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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伊:刺激消费无益商业

文 本刊记者 赵福帅 日期: 2013-01-30 浏览次数: 1815

  “现在中国到处都是生产过剩。”这样的议论,不绝于耳。

  独立经济学者谢国忠也有同感,频频谈到很多企业“前期投资过多、产能过剩,资本回报率非常低。不但盈利能力不强,还威胁银行体系的资产质量。”

  港口上积压的煤炭、市场上赔本赚吆喝的钢材、仓库里滞销的服装、深陷债务危机的新能源企业……目前,随处可见的产能过剩使人们心生忧惧,甚至有人联想到“牛奶被倒进密西西比河”的情景。

  是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太多了吗?

  有不同声音大声疾呼:现在不是供给太多,而是需求太少。要知道,生产过剩本质是多数人没有购买力,是一种结构性的供给不足。解决办法还是供给管理,激发更大的生产活力,即生产越多消费者才越有购买力。更有一些学者、官员、企业家,试图借鉴萨伊的思想与供给学派的政策,开创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从而化解中国当下面临的滞涨风险,闯过转型升级的难关。

  公共需求维持的繁荣

  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营报》社长金碚分析了当下中国产能过剩的原因:中国以往的产业扩张是平推式的,看到一个市场空白就大量进入,产品间彼此差异很小。但经济是有周期的,经济下滑时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加入世贸使得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确立,中美经济之间的暂时平衡掩盖了各自的结构失衡。但是,“靠出口暂时缓解的内需不振,在欧美经济陷入危机后,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万寿向《英才》记者介绍。

  当然,李万寿也认同如下观点:在市场经济中过剩是客观存在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过剩经济。“过剩导致价格下跌、利润减少,这是市场与生俱来的资源配置手段和资源再配置的必经过程”。

  然而中国市场经济中的过剩问题并没那么简单,金碚强调,不能以为增加了生产就会产能过剩,供给过多就是需求不足。李万寿进一步解释,需求不足的背后其实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问题。“过往30年我们依赖投资、出口,有人口红利、政策红利、落后的基础建设等优势。但现在,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维系,最终表现为需求不足、产能结构性过剩。”他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支撑中国经济下一个30年的增长点尚不明确。

  但是,继续促进生产会不会带来新的产能过剩?为回应这种担忧,李万寿回顾了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的学术观点。

  让·巴蒂斯特·萨伊生活在拿破仑时代,是欧洲传播斯密思想第一人,1803年写有《政治经济学概论》。“他认为,供给会自创需求,仅仅鼓励消费并无益于商业,因为困难不在于刺激消费的欲望,而在于供给消费的手段。只有生产能供给这些手段。”

  按照萨伊的说法,社会生产永远赶不上人们的需求增长,但现实中产能过剩却屡屡上演,比如1929年的大萧条。

  李万寿解释,萨伊将经济活动过于简化为“物物交换”,而忽视货币、生产与销售的时间差、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信息成本等因素。“凯恩斯认为,储蓄和投资有时相互对立,储蓄并非必然转化为投资,供给也不一定转化为需求,这就否定了萨伊定律的短期适用性。”

  “马克思提出,供给有时可以创造出自己的需求,但他对供给会创造出等量需求是持批判态度的”,李万寿介绍了马克思对萨伊忽视财富分配的批评。金碚则指出收入分配不平等因素可能造成产能过剩,甚至爆发经济危机。“付出和收入不成比例,生产了100元的价值,拿到50元的报酬,另外50元被剥削,又投入生产,结果是生产得越来越多,买的越来越少。所以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和有效需求越来越少导致的。”

  幸运的是,萨伊生活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早期粗放型的发展阶段,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正是所谓卖方市场时期,只会偶尔发生局部的过剩危机。而随着马克思批评的分配不公日益恶化,凯恩斯指出的货币非中性、储蓄投资平衡问题逐渐凸显,在20世纪20年代,一面是工厂、住房疯狂投资建设,有紧缩消费来增加投资的趋向;一面是分配日益不均,民众收入有所增长,而上层的收入提高得更快。1929年,加拿大小麦丰收引发连锁反应,大萧条降临,那些露宿街头的流浪汉,很多是曾经的成功商人和银行家。

  众所周知,大萧条之后是凯恩斯主义当道的日子。政府花钱,用公共需求替代不足的私人需求,西方国家也维持了战后几十年的繁荣。直到70年代的滞涨。

  只是推迟危机的爆发

  凯恩斯主义失灵了,信奉萨伊的供给学派随之崛起。“他们认为滞涨不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生产效率低下导致经济停滞,刺激需求不管用,还是停滞,但是通胀上去了”,金碚介绍说。“他们主张要减税、私有化、加强竞争性、减少政府保护,把企业搞活。刺激生产不是靠政府干预,而是减税。”

  1981年,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采取了两次大幅减税以及削减福利等措施。到1988年,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成为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中国过去30年就是因为总供给管理方面的转轨成功,极大地释放了供给潜力,激发了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中国接下来不可能继续靠外需,也不可能靠刺激,只能继续靠供给管理,改革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萨伊到供给学派,这一理论体系给中国的启发是,通过减税、放开准入、平等竞争、减少国家干预,国企、民企的活力都会增长,只要这样就不怕生产多,生产多就收入多,购买力就强。”金碚这一总结的言外之意是,中国目前遭遇的问题不是全面过剩,而是涝旱两重天,即中低阶层因为文化技能低,导致收入少、购买力低。

  可见现实的问题不在总量,而是结构;不是要不要继续投资、继续生产,而是投资到哪儿,由谁生产,增加什么供给。中国需要在基建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在国企与民企之间、在各阶层收入分配上寻找新的平衡,产能过剩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李万寿也指出,较为现实的新增长点主要是通过体制改革,激发人力资本、科技、制度、土地等要素供给,“比如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减少行政审批,通过城镇化引导农民进城,鼓励产业并购、打造产业龙头、淘汰落后产能。”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撰文认为,中国经济根本出路在于通过包括财税、户籍、价格、融资渠道改革等,帮助企业对冲成本上升的压力,增加总供给,从而提高经济活力。

  “现在的产能释放还没有停止,从长远看中国的生产过剩危机难以避免。无论加大投资还是降准减税,只是推迟危机的爆发。”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公开提出,必须从调结构入手,主要是加速城市化与大力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文 本刊记者 赵福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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