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经济遭遇了近十年来下滑最厉害的一年，而这一年也是转变发展方式和改革呼声最为强烈的一年。
不过，鉴于PMI、工业企业利润率的回升，多位经济学家认为，2012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将企稳，但整个年度的GDP增速将低于8%。
展望2013年，GDP增速重新回到“8时代”或者可期。但放眼中长期，中国经济很有可能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
中国以往倚仗的出口已明显下滑；内部环境也不容乐观，投资效益低下，产能过剩仍在加剧，企业面临去库存化的挑战；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仍然较低，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尤为重要。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后，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当前一个大挑战。
未来十年的发展路径如何设定，这是摆在经济学家乃至新一届领导层面前最为迫切的问题。
在既往红利因素渐渐消失的情况下，改革和调整已成共识。“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经济增长必须实实在在没有水分”，中央高层的频频表态，预示2013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将更多放在结构调整和改革上。
问题是，改革的顶层设计该如何制定？哪些领域的改革最为关键？哪些改革政策最值得期待？未来经济增长动力何在？
在中国经济的十字路口，《英才》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走访了10位经济学家。他们分享了对中国经济走势的看法以及对未来改革的建议，以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能有所裨益。
以下学者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降低管制行业的准入门槛
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下滑，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出现结构性变化，潜在增长率下移，同时，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内部应对危机的稳增长政策力度偏温和。
相较而言，我认为2013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比2012年稍高，但会进入一个新的经济结构环境下寻找可持续经济增长动力的时期。
另外，通胀压力会稍高于2012年，特别是2013年下半年会较为明显。上半年经济增长预期会重新恢复到8％、通胀压力也不大，因此，上半年是推进资源价格市场化的好时期。
关于改革的问题，总的来说，十八大后的改革方向应该着眼于降低管制行业的准入门槛，激活民间投资，打破垄断，推进利率、汇率、资源价格等市场化改革。
具体到金融改革，我认为未来的重点应逐步转移到构建制度、完善市场、创新产品上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应当以三个方向、六个重点作为金融改革的方向。
方向上，一是立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经济转型，二是从注重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向满足居民金融资产多元化和养老需求转变，三是围绕城镇化创新融资方式，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
下一阶段金融改革的重点应当是推进金融创新，继续培育多层次金融市场，满足经济转型的多元金融需求；建设适应开放大国经济的金融调控机制；放松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限制，丰富小微金融、农村金融等多元金融形态；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引导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发展海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由监管竞争与合作推动资产管理行业创新发展。
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就是城镇化。展望未来十年，没有什么能比中国的城市化更能触动投资者的神经。从中国城市化的推进来看，尽管现在房地产调控面临的压力还比较大。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人群的集中，传统住宅的开发还是存在可观的成长空间。
另外，商业地产有着很大潜力，已经有不少社会资金注意到商业地产的机会，但是局部市场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忽视了商业地产发展中所需要精确的市场定位，以及长期资金的筹措能力和后期的管理运营能力。
对于房地产调控政策，我认为不是简单的放松还是收紧的问题，而是需要认真总结几轮房地产调控的经验与不足，尝试建立市场化的、法制化的调节体系，提高调控效率。2012年，保障房施工面积约占房屋总施工面积的14%，对房地产投资额持续发挥支撑作用，同时也为国家的房地产调控赢得了时间。
下一阶段的重点，应当是完善保障房的分配、管理和退出等制度，把保障房分配给真正需要的人群，防止分配环节的腐败行为。
巴曙松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采访|本刊记者张延陶
刘利 刚定价机制市场化
尽管2012年第三季度GDP增长下滑至三年低点，但中国经济的增长动能从2012年9月开始出现加速的迹象，11月的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均高于预期。
