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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

我爱微公益

文 |本刊记者 谢泽锋 张延陶 赵福帅 孟德阳 冯海超 日期: 2014-05-12 浏览次数: 4210

慈善是给予,公益是参与,长期参与公益事业并非常人所能坚守。

公益事业不仅需要金钱,还需要时间,甚至心灵的磨砺。不论是救助抗战老兵,关爱山区儿童,普及金融知识,亦或者是投身自然生态保护……当一个社会个体承担起如此沉重的责任,他们身上的压力不言而喻,各种委屈,冷暖自知。

他们是身家过亿的企业家,但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出发的那一刻,他们就知道路途艰辛。但自得其乐,心安足矣。讲述自己的公益故事,唤起更多人的行动。

 

伤痕累累但自得其乐

口述|中华全国工商联并购协会会长 王巍

有一次出差美国,看到一个金融博物馆,我觉得很受启发。我是搞金融的,又对历史感兴趣,就想把这种博物馆带到中国来。后来我们跟天津政府保持了很好的合作,一起把博物馆做起来了。

后来,我和任志强推广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我和老任非常熟悉,认识很多年了。201145月,他正好到天津参加一个活动,我就邀请他到天津金融博物馆讲一讲,他有很多粉丝,一个小时就来了200人。他讲的很好,影响很大,后来我们商量了一下,干脆做一个读书会吧,起名叫“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显得比较中立一些。

有了读书会,刚开始做的规模比较小,做一段就完了,但没想到一做就是三年,一百多期了,市场反应很好。任志强是一个标杆性人物,他对推动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和其他公益事业一样,困难很多,公益活动永远缺钱,缺管理人员,缺好的嘉宾,但这都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看的很淡,最主要是我们创造了一个新事物,而且社会接受了。这其中,各种的委屈,过去之后都不算什么。每一个挫折就是一个机会,这期间可以说是伤痕累累,但我们自得其乐。

会不会做一辈子我不知道。市场需要,大众喜欢我就做下去。我希望大家忘了我们,以后会有千百个书院在各个城市,各个层次积极发展,以后技术进步,很有可能大家在网上,也可能就不需要我们了,我没有特定目标说一定要坚持多长时间。

我很感动的是,邀请来的嘉宾在这个场地都很接地气,比如吴晓灵在我们的会上谈她怎么做女人,怎么做婆婆,怎么做儿媳妇,跟她以前在公众中的形象完全不一样,非常放得开;比如宁高宁以个人身份谈转基因,非常敏感的话题,整个氛围却又非常温馨。

听众素质非常高,提问水准也非常高。我们很担心听众会提一些政治敏感的问题,比如朱学勤在十八大期间谈革命,观众会不会用词非常激烈,这就会影响我们的生存,但后来观众让我放心了。

 

不养老送终就剁我中指

口述|新周刊杂志社社长 孙冕

偶然的一个机会,一位媒体朋友告诉我有这样一群老兵过着很不堪的生活。

那时我要到了一位成都老兵的电话,并且与其女儿取得了联系,从她口中得知,老人住在一个离家很远的养老院,并且无法从护工那里得到悉心的照料,而她本身的生活条件也很差,根本无法照顾好老父亲。随后,我决定让她在附近租一间房子,并且为其老父亲请一个保姆,这笔钱由我来出,每个月从我的工资中拿出3000元。

2011年,这位老人不幸离世。老人的女儿给我打电话说,她父亲觉得这段日子过得很有尊严。正是这样的一句话,让我决定要将这件事彻底做下去。

随后我先后走访了湖南、湖北、浙江、天台、云南、南京等地,探望当地的老兵,这趟走访让我完全崩溃了,这些老兵的生活状态惨不忍睹,更让人痛心的是他们的儿女很多都不孝至极。

在发现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发过一个毒誓,假如不把老兵养老送终,我就剁我的中指。有一天,我刚刚募了两万块钱给平顶山的一个老兵,这个老兵没用完这个钱他就走了。那天志愿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老兵走了,这个现实本已经让我难以接受,然而志愿者告诉我另外一个事情,让我心情难以平复。他说老兵的家属向志愿者要2.5万元,否则不把老兵拉走,老兵已经在病房里边10天了,尸体都快臭了,后来谈判的结果是,给他1.3万元才把这个老兵拉走。

我去过惠州看过一个96岁的老兵,房子破落的不堪入目,像猪圈一样。我跟村长说,由我们募钱给这个老兵盖房,这个村长告诉我说他其实有房子,这个老兵是黄埔军校的一个老兵,他同学的女儿来看他的时候,给他一笔钱盖了两层楼。但是儿女自己住进去了,却把老兵放在外边。我拉着这个爷爷的手,说爷爷不要在这里住了,我送你到广州老人院,有吃的、有喝的,有人给你做饭、有人给你洗衣服。

