个国家,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看待那样一场浩劫,反而更加努力为国工作。
  另一个在火车上的故事,也让我重新认识了人生。
  高考结束后,父母出差去大连,我也同去。他们坐软卧,理论上可以帮我也买一张软卧票,但是父亲并没有这么做。他说白天可以在软卧玩儿,但是晚上睡觉必须回到硬座车厢去。那时候的火车,硬座车厢又臭又脏,和软卧车厢是两个世界。
  结果,我白天没在,硬座也被人占了。父亲没有让我回软卧,只是和乘务长说给我找个地方挤一下,说完就走了。没办法,我只得拿两张报纸坐在两个车厢中间,其实就是厕所门口。那个地方很臭,睡不了觉,我只有看车厢里面的人打发时间,发现大家都是满脸不高兴。
  第二天,我跟父亲说起我所看到的。他说:“你看得角度很好,中国很多人其实是不高兴的,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很多人是贫穷的,生活很糟糕,很多人的生活和你大不同??”这件事情我到今天还记得非常清楚。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怎么理解这个庞大复杂和多元的社会,怎样去认识自己的生活,并且知道今天的生活和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关系。
  曾经有一段时间出国热,班上几乎所有同学都在考托福,因为母亲在国外,我是比较有条件出国的,但是我当时内心很抗拒,老想为什么要出国?我的中国情结很重,当时满脑子想的是去农村走一走。那年寒假我去了河南的农村,坐在那种没有窗户的破公共汽车到嵩山去看少林寺。走在黄河沿岸,看一个一个残破的窑洞,当时的我真没有见过这么穷的地方,也很难理解那时的国家怎么会是这样的情景。
  我到河南烈士陵园去看爷爷的墓地,发现杨靖宇、徐海东、吉鸿昌等烈士的墓地也在那里。他们都是离我们很远的革命英雄,只在小时候听过关于他们的故事,但是一下子,我觉得和他们很近,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国家建设了这么多年,烈士牺牲了这么多年,人民生活怎么还是这样?我们读书为什么呢?那一次,我的内心产生了很多的疑问。
  于是我写了一封十几页的信给我父亲。父亲给我的回信也很长。他说很欣慰我能有这样的思考,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我所看到的那么多人不高兴,正是为什么我们要努力让国家强盛的原因。
  总体来看,在我的家庭,家长里短、嘘寒问暖的场景比一般家庭少很多,甚至打起电话都有些官腔,但重要的是,父母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心灵影响是难以言表的。
  虽然从小周围是很多的著名的科学家,生活条件一直还算不错,但父母传递给我的观念是要永远做一个普通人,一个人要把自己对生活的适应能力作为最大的财富,要告诉自己你能够过最普通的、条件最差的生活,而且时刻不要忘记这是最大的本领。
  他们还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概念,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总会碰到不同价值观、不同层次、不同知识修养的人,不要轻易去看不起谁。人的心态要平和,要把自己放低。
  还有一点,他们并没有给我讲太多,但是他们的身份与工作得以让我有机会接触到,那便是英雄主义的教育,这一点给我莫大影响。
  父亲给我讲过一个关于郭永怀的故事我印象至深。郭永怀是和钱学森一起留美、一起回国,也是第一代“两弹一星”功臣中重要的科学家。在一次从核试验基地坐军用飞机回来的时候,飞机失事,郭永怀牺牲了。在清理现场时人们发现,烈士的遗体都烧焦了,但是他和秘书两个人在失事的一霎那死死抱在一起。艰难地把他们分开后,人们发现他俩的肚子和胸部是保存完好的,两人中间完好地保存着装着重要数据和机密文件的公文包。
  就是这些故事里才有的人物,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大院里。平日里,我看着他们去买菜打酱油。这些琐事让我看到了他们的朴实。所以,对于牺牲、奉献、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人生价值这些词,在我看来是很具体的。
  通过观察父母和父母身边的人我明白了,英雄主义不是说去冲锋打仗,而应该是敢于面对挑战、敢于在挑战面前脱颖而出的大无畏精神。英雄主义会让一个人的气质、气量、思维的空间全面产生变化,最重要的是一种活着的态度。
  (采访|本刊记者陈培婵)