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正在重新步入周期性经济增长的轨道，2013年将表现出持续温和的增长局面，全年经济GDP增长率将大约达到8.1%。
尽管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为主的国内需求带动，但相信随着其他行业的复苏，经济回升态势将在未来的几个季度持续。同时，数据表明中国的去库存化进程正在加速，大宗商品价格也出现了显著的回升，这意味着我们可能已经接近本轮去库存化的终点。
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信贷获得变得更加容易，同时更多的企业融资开始转向债券市场。央行通过短期逆回购操作向市场注入了大规模的流动性，目前市场的存量逆回购资金大约在5000亿-6000亿元人民币。同时，外汇占款的增加表明，从2012年第三季度开始，资本流入重现。
相信中国将在2013年延续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政府自5月以来批准了大量的基建项目，整体投资额也达到了大约7万亿元人民币。此外，由于中国高层确认了城镇化仍将是未来的政策导向，因此地方政府会更加积极地投身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
2012年二季度开始，房地产成交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回暖，房价保持大致平稳。长期被压抑的需求集中释放，将有助于开发商减少手中的商品房库存，也有助于中国加快城镇化的步伐。央行在2012年的两次降息，房地产商更容易从债券市场获得资金，有助于房地产市场保持平稳。
中央高层表示改革是最大“红利”，中国需要深化城镇化进程以支持经济增长，但同时需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我认为未来三年，中国将不会对目前的政治经济体制做出根本性的变革，官方将持续推进税收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以及要素价格的改革，以实现经济的再平衡。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将降低中小企业和服务行业的税收负担，降低奢侈品的进口关税，建立全国性的养老金体系以促进劳动力的流转以增加国内消费。要素价格改革将在2013年扩大至煤炭和燃料油领域，更加市场化的定价机制也有利于降低垄断企业的话语权，并减少政府面临的道德风险。
在这些结构性改革举措之外，利率市场化改革将被进一步推进，以增加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这也有利于减轻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困难。结构性减税以及在12个省份实施的资源税改革，将有利于改善中小企业的盈利状况、改善就业以及增加服务业的比重，并减少财力相对较弱的中西部省份面临的金融风险。社会福利体系的重建以及对农村土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也有利于增加消费，尤其是农村消费。
这些“改革红利”如果实现，中国经济在2013年存在着更大的上行空间。
刘利刚系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采访|本刊记者 谢泽锋
刘煜辉 重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中国经济无疑将进入一个中长期的转型和调整期。无论理论界还是政策执行机构，对于经济减速已经形成共识。
过去十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措辞中都有“快”和“增长”，近期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定调很明显，这两个词都没有了。很明显这一届领导人已经接受了经济下台阶的局面，而且是要进入中速增长期，潜在增长率在下滑。
全球经济的低增长，调整没有结束，而国内结构性的问题没有解决，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扩大。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外需和消费都受到抑制。唯一能操纵的变量是投资，而且仍然是依靠政府投资，试图让私人部门来承接，还受到很多市场化改革倒退的制约。
2012年中国经济实现7.5%的增长目标，应该说下半年的稳增长政策发挥了很大作用。宏观经济在9、10月企稳也是依靠投资，但这不可持续。信用的供给，特别是中国影子银行信用的供给跟不上，经济增长的短期动力就会下来。
我个人预测，如果政府现在开始清理影子银行，加强对地方政府的债务治理，关注他们的风险，2012年三季度的信用放量的状态就会中断，整个经济形势的反弹到2013年一季度就差不多会终止。再往后如果想保持经济增长，就需要更大量的扩张，城投债、信托要不断地发。
2012年中国经济前三季度连续下滑并且没有反弹，这在30年经济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种调整显然不能用短周期来解释。我认为，中国至少在需求层面进入了债务周期和杠杆周期的调整阶段，中国经济可能已经超越了库存周期可以解释的范围，上升了一个层次。
很多经济领域的改革都是要做的，但是顶层设计最重要。改革千头万绪但实际上都为了一个目的——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就是要搞清楚如何约束政府的权力，包括反腐、财税体制改革、垄断部门的改革等，要把过去10年被破坏的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重新修建起来，重新理清楚。
政府的权力受到约束，就意味着收入分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财富会从垄断部门向私人部门流动，这样的市场化改革，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末出现过，但是最近10年财富的流向是向政府部门、国有垄断部门转移的。
