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述思 知名时评人
袁岳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
东方愚 《荷尔蒙经济学》作者
男人怎么证明自己的成功？
有人给这个无厘头的问题安了一个无厘头的答案：“换房换车换老婆”。房车好换，老婆能随便换吗？当今社会，许多成功的男人就用实际行动佐证着这一无厘头的答案。
一个又一个企业家因“婚变”新闻，从媒体报道的财经版跳到了娱乐版。运气好的，抱得美人归后事业仍蒸蒸日上；运气差的，两败俱伤后“家务事”就成了压倒企业的稻草。
的确，人生无定数，有的时候，成也婚姻败也婚姻。正如巴菲特说，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投资并不是买入哪种股票，而是选择跟谁结婚。
可惜，不是所有人都能有巴菲特的眼光。查尔斯和戴安娜的情变影响到王室形象；真功夫、土豆网、赶集网创始人的婚姻纠纷影响到企业发展；被前妻狠狠“捅刀”的吴声影响了声誉；还有让商学院躺着中枪的王石与田朴珺，甚至影响了万科股价……
本是两个人的婚姻，现在被权、名、利绑架之后却变成了大家的事。
面对利益与感情的纠结，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应该交出怎样的答卷？为情，为爱，为名，为利，发生问题的婚姻，离与不离都变得大有学问。
企业家爱离婚？
主持人：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的婚姻出现了问题？
石述思：媒体总是爱放大名人的绯闻。其实，企业家的离婚率不会高过普通人。但企业家是社会名人，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特别容易引起关注，所以给人的感觉是：企业家的婚姻特别容易出问题。
一直以来，中国人缺乏正常的恋爱，都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些思想导致中国人过去的婚姻大部分是压抑、痛苦的，幸福的婚姻大多只是停留在传说里。而今天，婚姻选择权终于还给了个人。有了权利很多人就想用足。特别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文化体系前部分有过崩塌，后部分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种情况下，有人对用上半身约束下半身的意识很淡泊。
袁岳：婚变的知名跟公众化有关。任何领域的人有了名气，他的婚姻都会有人关心。很多人离婚四五次也没人管，而明星家里有一点儿纠闻，大家都会追着打听。其实，闹婚变的企业家只有一小部分。
东方愚：企业家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一个人在政商关系方面可以阳奉阴违，但在夫妻关系上应该不会常戴假面具，所以很多企业家能处理好企业问题，却不知如何处理家庭问题。
主持人：当企业家婚变越来越普遍，是否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石述思：只要是相爱就不会发生问题。但问题是真的相爱吗？在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找到真爱比遭到雷击的概率还小。因为大家都在通往成功的大路上狂奔，维系真爱的东西基本不存在了。而且在曾经一穷二白的中国，很多人是因为欲望刺激起家的。当人的物质得到满足，下半身的欲望就会被激发，于是，找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和买辆名车一样，被物化了。甚至有些场合男人不带个漂亮女友出席，根本没办法证明自己的成功。这已经成了潜规则。
但是，基于社会规范、法律精神，婚变当事人的老婆不说什么，别人也没有资格去批评。矫情点儿说，这些不过是奋斗到最后的成功者，开始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只是，社会太复杂，过度解读了很多简单的故事。
东方愚：中国的商业文明是断裂的。1956年，私营经济在中国一夜之间消失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重新破土。对于第一批掘金的商人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可以传承的，甚至没有任何榜样可以借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所谓一对小夫妻，一个小作坊，生意跌跌撞撞就开始了。这时候基本不存在婚变的基础。
经过30年这些商人在中国商业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所谓的商业伦理、企业家精神，却没有过渡到更高层次，思想不足以撼动传统意识的企业家，没有勇敢到改变选择的地步，只能坚持既有的婚姻。而一些思想开放的企业家，则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还有一些企业家其实是把婚姻作为了生意的一部分。
主持人：当企业家的婚姻和功名利禄联系在一起，该怎样衡量婚姻的品质？
石述思：我一直认为男人是功利的动物，没有女人进化的彻底。女人可能一生为情而活，但绝大多数男人肯定不会为情活着。在今天的社会，大部分男人是为成功活，而社会确立的法则很病态：权名利才代表成功。
东方愚：爱情不是单一的事情，除了行业，年龄，甚至地域都对人的爱情观有影响。
比如曹德旺也曾出现过婚姻危机。他最初的创业资本来源于夫人家的资助，当他有了一些钱之后，也发生了婚外感情。但他是一名“40后”，道德制约了行动，所以他并没有选择让家庭破裂。为了补偿，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把企业归到夫人名下。
