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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

我的那些小伙伴

策划|天下工作室 文|本刊记者 崔玲 赵福帅 修思禹 编辑|本刊记者 罗影 图|本刊记者 孟杰 日期: 2013-09-03 浏览次数: 2406

  自古知音最难觅。

  世间如伯牙与子期的知音着实太少,因此就有岳飞无眠之夜“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感慨,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丘。”的辛酸。

  正因为这种情谊的弥足珍贵,一旦成为知音之交,也就能激发当事人“士为知己者死”的慷慨豪情。

  时代虽然一直在变迁,但这种追求真情意的情怀始终没有变更。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在人生的道路上,志同道合的“帮手”也许会让你的事业和梦想异常精彩。

  甘愿被合伙人卖了

  口述嘉御基金董事长兼创始合伙人 卫哲

  和最好的朋友一起合伙创业,是人生幸事。从阿里巴巴离开之后,我与六个合伙人一起,创办了嘉御基金。我很感激我的合伙人们。我还记得刚开始我们团队做的时候,连办公室都没有,就如同一个皮包公司,我甚至都不能给他们发工资,但值得庆幸的是,我得到了所有合伙人的支持,他们跟着我一起不拿工资,渡过了创业之初的艰难时日。

  能够得到合伙人的支持,跟我一起选择这样一份有“风险”的职业,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于我们有共同的职业梦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很多人一看到卫哲做基金,就认为我们是做投资的。实则不然,我们是从运营的层面去帮助企业,这些企业通过我们的帮助,能够得到提高,我们就会觉得快乐,而这快乐,成为凝聚我们的力量。

  坦白的说,如何建立信任,阿里巴巴对我的影响很大。马云是阿里巴巴的创始人,但他在公司的股份只占5%。对于公司员工,他都会无条件信任,从来不是说你先干活,我再给你股份。也许,他万一信任错卫哲了,就会有损失,但他从不这样想。

  这也给我在创办新公司时带来了启示——即相对强势的一方,我们应该先退让一步。比如说,就我们整个团队而言,级别越低的人,收入相对越高。我们几个合伙人,刚开始的时候,都不拿工资。我们告诉投资人,先把自己的钱放进来,有风险一起承担。

  在这点上,我跟我的创始合伙人朱大铭达成了共识,可以说,我们是志同道合的好友。我俩一起长大,是18年的朋友。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君子和而不同。我们能做合伙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相同的价值观下,两人有区别。我们两人的性格、爱好和脾气,全都是互补的——我对数字很敏感,他数字感觉不好;我看业务模式,他看业务团队……如果我们所有的行动都相同,也许基金就有风险了。

  很多人会有疑问,既然共同做生意,那么肯定有矛盾。坦白的说,这就跟家庭成员之间会吵架一样,矛盾是一定会有的。小摩擦确实不少,但我可以告诉你解决矛盾的方法:碰到问题,在时间、地点和人物上进行调整。今天这个问题谈不下去,那我们放一下,明天谈,在办公室解决不了的问题,去茶馆里聊,我和朱大铭不能达成共识的观点,引入第三个人帮我们分析。在很多情况下,把这三个因素重新调配一下,问题就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我在40岁之前,从来不和公司的同事交朋友,很多同事都是我离开原公司之后才成为朋友的。就我个人而言,40岁之前的自己,很难有能力去把握好个人感情和公司制度之间的尺度,但如今的我,处理这些关系,已经能够游刃有余了。

  也正因为这样,现在的我,从来不忌讳和朋友做生意,合伙伙伴和朋友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我永远都无法预测,哪个朋友能成为生意伙伴,哪个生意伙伴就成了朋友。但是,要成为我的合伙人,首先必须是我的朋友。合伙人与合伙做生意是两码事。合伙人,是那种就算他把我给卖了,我还心甘情愿给他数钱的人。

  (采访本刊记者 崔玲)

  先小人后君子

  口述北极光创投创始合伙人 邓锋

  我1990年去美国留学,除了追随女朋友,当时也想好了要在硅谷创业,后来到英特尔就是为了混绿卡。

  上学时,我住在美国人家里,一边在餐厅打工,一边帮所住家庭做家务,除草、洗车、修房子、打家具。当然,也在高科技公司做兼职。

  硅谷当时是全世界唯一当工程师就能发财的地方,杨致远、扎克伯格都是例子,年轻、只有某一方面的才华,就能把公司做好,其他的事情有人会帮你。在硅谷,规则也很简单,空手道是空手道,柔道是柔道;而在中国是散打,你不知道规则是什么,拳打脚踢都可以,打倒对方就赢,技能、才华、胆量等都需要。

  1997年底,我和清华的舍友柯严、校友谢青合伙创办NetScreen,做网络安全。谢青负责商务,我负责芯片,柯严负责软件。

  产品很成功。1998年红杉资本给我们投了 350万美元,根据协定又找来罗伯特·托马斯担任CEO。因为发展战略上的冲突,第二年谢青辞职了。

  2000年底,谢青创办了新公司,和我们直接竞争。他当时还是NetScreen的重要股东。回头看当年,我的想法没什么变化,觉得创始人的价值观不一样,是做不长的。

  合伙制最主要的,第一要有共同的商业利益,第二这个平台能使大家1+12,第三要价值观比较一致,这样能走得长一点。

  2001年12月,NetScreen登陆纳斯达克。到2004年,Juniper公司出价40亿美元收购了我们,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两个公司的合伙。我也加入Juniper,成为主管公司战略的副总裁。

  当时很多人退出来,我觉得就是整合不好。两家公司规模差不多,Juniper略大一点,但两家公司的文化都很强,都是行业翘楚。他说我买了你,我要把公司战略整合起来,你应该听我的;这边说,你这个根本不靠谱,你外行领导内行。结果,谁也不服谁。