我最期待的短期经济政策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影子银行的规范和治理，影子银行是非常紧迫的金融风险，现在就要抑制地方政府的雪球越滚越大；另一个是结构性减税，主要是营改增，增值税在17%的标准上还需要下调2—3个百分点，这必然会减缓企业的日益升高的成本。同时靠进一步全面的财税体制，达成结构性减税的目的，把整个社会的税负降下来。
刘煜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采访|本刊记者 谢泽锋
卢锋 不要刺激政策催生的增长
中国经济为何减速？外部经济环境影响无疑是重要原因。发达经济体作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其经济减速抑制中国出口需求。
从国内看，中国经济增速减缓至少有三个层面背景根源。第一是长期原因。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趋于下降，年轻劳动力供给趋于减少，对潜在供给增速产生抑制作用。推测目前潜在增长率已从早先10%左右下降到8%-9%。
第二是周期原因。上一轮开放经济景气增长成就巨大，但是累积的矛盾与失衡因素需逐步调整，要求一段时间经济增速减缓。
第三是短期原因。2008年底刺激经济措施，对稳定就业、促进经济较快回升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刺激措施毕竟是通过透支未来收入与需求发生作用，随后会派生经济减速现象。
我认为适度减速调整利大于弊。外需不振，税收下降，企业经营困难，就业压力加大等是值得担忧的问题。而保持经济较快增长，控制失业率过高，并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提供条件，是转型期中国宏观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
应对新的宏观形势，需告别“刺激经济保增长、行政干预抑通胀”的调控模式，在继续温和宽松的宏观政策基础上，趁势实施经济调整，着力推进关键领域改革，为新一轮自主性景气增长到来创造条件。
目前经济增速应低于潜在增长率，有必要实行稳增长政策，缓解企业面临的困难，防范经济过度失速。中国拥有较多能发挥促增长的政策工具，包括各种宽松货币政策工具，积极的减税与财政政策，适度增加保障房与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放松对企业投资管制等等。最新数据显示，宏观经济明显出现企稳回升势头，
在实施逆周期宏观调节政策同时，需要总结过去十余年宏观调控的经验与教训，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功能、目标与定位加以反思，对深层体制根源进行调整改革，使短期政策与长期结构性改革形成匹配。需要明确力求自主性与内生性增长，而不是刺激政策催生的增长；是准入公平的增长，而不是维护垄断的增长；是品质提升惠及民生的增长，而不是质量低下和运营粗放的增长；是稳健与可持续增长，而不是失衡累积难以持续的增长。但我们不能指望通过宏观调控解决所有结构问题。
展望未来，中国面临改革议程千头万绪。以下几方面改革具有特殊意义：一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基本完成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基础上，趁势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改革，有序使小产权房合法化；二是降低民营企业准入门槛，充分发挥企业家能力。力推企业减税减负改革，减少政府投资核准与审批；三是加快汇率与利率改革，创建与开放性大国经济相一致的宏观调控架构，并为根除金融抑制和治理资产泡沫创造体制条件。
卢锋系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采访|本刊记者 谢泽锋
彭文生 降低税负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长周期趋势性放缓和短周期总需求紧缩的叠加状态，这是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最根本原因。
从长周期来看，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明显放缓。由“十一五”期间的10%以上回落到目前的8%左右。这主要由三大诱因造成：入世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已经逐渐释放；农村可转移的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少；房地产泡沫对实体经济的挤压。继续深化改革将有效降低潜在增长率放缓的影响，视改革的进展程度，估算2020年潜在增长率将下降到5.5%-7.5%左右。
预计外需不振和投资放缓将拖累2012年GDP增长下滑至7.7%左右。受全球经济尤其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表现低迷，全年净出口对GDP增长负贡献。去杠杆化减弱了投资的增长，也对经济增速形成拖累。
对于2013年中国经济走势，我认为是温和反弹。总体来看，2013年中国经济形势相对2012年要乐观，GDP增速将达到8.1%。
经济走势的焦点其实是政策组合。政策制定者面临关键问题是：如何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保持平衡？简言之，我国宏观政策将呈现“宽财政、稳货币”的状态。
在降低行业垄断、促进非公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财税改革、利率市场化等一系列改革领域，新一届政府需要推出实质性的措施。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减税，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更多地体现为降低税负，而不是增加政府开支，将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有利于鼓励民间投资和消费，更有利于可持续的增长。
