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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

周天勇:收入差距大的症结

文|本刊记者 谢泽锋 图|本刊记者 孟杰 日期: 2012-08-01 浏览次数: 3696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GDP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但整体财富的积累却没有理想地带来公平合理的分配。中国经济总量扩大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越拉越大。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福利问题困扰着普通老百姓,也困扰着研究收入分配的专家学者。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就是其中之一。农业经济、劳动与经济增长、土地改革、城市化问题是他研究的重点。在他看来,收入分配问题,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而改革是必须要走的道路。“不改革就没有前途。没有改革的推进,收入分配的根源性问题就无法解决。”

  那么在周天勇看来,收入分配的症结到底在哪里?改革该如何推进?

  城乡差距是最大症结

  《英才》: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你认为收入分配的症结在哪里?

  周天勇:中国收入分配的问题比较复杂,最大的症结在于城乡差距。

  中国几亿农民的年均收入才几千元,而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是他们的三倍,这对总体的基尼系数权重影响非常大。如果单从城市或者农村角度来讲,基尼系数(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都在0.4以内,但是两者一综合就到了0.5以上。所以城乡差距是基尼系数最大的影响因素。

  城乡差距有历史和结构的原因。解放以后,中国采取了城乡分割的经济制度,农民无法向城市流动,经过三四十年,农村最后积累了一批50、60、70岁的农民,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一年的收入只有3000块钱左右。而与之相对应,他们的孩子去城市打工,一个月的收入就达到了2000元左右。中国农村占全国36%的劳动力,才创造了10%的国民生产总值,留守老人加上留守妇女和儿童大约50%的农村人口分配这10%的GDP。另外,上世纪90年代末和20世纪初,有些农民进城还把一部分收入寄回家,特别是50后、60后和70后寄的钱很多,但现在80后、90后基本不给家寄钱,这就导致寄希望于打工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所以,中国的城乡差距是历史城乡分割体制造成的,是二元结构的深层次反映,是过去反城市化的后果。

  《英才》: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周天勇:有两个办法。一是减免税费,通过给农业减税,加大对农业的支持,防止差距越拉越大。第二要积极地推进城镇化,将低收入人口转移到城镇变成高收入人口,后者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但需要注意的是,低收入的老龄人口即使转移到城镇,也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同时这部分人也难适应城市生活。所以只能等待时间的推移,随着这部分人口的自然减员,其在人口中的比例会逐步缩小。

  以上的两个办法都需要通过一系列改革来实现,比如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宅基地拆迁办法的完善等等。要让农民从农村退得出,城市要进得来,要有业就,有房住,有社保,有公共服务。如果没有这些制度的改革,结构调整不会很顺利。

  《英才》:结构调整遇到的最大问题在哪里?

  周天勇:缩小结构性的城乡差距,仅仅通过改革,而不调整结构,不推进城镇化,是没有用的。这是历史性的问题,急不得,只能等待。

  但有一种改革是不对的。有关决议称要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工资翻一番,提高两个比重: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劳动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问题是,政府能控制的涨工资的领域,只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财政能支出的也是这些部门。但是这些部门涨得越多,收入差距就越大。而个体户和民营企业是没办法控制的,这些企业涨工资只能增加其运营成本。现在的民营企业经营本来就很困难,增加负担只能导致其加速破产,因此这种改革思路是错误和不可行的。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英才》:你认为改革应该侧重哪些领域?

  周天勇: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均等的教育,一个是公平的创业环境。这是社会公平的前提。

  首先要让所有人上得起学,特别是义务教育,要延长到12年。这个期间大家都受同样的教育,无论是富家子弟还是农民的孩子,让其能获得的教育是平等的,不要让收入差距在代际之间传承。

  其次要营造公平的创业环境,要大力改革工商注册登记、税费征缴制度、年检以及政府管理审批,这些制度都要进行改革和清理。贷款渠道也要公平。

  与其所谓工资翻番,最终由于只增加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职工收入而导致差距越拉越大,还不如改革这两项,这才是改革的重点。

  另外,要调节垄断行业以及有财产的富人,向企业征税应转为向财产征税,应该开征房产税等财产税。现在收入高的多是垄断性的国企、垄断性的金融行业,竞争不够充分、占用大量的资源、贷款成本很低,他们挤压了创业空间,垄断性的国有经济和金融,是导致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改革,对他们的收入分配进行监管。同时应通过法律手段,加大舆论监督,打击灰色收入。要对第三方进行审计,并且上缴红利。

  《英才》: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现行的财政税收政策是否也要做出调整?