主持人：感情破裂后是不是应该为大局而放弃个人生活？为财富维持表面和平值得吗？
石述思：这要看感情破裂的原因是由肾上腺激素控制的，还由爱控制的。如果感情破裂还要继续过下去，只能说明这个企业家仍处在迷途。
如果是为了真爱，企业再大也只能算个屁。企业重要还是个人幸福重要？企业家活出自己是最难的。年轻时奋斗，不就是为了现在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为什么不能在财富完成之后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敢于完成自我解放的人才是强者。
当然，理想的答案是，企业家的情商足够高，能够把事业与家庭的关系处理好，而不是让两者对立。
东方愚：潘石屹在形容他和张欣的关系时也用过“磋商”这个词。可见，再强大的企业家也不一定能处理好婚姻问题。如果是我，没有感情一定选择离婚。但是对于企业家来说就不一定了。有些企业家，特别是一些共同创业的企业家夫妻，宁愿在公众面前秀恩爱，也不愿意承认婚姻失败。他们会权衡分开对彼此造成的损失是否远远大于幸福收益。旁人看来没意思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就有意思。
离婚的背后
主持人：企业家如何避免婚变？
石述思：我一直赞同在感情上宽进严出。如果你想选择一棵树，就要多逛一逛森林。但是，中国前几代的企业家大部分是不逛森林，直接选树。在没成功时或者在成功的路上，他们没有机会和时间去发现森林。当成功后站在高处，突然发现了森林，对比之后才知道自己当初选的那棵树并不适合自己。但即便这棵树是棵歪脖树，也已经伴随自己走过了人生大半。这时，企业家就会面临人性和社会认同的准则冲突。我一直认为，多一些恋爱的婚姻更容易幸福，因为自由选择是商业社会和婚姻的灵魂。
袁岳：大部分投资人关心企业家的婚姻，其实只是想知道婚姻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如果是一名心理学家，关注最多的一定是企业家的情感。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可以跟你一辈子。企业家在结婚前就应该把未来的婚姻状况评估好，并愿意去承担责任。
东方愚：我读过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的《家庭论》一书。书中说，从恋爱到婚姻的过程就是寻找目标市场、考察对方需求、沟通商品交换条件和签订契约的过程。婚姻的本义可以理解为人们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实现规模经济的一种组合形式。举个不尽恰当的例子：如果一位商人在事业上小有所成后才考虑婚姻，那么他在选择对象的时候，就可能形成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因为大方的买家会影响“市场价格”，当然即使如此他也未必能找到最好的“产品”。
主持人：当面对婚姻和企业的两难问题时，对企业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不是选择何时、何地、如何止损？
石述思：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是小问题。幸运的是，现在的中国企业家生活在一个用钱能解决问题的时代。即便如此，和一个不爱的人凑合着生活一生，也是件悲催的事情。如果一味要算计得失，这种婚姻也就不称其为婚姻了，而是一家股份公司，那样还是不要结婚了吧。婚姻不是讲理和算账的地方。
袁岳：要想分开就要付出代价，所有财产就应该平分，除非在婚前写明了财产协议。有协议从协议，无协议从法律。如果没有协议，即使你觉得对方没有为你的事业做贡献，你也要接受法律的规定，毕竟人家跟你同甘共苦了这么多年。一个女人给你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婆，人老珠黄后你选了新人，也应该给这个女人一个体面的生活。如果还去算计如何止损或者有目的地转移财产，那就要做好接受法律制裁的心理准备。
东方愚：止损是本性，但不应只考虑账面的多少。现实中更多的情况是：只要老婆没有强大的后台，一般男人都会把自己的损失降到最小。其实，这是不对的。如果两个人决裂成了仇敌，财产没有公正分配，企业家很有可能会面临更多的麻烦。
主持人：当婚姻危机来临时，企业家自己是否也应该反思自己，多一些保卫婚姻的意识？石述思：婚姻稳定的基础有三种版本。一种是感情基础特别牢，牢到没什么可以击破。一种是两个人平衡发展，相互理解尊重。还有一种是婚姻绝对失衡，一方能忍受任何事情，让另一方婚姻的成本低于离婚的成本。
其实，人的一生就伴随着犯错。所以人要学会宽恕，宽恕的根本条件就是爱。如果你真的不爱了，想像《简爱》中的罗切斯特那样完成人性的解放。就可能像他一样最终以失去财产与健康为代价。你以为可以有更好的选择，但你是否做好了失去更多的准备？
袁岳：如果婚变是因为第三者的介入，我想企业家应该考虑清楚。虽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女朋友，有的是为了睡觉的，有的是为了谈情感，但在法律上，女朋友是不分配财产的。如果你送人家200万，里边有100万是配偶的，是可以追回的。有些问题，不是保卫不保卫婚姻的问题，而在法律规则问题。
东方愚：在日本企业里，如果一个男人处理不好家庭问题，基本上难有升迁的机会。松下幸之助在企业管理中对这一点非常看重，他认为，“小家”搞不好的人，很难搞好“大家”。
而在美国，10多年前，一位名叫托马斯的社会学家在调研了1300多位富豪后得出结论：婚姻和事业是正相关的，80%的事业成功的人从没离过婚。
我也曾选择了100对中国夫妻样本，统计结果显示：婚姻和事业正相关是成立的。所以幸福的婚姻一定会促进企业家的事业。不过想怎么选择，是企业家自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