房地产方面，预计限购等调控政策不会出现全面的放松，但是与城镇化推进带来的人口流动趋势配合，局部政策将有所调整，例如房产税施行已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2013年很可能扩大试点范围，以保持对住房投机需求的压制。
通过对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的回顾，可以看出，与同期其他国家比较，中国的增长更多地依赖生产效率的提高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历史上三次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均与体制和结构改革有关。
展望未来，中国正处在一个增速放缓的开始阶段。劳动力转移减慢将会更显著地限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依靠体制改革。在改革顺利推进的情形下，科研、教育、政府效率等将有大幅的改善，限制劳动力转移的体制与政策因素会有所消除。
国际经验表明，研发资本存量的增长、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政府效能指数等都显著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显然是激发长期增长动力的关键所在。
彭文生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采访|本刊记者 谢泽锋
汤敏 收入分配改革第一位
2013年的经济形势应该可以乐观一些，但不会大幅反弹，我预计GDP增长率在8%左右。
从国际经济形势看，美国的经济复苏已经开始，欧洲的债务问题已在谷底，2013年是否能出谷底现在看不清楚，但至少不会坏到哪里去。
从国内情况来看，新政府上台会有一定的新气象，在财政投入、公共投入等方面会有所加大。消费方面，也会稍好一些。另外，房地产市场应该也不会比2012年更差，房地产的投资以及供给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松动，但幻想着房价再次攀升，或者限购限贷政策有大的松动不太现实。
2012年经济的下滑主要有三大原因：出口大幅下滑，我们的出口依存度在全世界大国里相当高，沿海经济放缓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出口急剧下降；再者是我们本身的调整。房地产正处于胶着状态，如果房地产继续攀升，房地产泡沫会崩盘，但是要进行调控，肯定就有阵痛；此外，尽管通胀已经下来了，但随时可能反弹，货币政策不敢放松。
这些综合因素加起来，造成2012年经济放缓。但这些因素在2013年都会有所缓解，所以我判断2013年经济会稍好一些。
对于十八大后的改革措施，我认为第一值得关注的是收入分配改革。中国经济结构最大问题是消费不足、内需不旺，所以我们才如此依靠国际市场，依靠投资。
为什么消费不足？核心问题是收入不足，我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在不断下降。所以从收入分配角度来说，首先要增加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另外在经济收入中，少数人拿了大头，若要增加广大低收入者收入，这也需要调整。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收入分配的调整，调整本身对促进内需，对改善社会矛盾，对社会公平公正都非常有好处，这肯定是第一位的。但收入分配的问题是长期形成的，解决也有个过程，不可能立竿见影。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加速城镇化的过程。其中的关键在于从半城镇化向全城镇化迈进。所谓半城镇化，现在我们虽然城镇化是51%了，但其实农民工还不是真正的城市人——人进来了，心没进来，家没进来，福利没进来。所以未来城镇化不是多盖房子，多修马路，最重要的是说如何让2亿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逐渐有序地真正变成城市人，享受城市的所有福利。
第三，现在新政府一直提的市场化改革要继续坚持。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市场化的程度确实高了，但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一些暴利行业、垄断行业在国民经济中不正常的地位。同时，我们经济未来发展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小微企业，他们现在的发展举步维艰。这些方面，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今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将是几个因素并重。第一是消费增长，内需增长；第二是城镇化的过程所需要的新投入；第三是企业的转型过程所带来的对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拉动。
汤敏系国务院参事，采访|本刊记者 胡刘继
滕泰 放松货币政策
我对2013年中国经济更乐观一些，增速达到8%问题不大。2012年9月以来的触底反弹，可以延续到2013年的上半年。
但中期继续扩张的动力不足，在2013年下半年或者2014年经济增速可能会下来。因为从2012年6月以来货币政策还是偏紧，潜在增长率没有发挥出来，经济持续复苏的短期补库存的力量过去后，进一步的复苏扩张有待于金融扩张。
在信贷紧缩，房地产调控，股市低迷的情况下，金融还处于偏紧的状态。如果2013年的股市好一点儿，下半年消费会好一点儿，但上述三大金融领域的信贷是偏紧的，整体来看金融的力量使经济的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
