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到处都是生产过剩。”这样的议论，不绝于耳。
独立经济学者谢国忠也有同感，频频谈到很多企业“前期投资过多、产能过剩，资本回报率非常低。不但盈利能力不强，还威胁银行体系的资产质量。”
港口上积压的煤炭、市场上赔本赚吆喝的钢材、仓库里滞销的服装、深陷债务危机的新能源企业……目前，随处可见的产能过剩使人们心生忧惧，甚至有人联想到“牛奶被倒进密西西比河”的情景。
是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太多了吗？
有不同声音大声疾呼：现在不是供给太多，而是需求太少。要知道，生产过剩本质是多数人没有购买力，是一种结构性的供给不足。解决办法还是供给管理，激发更大的生产活力，即生产越多消费者才越有购买力。更有一些学者、官员、企业家，试图借鉴萨伊的思想与供给学派的政策，开创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从而化解中国当下面临的滞涨风险，闯过转型升级的难关。
公共需求维持的繁荣
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营报》社长金碚分析了当下中国产能过剩的原因：中国以往的产业扩张是平推式的，看到一个市场空白就大量进入，产品间彼此差异很小。但经济是有周期的，经济下滑时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加入世贸使得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确立，中美经济之间的暂时平衡掩盖了各自的结构失衡。但是，“靠出口暂时缓解的内需不振，在欧美经济陷入危机后，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万寿向《英才》记者介绍。
当然，李万寿也认同如下观点：在市场经济中过剩是客观存在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过剩经济。“过剩导致价格下跌、利润减少，这是市场与生俱来的资源配置手段和资源再配置的必经过程”。
然而中国市场经济中的过剩问题并没那么简单，金碚强调，不能以为增加了生产就会产能过剩，供给过多就是需求不足。李万寿进一步解释，需求不足的背后其实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问题。“过往30年我们依赖投资、出口，有人口红利、政策红利、落后的基础建设等优势。但现在，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维系，最终表现为需求不足、产能结构性过剩。”他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支撑中国经济下一个30年的增长点尚不明确。
但是，继续促进生产会不会带来新的产能过剩？为回应这种担忧，李万寿回顾了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的学术观点。
让·巴蒂斯特·萨伊生活在拿破仑时代，是欧洲传播斯密思想第一人，1803年写有《政治经济学概论》。“他认为，供给会自创需求，仅仅鼓励消费并无益于商业，因为困难不在于刺激消费的欲望，而在于供给消费的手段。只有生产能供给这些手段。”
按照萨伊的说法，社会生产永远赶不上人们的需求增长，但现实中产能过剩却屡屡上演，比如1929年的大萧条。
李万寿解释，萨伊将经济活动过于简化为“物物交换”，而忽视货币、生产与销售的时间差、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信息成本等因素。“凯恩斯认为，储蓄和投资有时相互对立，储蓄并非必然转化为投资，供给也不一定转化为需求，这就否定了萨伊定律的短期适用性。”
“马克思提出，供给有时可以创造出自己的需求，但他对供给会创造出等量需求是持批判态度的”，李万寿介绍了马克思对萨伊忽视财富分配的批评。金碚则指出收入分配不平等因素可能造成产能过剩，甚至爆发经济危机。“付出和收入不成比例，生产了100元的价值，拿到50元的报酬，另外50元被剥削，又投入生产，结果是生产得越来越多，买的越来越少。所以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和有效需求越来越少导致的。”
幸运的是，萨伊生活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早期粗放型的发展阶段，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正是所谓卖方市场时期，只会偶尔发生局部的过剩危机。而随着马克思批评的分配不公日益恶化，凯恩斯指出的货币非中性、储蓄投资平衡问题逐渐凸显，在20世纪20年代，一面是工厂、住房疯狂投资建设，有紧缩消费来增加投资的趋向；一面是分配日益不均，民众收入有所增长，而上层的收入提高得更快。1929年，加拿大小麦丰收引发连锁反应，大萧条降临，那些露宿街头的流浪汉，很多是曾经的成功商人和银行家。
众所周知，大萧条之后是凯恩斯主义当道的日子。政府花钱，用公共需求替代不足的私人需求，西方国家也维持了战后几十年的繁荣。直到70年代的滞涨。
只是推迟危机的爆发
凯恩斯主义失灵了，信奉萨伊的供给学派随之崛起。“他们认为滞涨不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生产效率低下导致经济停滞，刺激需求不管用，还是停滞，但是通胀上去了”，金碚介绍说。“他们主张要减税、私有化、加强竞争性、减少政府保护，把企业搞活。刺激生产不是靠政府干预，而是减税。”
1981年，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采取了两次大幅减税以及削减福利等措施。到1988年，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成为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中国过去30年就是因为总供给管理方面的转轨成功，极大地释放了供给潜力，激发了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中国接下来不可能继续靠外需，也不可能靠刺激，只能继续靠供给管理，改革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萨伊到供给学派，这一理论体系给中国的启发是，通过减税、放开准入、平等竞争、减少国家干预，国企、民企的活力都会增长，只要这样就不怕生产多，生产多就收入多，购买力就强。”金碚这一总结的言外之意是，中国目前遭遇的问题不是全面过剩，而是涝旱两重天，即中低阶层因为文化技能低，导致收入少、购买力低。
可见现实的问题不在总量，而是结构；不是要不要继续投资、继续生产，而是投资到哪儿，由谁生产，增加什么供给。中国需要在基建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在国企与民企之间、在各阶层收入分配上寻找新的平衡，产能过剩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李万寿也指出，较为现实的新增长点主要是通过体制改革，激发人力资本、科技、制度、土地等要素供给，“比如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减少行政审批，通过城镇化引导农民进城，鼓励产业并购、打造产业龙头、淘汰落后产能。”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撰文认为，中国经济根本出路在于通过包括财税、户籍、价格、融资渠道改革等，帮助企业对冲成本上升的压力，增加总供给，从而提高经济活力。
“现在的产能释放还没有停止，从长远看中国的生产过剩危机难以避免。无论加大投资还是降准减税，只是推迟危机的爆发。”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公开提出，必须从调结构入手，主要是加速城市化与大力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文 本刊记者 赵福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