 

批斗会一结束,父亲马上就抬起头指挥大家退场,然后就和老师们打篮球去了。让别人感觉不到他的屈辱和痛苦。

活在自己的价值观中

口述|鼎晖创业投资合伙人 王功权
  我的家庭有一段颇为波折的经历。父亲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爷爷娶的第一位太太在生了一个女儿之后就去世了,娶的第二位太太不能生育,后来,爷爷又娶了我的奶奶。
  但是很不幸,父亲9岁时奶奶因病去世,11岁时爷爷也去世了,留下父亲和叔叔两兄弟和同父异母的姐姐。就这样,三个孩子在二奶奶的抚养下长大。
  在父亲十三四岁的时候二奶奶把他送到新京(伪满洲国首都,现吉林省省会长春市)上学。在学校里,父亲参加了革命,同当时的武装部队一起进行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
  土改工作很快推广到家乡。因为此前爷爷买了很多土地,甚至是将太爷爷留下来的酒坊都折了现买地,而家里的情况很明显:一个妇女带着三个孩子,没有劳动力,全部的生活来源依靠土地——剥削率百分之百,就这样,死去的爷爷被划为地主成分,父亲成了地主的后代。
  没有办法,父亲只有回家替爷爷接受土改斗争。他参加过土改,对革命的趋势非常清楚,所以积极配合土改工作队,把家里的东西分了个精光,只剩下一个简陋的草房、一口锅、几床棉被,变为赤贫。那时候,他也就是十七八岁。
  此后,父亲参加生产劳动,成了普通的农民。解放之后,县政府招聘教师。父亲考上了,从此做教学工作直到退休。
  那个时候教学条件很艰苦,基本上是裤腿一挽、行李一背,就像是带上了军令去办学。等学校建好了,招上几位老师,他就被派到另外一个地方办学校。
  由于总是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又没有自行车,父亲常年走路上班,披星戴月,风雨不误,没有迟到、早退过一次。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去学校,很晚才回来。
  而且父亲把时间控制得很准,以至于沿途的老百姓都认识他。有意思的是,人们常常把王老师有没有路过作为计时标准。
  当然,事情都有两方面,因为常年的坚持,父亲现在身体非常好。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在小区里散步,时间还是非常精准。
  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父亲的教师经历中,曾遇到过很多波折。“文革”时期,邓小平有一次复出,我父亲也被提拔上来主抓全乡教育工作。一上任他就开始制订教学计划和大纲,但是很快又被打成右倾翻案风的代表人物,要挂着牌子接受批斗,临走之前他还撸胳膊挽袖子,唱上一首《红梅赞》。
  有一段时间,父亲和我在同一所小学,他是副校长,我是学生。因为我在班上学习很好、又是班长,所以我还要写批斗发言稿。
  开批斗会的前一天,父亲会问我:“你的批判稿写好了吗?”我就把稿子给他看,他特别认真地修改,改完之后要一遍一遍地读,读过之后再让我读。整个过程就好像在批斗别人。其实他只是关注我的批判稿写得好不好。我曾经问他:“爸爸,这不是在批你吗?”他说:“没事儿,关键是你把稿子写好。”
  开批斗会的时候,他在前面站着,旁边一排一排的学生围着,父亲低着头。如果我读得好,他会抬起头看看我,一副很赞许的样子。批斗会一结束,他马上就抬起头指挥大家退场,“三班、三班从后面走,五年级、五年级不要挤??”然后就和老师们打篮球去了。
  他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一切,让别人感觉不到他的屈辱和痛苦。我当时的感觉是:一般的老师是不会挨批的,挨批的都是领导。
  父亲74岁退休。忙碌一生,他觉得退休之后自己不能无所事事,就从头开始学习画画。画了很多的花鸟工笔画之后又开始画油画,而且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画鸟的时候,羽毛画得非常细致。这样的高龄能够做到眼不花、手不抖,如果没有很静的心是画不出来的。刚刚,父亲过完八十大寿,在宴会上,我和哥哥妹妹把他60多幅的花鸟工笔画和40多幅的油画在现场全部展出。
  我非常敬重父亲,从来没有看到他因为我挣很多钱而感到特别自豪。他好像是活在自己的价值观中。每天都过得挺来劲儿,好像比我的生活更加有底气。
  当然,母亲的勤劳、朴素、包容、对子女的关爱、对丈夫的照顾也是毫不逊色的。
  一直,我认为亏欠母亲很多。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在母亲去世之前,我带她去看了给她准备的墓地。到了凤凰山陵园,我说,“娘啊,假如将来有一天你过世,你觉得这一片陵园好吗?”她看着远处的山清水秀回答“儿子,要是能够在这儿挺好的”。
  这其实是很敏感的事情。但是我这么做了,母亲很高兴,后来我在那儿买了墓地。半山坡上,一眼望去景色很美。给母亲扫墓的时候,我觉得心里会好受一点,心想至少这个地方是母亲喜欢的。我有时候会特别地想她,想她的时候便去扫墓,不论是什么日子。我就坐在那儿,点上一炷香,一支一支地抽烟。
  (采访|本刊记者陈培婵)