2013年房地产调控预计还会维持现有力度，房价不会上涨还可能会回调。房地产现在更多是社会问题，所以调控不会改变。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应该有一些保障措施。城镇化的主要贡献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劳动生产率会成倍提高，这是长期增长的源泉。但确保城镇化的顺利进行，要避免城市贫民窟，避免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以及不稳定因素的增加。
改革可以解放生产率，主要有以下几个领域：加快推进金融自由化包括利率市场化，鼓励民营企业进入金融领域，同时减少管制和审批，真正让市场发挥作用。
预计2013年会维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我建议放松。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应该在9%以上，因为还有将近20万亿的基础货币没有动用，且存在很多金融管制。在全要素未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经济增速并未完全恢复。
政府部门应该从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交替误导中国的局面中解放出来，采用新供给学派的理论。因为供给创造财富，供给创造新需求，减税既能够增加生产又能够平抑物价。另外，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继续深化，但是阻力很大，不能乐观。户籍制度等更多深层次问题需要更长时间来解决。
制度改革本身就是财富的源泉，也是生产力。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不健全，但也还有着巨大的改革空间，垄断的、管制的、国有的低效率部门一旦降低进入门槛，就如同上世纪80、90年代的改革一样，可以激发经济活力。
我提出新供给主义，是希望更多人从财富源泉的层次看到中国长期增长的潜力；希望政府放弃短周期管理，着眼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中长期问题；我反对完全的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支持政府推动放松垄断、放松管制的进程，推进经济自由化、产权民营化；中国必须尽快压缩并严格限制政府支出，尽快从结构性减税过渡到大规模减税。
我相信，只要能够尽快启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让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中国经济完全可以长期可持续高速增长。
腾泰系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谢泽锋
许善达 停止征收房产税
当前，世界经济最大的失衡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失衡，虚拟经济创造的财富少，分配的财富多；实体经济创造的财富多，分配的财富少。
不同经济体有不同的表征，美国是虚拟经济最大的国家，美国向全世界卖美元，卖金融衍生产品，杠杆可以到50—60倍，换取了大量实体经济的财富。而中国是实体经济的代表，出口衬衫皮鞋等产品，最后挣来的钱并没有多少，加上环境成本可能是亏损的。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失衡。
美国的问题是内部财富分配也不平衡，从事金融行业的人只有少数赚钱，而实体经济形势现在更加严峻，失业率居高不下。再不激活实体经济，其国内的收入差距和失业问题就难以解决。美国要回复平衡可以说是被迫的。
中国虚拟经济一直不强，我们输出了巨大财富换美国国债，美国通过QE2、QE3使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我们的外汇购买力是下降的。现在美国、欧洲的需求减少了，而中国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向低成本的东南亚等国转移。所以中国靠劳动密集型出口的模式必须转型，这也是被迫的。
我认为中国首先要把外汇利用起来，加快外汇制度改革是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的一个手段。用外汇做引导把实体经济的产能输出。对外，中国多余的外汇就会转换成其他形式的金融资产，减少美国QE3的冲击，同时还能带动产能出口。
其次，国内要增加消费，不能再靠增加投资。中国不是没有调整的空间，我主张将整个财政收入中用于国有经营性资产的一部分交给社保，这是一个重要的扩大消费的手段。
城镇化率提高可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指标。但是关于城镇化，不能用现在城镇化率的指标研究问题，不能以现在的人口统计为标准。中国实际城镇化率远远没有达到51%的水平；另一方面，真正让农民进城，还需要很多改革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
关于土地制度，我建议所有农村集体土地只要是盈利的项目，一律不许征地，只能让农民入股。所有商业用途的征地都一律用入股的方式解决，把这个政策定下来，农民进城才能有保障，这是真正实现城镇化的关键政策。
关于房地产政策，我主张分三类治理：第一类，保障性住房，限价限购。政府规定价格，政府对所管辖的居民负责；第二类，50-90平米的普通商品住房，应该控价控购。政府把这种房子的价格控制在一般职工10-20年的工资能够购买的条件下；第三类，高档房，放价放购，完全市场化。政府从房价上涨中多收税，拿这些税收建设保障住房。
此外，停止征收房产税，而在交易环节征税，税收归地方。前面这三类政策，加上交易环节的征税政策如果实施，房地产市场将会大大活跃起来，拉动经济增长。
中国如果能够将所拥有的资源配置好，把上述几个政策，以及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改革、税收制度改革实施好，中国经济以较高的速度发展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许善达系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采访|本刊记者 谢泽锋
张军 需要经济自由化
