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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导演·CEO

文|本刊记者 王雨佳 日期: 2010-09-30 浏览次数: 5370

  “亿元票房俱乐部”。

  这个如今被电影界倍加推崇的标签自2002年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在中国内地斩获两亿票房之后,就与成功画上了等号。

  诸多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陆川、宁浩,在跻身这个俱乐部的同时,不仅得到了鲜花、掌声、金钱,还被赋予了“振兴中国电影”、“抵御好莱坞入侵”的重担。

  然而,有一位我们在谈论中国电影时必定会提到的导演,却一直徘徊在这个俱乐部之外——贾樟柯,正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着。

  徘徊在这个俱乐部门外的原因不言而喻,其电影在中国内地票房不高。但是,自1998年开始的12年间,一直票房不高的贾樟柯却能不断得到投资,拍摄了9部长片,并获得了包括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在内的多个国际奖项。正是这些作为与成绩,支撑着贾樟柯的艺术影响力与艺术尊严。

  因为《三峡好人》才认识贾樟柯的不少国内观众都认为,贾樟柯代表的是“小众电影”;出现在媒体上的贾樟柯,也往往与“文艺”、“关注中国社会问题”连在一起;他公开批评张艺谋、张伟平的一系列言论更为他“赢得”了反商业的名声。

  然而,真正聆听了贾樟柯之后,你才会发现,贾樟柯口中的自己,与传言、媒体报道中的那个贾樟柯,似乎并不是同一个人。

  电影是艺术也是工业

  历史的演进足以证明,贾樟柯并不是一个反商业的人。

  “反商业只是别人给我贴的标签。对我来说,艺术是第二位的,生存是第一位的。”对于自己身上被赋予的“反商业”调子,贾樟柯的回击干脆而决绝。

  1998年,未经国内审查就送往柏林电影节参展、得奖的《小武》让贾樟柯在国际上一片成名,而换回的却是在国内被禁。所幸,贾樟柯没有停止,《站台》、《任逍遥》先后完成。

  2004年,当电影《世界》终于在国内上映时,贾樟柯哭了。《世界》女主角赵涛的话似乎很能说明贾樟柯当时的心情:“贾导一直坚持做自己的电影,现在可以证明,他没有坚持错。”然而,有了名分并不代表成功,彼时,《世界》国内电影票房并不理想,媒体甚至用“惨淡”来形容当时的票房状况。

  “是自由的经济成就了我。因为有了私人公司,我才能得到投资;有了自由贸易,我的电影才能卖到全世界。所以,我认可商业精神。其实商业是我的生存之道。艺术的表达,正是建立在商业的自由上面。所以,法国、美国的独立电影才会那么发达。”

  电影和其他艺术不一样,需要雄厚的资本力量支撑。时至今日,符合工业要求的电影,最低成本至少需要几百万元。实际上,在中国,拍了一部片子就消失的导演是大多数,而以1-2年拍一部长片的节奏生存下来的导演,则是少数。与国内某些公开炮轰“商业化”的导演不同,贾樟柯从大学时代就很清楚商业化的真正意义:“接受过系统电影教育的人都很清楚,电影是艺术,同时也是工业。反商业的导演绝对是神经病。”

  贾樟柯认为自己在商业上走出不同于“亿元俱乐部”的另一条路,“我的电影在国内上映之前,已经有了5年的国际市场经验。我从来不觉得我的电影是小众的,我拥有的观众不比华人世界里任何一个导演少,至少可以排进前五位。《三峡好人》在70个国家上映,那些观众不是人吗?”

  两重身份的博弈

  导演的身份之外,贾樟柯的另一个头衔是西河星汇公司CEO。

  尽管贾樟柯不愿意“面对”自己C E O的身份,但他的作息俨然已经是一位企业管理者。“我每天9点半到公司,看所有邮件,梳理业务,听取各方面员工汇报;下午两点以后我就是导演,一直到晚上,看书,写剧本。”

  2000年,贾樟柯和他在香港映象节上认识的周强和余力为一起,在香港成立了星汇公司。之后的2006年,又有了内地的西河星汇。至此,贾樟柯的电影业务分别有了内地与海外的对接点。

  在电影艺术上的强势并没有侵占他头脑中的商业智慧,“只爱艺术不爱赚钱”的贾樟柯,说起公司运作、商业模式,头头是道。

  2009年,西河星汇有6000万的收入,主要来自三个业务板块:投资出品电影、广告制作、与电影相关的商业活动。“电影是基本的部分,商业活动是增值的部分,广告主要保证现金流。”

  深入谈及公司以后的发展方向,贾樟柯的商业思路更加清晰。其形式与国内一众娱乐传媒公司如出一辙:向下游延伸,自建电影院。为此,西河星汇还在深圳、上海都拿了地。然而,自建电影院的内在动机却与别不同:“我的电影院可以不考虑盈亏,会尽量考虑放一些有价值的电影。现在这些有价值的电影的生存空间太小了,需要有人去培育。我做电影院就是拿来玩的,玩着玩着,这个市场就能玩起来。”

  1998年,在柏林电影节获了奖的《小武》在海外销售情况不错,1999年6月,年仅28岁的贾樟柯得到了生命中的第一笔“巨款”——500万元人民币的分红。和很多爆富的人不同,贾樟柯的第一选择不是买房买车,而是将这笔钱全都投入了他的下一部电影——《站台》之中。随后,贾樟柯和日本知名导演北野武的公司签订了合同,《站台》的拍摄由对方出资。“钱没有那么快到位,我就先用自己的钱拍。等投资方的资金到位了,再还给我。直到现在,我所有的电影都是这样运作的。和大多数导演不一样,我不必等着钱来才开工。”

  对于导演和商人两重身份,贾樟柯内心显然有过博弈:“我不是一个商人,如果我是个商人,我不会做电影——赚钱太少。我是山西人,如果我想经商,首先会选‘黑白两道’——煤矿或是白酒。我真正的兴趣和理想是做导演,做一个国际水准的导演。”

  “人是最重要的,要尊重个人的价值。这就是我的价值观。其实,我的电影对国家、社会及民族未来并没有过多的关心。我要表现的,是变化着的社会中的个人命运。而第五代导演则是想探讨中华民族落后之根在哪里?这样的主体里,个人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和他们的最大区别。”

  贾樟柯坚持认为自己的电影背后是普世的价值观。只不过,贾樟柯的电影是有门槛的。他的受众需要有一定的阅读量,有稳定的文化生活。在贾樟柯看来,这个标准并不高。

  “过去,我们一直说要维护大众娱乐的权利,但是现在反过来了,精英的文化反而没有生存空间了。”

  终于,贾樟柯把自己对电影的态度升华到了对文化关怀的高度。“提供人类发展动力的优质作品和思想,一般都是少数人的。文化的工作不是建立在被所有人分享的基础上。文化很多时候是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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