 

我跟父亲之间的矛盾很少,最大的一次冲突是为了我要跟张宝全结婚的事,那次,他打了我一辈子里唯一的一巴掌。

对我采取“放养”政策

口述|今典集团联席总裁 王秋杨
我的父亲是一名职业军人,但他很细心、多才多艺、很爱孩子。在那个年代,父亲算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由于爷爷当年闯关东到东北做茶叶和丝绸生意,家里条件不错,所以父亲得以在哈尔滨一中念到高中毕业。毕业后,父亲怀揣两个手榴弹,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参军去了。
  从解放战争到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一直到金门战斗,父亲从北打到南,最后留在了福建。我出生的时候,家在福建山区,父亲是一个师长,不久后升任副军长。小时候我们老搬家,从漳州、厦门、泉州到莆田,经常住防空洞。最深的记忆就是那会儿时刻不忘“解放台湾”,不时地,会有热气球从对岸飘过来,这边也有气球飞过去,撒传单、撒生活用品......
  在当时野战军的环境里,我和父亲的距离很近。他在上班的路上就能看到我在水塘里抓青蛙,或者我在捉蚂蚱的时候也能看见父亲带着部队经过。所以,虽然他工作挺忙,我们之间的交流还是很多。而且,我和父亲是那种无话不谈的父女。
  小时候,我经常跟父亲一起散步。他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我老得跟在他后面小跑。他喜欢边散步边给我说历史故事,像三国演义、春秋、战国之类的。所以,我读的第一本书、也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三国演义》。
  我哥哥比我大10岁,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儿。印象中,父亲总是在夸我、肯定我,让我树雄心、立大志,告诉我女孩子也要大气。所以我从小就胆子大、主意正。
  “好孩子是被夸出来的”,这句话很有道理。我的童年特阳光灿烂,自我感觉好得不行,所以长大后也特别自信,这种感觉挡都挡不住。
  我母亲没什么文化,不过人长得很漂亮。刚解放的时候,部队上给干部们介绍对象,因为当时我父亲的官不大,轮到他时,没有满意的。他自己也谈了几个,有海外华侨,也有过去的同学,都是那种既会游泳又会弹钢琴的洋派女孩,但组织上认为出身不好,不同意。后来父亲回山东老家时,在一个集市上看到我母亲正在卖东西,当即一见钟情,更没想到母亲一口答应,第二天就跟着父亲去了部队。
  父母对我采取的政策是“放养”,不会像现在的家长,对孩子过度照顾。这也养成了我凡事很要强、负责,甚至有一点硬撑的性格。
  小时候,我是孩子群里的司令,手下号令上百个小孩。那时候,经常打架,那些比我大、比我高的男孩子都打不过我。常常有家长带着孩子来我家告状,还没等我爸妈说什么,隔壁邻居就会说,“哎呀,你也好意思来告状,你儿子比人家高那么多”。
  我很少挨骂挨打,记忆里只有一次被妈妈声泪俱下地批评过。那次,我考试没考好,放学后妈妈让我待在家里老老实实学习。结果那天爸爸下班早,带我去粘知了玩。等我俩高高兴兴地粘了一堆知了回来,等着我的是妈妈一顿狠狠的批评。