我认为2013年经济形势将好于2012年，8%的增速应该没有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下滑，虽然有一定周期性因素，比如出口形势不好，房地产等领域的宏观调控，但主要还是结构性原因。2012年下半年货币政策开始放松，经济并未很好恢复，主要问题是有效的投资需求不足，这与周期性没有关系。
因此，根本原因是结构性的，主要表现在大量的中小企业没有投资意愿。地方政府在当前房地产调控的背景下，有效投资难以进行，最终导致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都被抑制，这是当下经济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预计2013年的投资增长会比2012年要快得多，房地产政策会有一些调整，以拉动投资，限购令很可能将会有所放松。
大多数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意愿现在都不旺，这与金融系统效率低有关系，也跟这10年来中小企业税负增大有关系。此外，很多经济领域受到国有企业垄断，资源要素流动受阻。而民营企业要想发展面临很大障碍。首先是银行信贷支持不够，融资渠道受阻；其次，生产要素在行业之间流动受阻，民企很难进入上游战略性行业。
我觉得最重要的改革是跟结构有关的几项：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以及结构性减税，这三项要捆绑起来实施，而且力度要大。要重新找回上世纪90年代结构性改革的决心，从根本上树立民营企业的信心。
未来中国城镇化要加快速度，这个方向是对的。提高城镇化率可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提供公共品，在投资和需求两个层面拉动国内总需求。但城镇化不能解决现在的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解决了自然就有助于城镇化的推进。
如果还是政府主导城镇化，不断控制土地等经济资源，这只会加剧结构性问题。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但是居民的购买力并没提高。农村人口变成城镇人口，购买力来自就业机会。实体经济长期处于抑制状态，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这么多人口进入城市就会变成失业人口，很多发展中国家大城市都被贫民窟覆盖。
户籍制度的限制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小了，但现在如果彻底放开，就会出现大城市很快被贫民窟覆盖，所以城镇化和工业化要同步进行。提供就业机会，居民收入提高，才能激发消费。对于土地制度，依照中国国情不可能走私有化的道路，我认为土地的产权改革方向是要允许土地流转，农民拿产权可以去抵押、变现。
对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改革是永恒的话题。很多发展中经济体，早期阶段比较容易形成改革共识，过了一定阶段改革就比较难，然后就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社会利益的分化导致政策出台趋于妥协。
调结构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调结构很容易被曲解为消灭一批产能过剩的落后产业，扶持高新技术产业。我认为这种大刀阔斧的措施是不合理的，中国现在需要的是经济自由化，减少政府的干预，让企业家自己做出选择。
张军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采访|本刊记者 谢泽锋
祝宝良 给地方政府建税
总结2012年的经济形势，造成经济下滑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三点。
首先可以看到，就业并没有出现问题，通货膨胀也是温和的。那么这就说明国家的潜在增长能力已经有所下降，其原因就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没有那么多了。
其次就是外需不振。这几年，世界经济的长期悲观预期使得本应是周期性的问题经过循环往复，演变成了结构性问题。产能严重过剩，又受到外需下滑的制约，我们的出口因此受到牵连。
另外，房地产也是2012年经济下行的一大原因。房地产调控确实起到了作用，但房地产的问题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房地产的绝对价格水平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信心。这并不完全是周期性问题，它还带有结构性问题。因此，不能允许房地产继续上涨，否则将长期影响未来发展。
关于房地产，我认为，在物业税、房产税没有在全国征收以前，限购政策是很难取消掉的。要是让全国的房价跌，那就是货币紧缩，但是货币紧缩是无法解决区域性差距的。区域性的差距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合到一块，既能控制总量，还能解决一些结构性问题。因此，今后房地产行业改革的一个可行办法就是推广物业税。
关于改革我认为，首先要区分政府该干什么，市场该干什么。现在的核心问题就是到底是市场干的不够，还是政府干多了。但是时至今日，我认为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达成共识。如果说当今哪项改革最迫切，那应该是“税”。这届政府需要解决公平问题，税收来源问题，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的问题，因为其中涉及到一些利益关系，应该是很大的一个阻碍。
改革的方向就是给地方政府建税，就是物业税，地方政府的税收在国外就是物业税，房地产税。增值税、营业税等都应该归中央。一旦在今后进行这样的改革，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就划清楚了。地方政府就没必要去管企业干了什么，只要这个地方环境好了，有人来建工厂，有人来建住宅，地方政府就可以征税了。
祝宝良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采访|本刊记者 张延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