  周天勇:我认为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不应当再提高,3500元就非常合适。如果起征点提到一万元,这会导致很多在这个标准上的高收入人群不用交税,这对农民等低收入人群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要交税,所以最终反而会提高基尼系数。

  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建立椭圆形的社会结构非常必要,但并非是通过税收,而是要鼓励创业,建立公平的创业环境。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小型私人企业数量非常多,不仅解决了就业问题,而且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因此我们要向东亚和美国模式学习。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的构成主体,是中小微企业家,而不是上班的白领们。

  另外要开征房产税,造成两极分化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制度和土地财政。从农民手里成本较小地征地后,政府一亩地甚至卖100万—200万元,但农民得到的财产利益转移非常少,这其实是在剥夺农民利益,是不合理的制度。

  房产以高价卖出,土地出让金非常高昂,而最终支付这部分钱的人群是没有财产要买房子的人,并且是70年的租金一次缴清。从增值方面讲,假如10年前买了房产,现在升值了,但是增值的这部分不用交税,这些都是不合理的。因此,应该将土地出让金制度废掉,改成房产税和土地交易增值税,对买了财产的人和增值的部分按照比例征税。

  《英才》:健全社会保障也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方面,这方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周天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非常必要,低保、慈善公益、社会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保障,这些需要尽快建立起来。

  但是住房方面,我反对大规模地建设廉租房、将25%甚至将更多人的住房保障下来的想法。在我国人均GDP仅5400美元的情况下,政府部门要把教育、卫生、养老、住房全部负责,除了像新加坡这种小国家能够实现以外,一般的人口大国的政府部门都承担不起。美国经济比我们发达,但美国并没有大规模建设廉租房,只是允许低收入人可以贷款买房,最后都导致了次贷危机。而且现在美国养老金面临巨额的亏空,再把住房问题揽下来,对美国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土地供给严重不足

  《英才》:那高房价如何解决?

  周天勇:第一,应该废除18亿亩红线行政控制,现在土地供给严重不足。第二,这么高的土地出让金,房价里70%是政府税费,如果把土地出让金变成房产税,房价立马下来。

  《英才》:18亿亩耕地红线的说法是否科学?

  周天勇:有人说是为了保证粮食安全,但我认为这是非常笨的办法。我们国家即使城市化率达到80%,需要新增的交通建设、水利建设、城市建设用地加起来才2.5亿亩。但中国有40多亿亩的未利用土地,其中包括5.6亿亩盐碱地,26亿亩沙漠,还有裸露、采矿塌陷地等10亿亩,几千万亩滩涂地。在不占耕地的前提下,增减挂钩,占补平衡,完全可以改造出来2.5亿亩建设用的土地。

  我建议,从未利用土地中改造出来2.5亿亩耕地,然后再从城市边上置换2.5亿亩土地。比如将一些盐碱地改造成良田,就在城市周围置换一些土地进行建设。并且,未利用土地改造成良田,目前的技术和成本完全都不是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舆论认为城市化占据了大量土地,这是不对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村庄占地面积7000多万亩,现在达到3亿亩地,增加了2.3亿亩;而城市占地由原来的2000多万亩到现在的7000多万亩,才增加了5000多万亩。而与之对应的是,30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将近5亿,农村减少了将近9000多万人。

  因此,新农村社区的建设非常必要,将村民集中起来,能腾出大量的土地,其中的潜力是很大的,我认为至少能腾出1.5亿亩土地。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产权不明确,补偿不够,比如宅基地指标政府拍卖上百万,甚至数百万,但只给农民很少一部分,所以拆迁导致上访,群体性事件。如果补偿够了,财产权责明晰了,土地就能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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