  以前,我跟母亲之间的矛盾会多些。她认为一个女人不应该老往外跑,但她跟我说些家长里短的事情我也没什么兴趣听。不过这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理解了母亲,跟她的交流也多起来。
  我母亲认为女人一定要会女红,所以我会织毛衣,还会一点简单的裁剪,会踩缝纫机。现在,我在家的时候,会专门留出时间很耐心地跟她聊天:最近菜价是不是涨了呀?新买的洗衣粉是不是比原来的牌子好用?刚请的保姆干活怎么样?虽然我对这些并没有兴趣,但我觉得她需要陪伴、需要倾听,她也需要被人重视,她对家庭的贡献需要被肯定。
  从小到大,父亲始终是我的偶像。小时候,别人问我崇拜谁,我毫不犹豫就想到爸爸,他是我很多年里唯一崇拜的人。他不但打仗很厉害——他的部队被称为“红色尖刀连”,而且还会拉小提琴、会吹口琴、会骑马、骑自行车??在我的心目中,他真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
  父亲还很爱赶时髦。在当地,我们家是最早有录音机的。父亲喜欢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就抱着录音机坐在电影院第一排,把整个电影的现场声音录下来,回来再一遍一遍地放。
  后来收音机性能好了,能收听到“敌台”,他特别喜欢邓丽君的歌,是邓丽君的超级粉丝,后来甚至收集了她所有的碟片和磁带,每个都用专门的袋子装好。
  在福建的时候,父亲还是军区里最早玩照相机的。他没事就爱给我们照相,但我们住的地方太偏远了,彩色照片没条件冲印。他就偷偷地托华侨带到香港去冲印。所以,我曾经有很多小时候的彩色照片,但因为福建天气潮湿,后来家里好多老照片都被白蚂蚁吃掉了,很可惜。
  爸爸还很好学,直到现在,80多岁的人了,读书看报的时候,发现不认识的字,马上去查字典,查到了还要把拼音注出来,写得大大的贴在墙上。前阵子我看见他拿了本日语速成的小册子在翻,旁边居然还有英语、俄语的。这阵子又在弄网络,学上网。
  父亲在福建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期。离开福州军区后,父亲在江西南昌陆军学院当了几年院长,后来又当过南京军区副司令、北京军区司令。
  我跟父亲之间的矛盾很少,基本上他做的事情我都觉得是对的,我做的事情他也都觉得是对的。几十年来,我们之间最大的一次冲突就是我要跟张宝全结婚的时候,那次,他打了我一辈子里唯一的一巴掌。
  之后,我们好几年都不联系。虽然彼此心里都很惦念牵挂,但父女俩都是很强势的人,不会轻易妥协。那段时间的确挺难熬的。当时,我和张宝全两人都在上学,生活拮据,每次回家,妈妈也不能直接给我钱,那样太伤老人的原则了,但她会把家里吃不完的粮票统统给我,其实她也知道我用不掉这么多粮票,不过,粮票可以拿去换鸡蛋、换其他生活必需品。
  后来随着我们正式领证结婚,父母也就慢慢接纳我们了。现在,我们跟父母住在一起,每天回家能看到老人孩子,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要是我晚上说好回家,多晚爸爸都会等我。好几次我悄悄地回去,以为大家都睡着了,结果刚走到楼梯口,砰,灯就亮了,爸爸在那里等着呢,让我非常感动。
  对于我经常出远门,父亲很担心,他总跟我说:“没事去爬什么山啊,这么危险,上有老下有小的,你以为你还年轻啊。”但另一方面,家里来了客人,他就会跟人家吹:“我女儿,登顶过珠峰、去过南北极呢。”
(采访|本刊记者罗影)