  当时我希望以后做的事能更多地跟中国结合,但做什么还没想好,本来想做天使投资和民营智库。是柯严来找我,说要做风险投资,所以2005年回国创办了北极光,我们有多位合伙人。柯严现在对风投兴趣没那么大了,不太介入公司事务,但我却越做越有兴趣。

  合伙是一个商业模式,有些行业家族企业就可以,但高科技领域合伙更容易成功。高科技人才不是靠工资就行的,硅谷都是股票期权,优秀员工都持有公司股份。也没有工会,因为不需要,都是股东。

  我觉得合伙做事情,要在一开始就清楚地把控制和利益分配确定好,先小人、后君子。

  (采访本刊记者 赵福帅)

  一起尽情跑调

  口述诺基亚成长伙伴基金(NGP)合伙人 邓元鋆

  2006年左右,我开始对移动应用很有兴趣,参加了AAMA亚杰商会,成为摇篮计划的导师,为创业者提供帮助。当时与优视科技(UC浏览器)和赶集网有合作。

  那时NGP在中国已经在运营,我跟他们也有合作,比如把优视科技介绍给他们。后来,我去AMD工作了一年多时,NGP在中国的合伙人Paul Asel要回美国,他跟我有几次长谈,希望我接替他。在AMD我也想做移动,但种种原因,没做成。于是,在AMD工作两年期满,我决定去NGP。

  从职业经理人到合伙人或投资者,确实变化挺大。风投的好处是,我每年见几百家公司,每家都有他的创意、技术、模式,年轻人很有朝气和理想,然后你从里面找机会,帮他们成功,成就感非常大。

  NGP有5个合伙人和一些专业投资人分布在全球几个大区(美、中、欧、印),各自寻找投资机会。我们每星期都有一次电话会议,每季度会有面对面交流。每个投资领域都有专人全球性地去盯,然后互相分享。本地团队每年要把数百个项目筛选到二三十个,再选出五到十个,然后提到全球层面审议,比如一个做数字广告的项目,就会找精通广告的合伙人来看,然后大家讨论。最后要把钱拿出来了,就要五个合伙人投票。每次还会找本地区外一个专门挑毛病的人(因为我们怕彼此会碍于面子),他会汇总其他合伙人和团队的意见,我们的团队就要解答这些问题。

  合伙制最重要的是合伙人间的化学反应,互相尊重,优势互补。大家的理念要一致,对彼此风格要理解尊重,不能为一个项目吵得不可开交。我们每次开会都有一些团队活动,今年初是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上个月在中国开的全球合伙人会议,开完会我们去游览了故宫、天安门,还跑到钱柜去喝酒、K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一起尽情跑调。

  同样,投资最重要的是投人,这个CEO、这个团队是否有能力将创意带向成功?几个合伙人是否有足够胸怀?不能总说我是老大如何如何。作为老板,能够听意见,是最重要的。都是老大说了算,但你没这个专业能力,就会走弯路。一个项目总是有太多未知数,但如果你投对了人,他遇到问题能够想办法解决,遇到改变能积极适应,就可能取得成功。

  (采访本刊记者 赵福帅)

  “专横”地反对他

  口述广州铭沣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薛虎

  都说朋友不能在一起做事,否则最后可能连朋友都无法做。但我和现在的合作伙伴就是认识了近20年的朋友,我们性格、爱好都大不相同,但在事业上却能相辅相成,配合默契。

  他曾是我朋友的朋友,我们偶然在一个饭局上认识。当时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地产行业工作,而他已经是商界的“风云人物”了。

  那时,他做的行业都挺高端、挺前沿,他最看好IT业,还曾经投资了一个很大的软件公司。我因为对中国的房地产充满信心,当时总劝他也投入一些资金在地产领域。但他不但对地产没兴趣,还有点瞧不起这个行业——“不就是找几个建筑队当包工头嘛,我可干不来这活儿”。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关系,我们还是会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只是彼此的事业从来没有交集过。

  大概在90年代末,他有机会可以在一个城市中心位置拿到几块地,于是就劝我辞职和他一块做,而我还不想辞职,就劝他自己开发。他并没有听从我的建议,把地让给了别人。我很为他可惜,觉得他失去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可他并不以为然。

  随着中国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他才逐渐也改变了对房地产的偏见,意识到当初不应该把大好机会拱手相让。于是,我们见面时的话题,常常是彼此埋怨。他怨我没魄力自己出来做事,我怨他错失良机。就这样在相互埋怨和遗憾中,又过了十年。直到去年,我从合生创展离开,我们才终于有了现在合作的机会,从朋友关系变成了合伙人关系。

  我一直认为,合作中一定要有一个人有经验和能力足够应对各种问题,并能保持冷静。我们俩之间,我就是相对冷静的那个。他之前对地产有成见,所以了解不多,在改变想法之后热情又变得很高,等进入这个行业后,他经常会在别人的影响下对一些项目兴奋不已,我就经常给他泼冷水,浇醒他。

  曾经,他看好海南地产,想在那里投资。但是我在地产行业摸爬滚打了20多年,深知海南已是块被分割的蛋糕,巨型的地产公司早已占据了优质资源,而且海南的地产会受全国市场的影响,很难把握。所以,我坚决地把项目拦了下来。前段时间,他去海南一个朋友的酒店度假,回来又跟我说,人家的酒店有多好,多棒。如果我们投资一个也会怎么怎么样。我只好又把酒店管理的复杂给他讲了一遍,再次压制了他的投资欲。

  我如此“专横”地反对他的想法,丝毫也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合作仍然非常愉快。其实,在合作中,坦诚相对并不影响彼此的关系,也许还会促进彼此的信任。

  (采访本刊记者 修思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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