 


除了在学校之外,回家我也要面对老师、甚至校长。这种现象让我一直把家长和老师这两个概念混在一起。

所有的谎话都要暴露

口述|北京银信投资公司董事长 张民耕
  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标准的教师家庭。爷爷是同济大学图书馆馆长,父亲是上海浦明师范学校校长,母亲是南阳中学英语教师。
  父亲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张校长,不分家里学校,始终不苟言笑,很严肃。他回家时,我感觉更多的是,张校长回来了。母亲在我就读的南阳中学任课,虽然不是班主任,但是我在学校做什么,母亲都一清二楚。所以,那时候的我每天压力很大,因为跟别的孩子不同,除了在学校之外,回家我也要面对老师、甚至校长。这种现象让我一直把家长和老师这两个概念混在一起。
  在这样一个教师之家,我从小受到的都是非常正统的教育,通俗的表达就是,老师在学校怎么要求学生,父母在家就怎么要求我。
  印象最深的就是价值观的教育。记得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肚子饿,看到对面商店里买的巧克力糖,真是诱人。于是,我从家里偷偷拿了几分钱去买。没想到吃完糖没有收拾干净现场,糖纸被爸妈发现了。
  没说的,父母开始追查糖纸是怎么回事。开始,我支支吾吾编了一通谎话,错漏百出,最后实在无法自圆其说,结果可想而知——我遭到一顿好打。这次我生平少有的挨打让我记忆犹新。
  这件事之后我开始明白,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直面问题、困难、甚至是错误。很多事情是编谎话搪塞不过去的,为了一个最初的小谎话,你要编织一个更大的谎话,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资源不够用,到那时,你所有的谎话都要暴露。
  当然,不同的年龄,感触也不同。
  “文革”期间,我家里受到很大的冲击,父亲的职务也没有了,被关在牛棚里。1968年,整个社会宣扬“知识无用论”,那一年我上初二,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跑到区革命委员会写了血书,要求上山下乡。当时,正好黑龙江建设兵团成立,在上海招人,就这样,我开始了长达七年的下乡生活。
  走之前,父母帮我收拾行囊,在被褥卷里塞了很多书,在送我的路上还嘱咐我好好读书。在社会那样看待知识的环境下,他们自己已经被列为“臭老九”,被批斗,但还是希望我多读书,并坚定地教育我: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在知识中。从小我住在同济大学,周围都是知识分子家庭,那个环境的价值观是谁有学问谁就有出息。所以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的环境中,父母的坚持让我对书本依然保持着最初的敬仰。加上我插队所在的连队,由上海三个重点中学的同学组成,学习氛围很浓,经常交换着看书。
  我现在还记得,父亲给我带走的书中,有一套是他在上海市委党校上课时的学习材料,中译本的苏联教材《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下本,因为之前毛泽东读过,并开展了全社会的讨论活动,因此不在禁书之列。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很理想主义的,他们是非常认真的教师,他们在培养孩子的时候也很认真——凡事只要做,就必须认认真真地去做。
  从小,我就受到这样正规的教育,传统观念非常强。我似乎回想不起来父母给过我们任何一点不正统的教育,哪怕是“要为自己多考虑一下”这种话都没有听到过。
(采访|本刊记者陈培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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