可是这个老人拉着我的手说,我不能离开这里,因为我离开这里的时候,村里边的人会说我的儿子不孝。老人说自己对得起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但是对不起自己的家人。我被深深震撼,老兵已经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居然还这么说。

现在存活的老兵有1370个人,我和我的朋友们承担了500多个老兵的生活费,每年6000块钱每人。有些时候我真觉得扛不住了,这些年我的收入基本上都奉献给了老兵,可以说我挣得不少,每个月也给我的母亲5000元作为生活费,但是我也曾因为要资助老兵,而减少了给母亲的这笔钱。甚至我的老母亲得病都没有告诉我,因为她理解、支持我的这项举动,不想让我有负担,但是作为儿子,知道了母亲的行为,我深感愧疚。

可一想到这些老兵,他们真的没有几天活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坚持下来了。

2008年有1个老兵走了,2009年有9个,2010年有45个,2011年有91个,2012年有271个,2013年有370个,今年到现在有93个老兵都走了,老兵熬不过冬天,每一天都走了很多。

还好,现在我的朋友也都慷慨解囊,已经有更多的人关注到了老兵这样一群人,但是时间等不起,他们的平均年龄已经高达94岁,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国家可以承认这些老兵,社会上能有更多的人愿意资助这些老兵,给老兵一个活路,给老兵一个尊严。

(采访|本刊记者 张延陶)

 

繁荣背后的人

口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卢迈

之所以做儿童发展这一块,是因为一种理念。

我们的调查统计发现,农村孩子的身高和城里孩子的身高差出三个年龄段,13岁只相当于城里10岁孩子的身高,营养不良的比例达到40%,这样的情况让我们非常吃惊。我们的高速发展可能掩盖了很多东西,在沿海繁荣的背后,没有看到贫困地区那些关照不到的人。

所以要重视这些孩子的营养。只用一个鸡蛋解决不了孩子的感受,热腾腾的饭菜和一个鸡蛋是不一样的。2007年起,我们开始了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儿童营养改善项目,最开始在两个县,有2000个孩子享受到营养午餐。

我们曾做过一个报告,总理做了重要批示,最后全社会高度关注,包括媒体界的推动,变成了一项大的国家政策。现在这个政策已经有2300万孩子受益,每天享受到国家营养补助,分布在680个县中。

后来我们注意到国外的研究发现,儿童早期是营养干预和学前教育最好的时机,所以我们从2009年又开始做儿童早期发展的事情。

去年,我们提出的《关于设立“国家农村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的建议》,习主席做了很长的批示。现在624个月孩子的营养包发放已经变成国家政策了,在300个县要实施了,有望在全部的贫困地区铺开,这是今年的行动,去年是100个县。

当然所有这些政策措施执行起来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在我们国家最贫困、最落后、治理能力最薄弱的地方,能做到现在这样,已经相当不易。

公益是好事,公益要和政府结合,要推动政府做相应创新。做公益是走在前面,然后推动政府做政策制定,这也是我们正在做的。也希望更多人关注公益,大家一起努力,因为这不是帮助几千个人,而是几千万人。

(采访|本刊记者 赵福帅)

 

第三年没坚持下去

口述|辉瑞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晓滨

前几年,我在惠氏(2009年辉瑞690亿美元收购惠氏,时任惠氏中国区总经理吴晓滨改任辉瑞中国区总经理)的时候,带头发起了一个结对帮扶贫困儿童的项目。

我们来到贵州一个贫困县,通过当地民政局和学校了解情况,最终公司的中高层几十个人每个人定向帮助25个孩子,定期去看看他们,承担学费杂费,买些图书、给他们写信等。我记得大家收到孩子们回信、画的画都很开心,互相给同事“炫耀”,也有人在办公室里大声念出来。

但这个项目到第三年的时候还是没有持续下去。这批孩子升学了,当地民政部门负责人和学校领导也调任了,机制也有点混乱,单靠我们这边投入的精力也有限,就渐渐断了。毕竟我们不能光汇钱过去,却不知道这些钱怎么花,给谁花,还是缺乏系统性的机制。

公益活动就是这样,如果没有好的机制,大家刚开始可能做得很好,但长期就难了。在这种情况下,做公益不能靠行政力量,更多是自觉和热情。

由于一些原因,当下中国的一些基金会、尤其是半官方背景的公益机构渐渐远离了大家信任,由于监督机制、管理体系尤其是透明程度不完善,人们觉得把钱直接捐给这些机构不放心,所以现在企业和个人都开始倾向于自己做。

我们这两年也在其他方面做了不少尝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鼓励员工自发参与甚至组织身边的公益项目,不求大,就盯着做点真正的事。

其中一个项目,是帮助来北京务工人员子弟上学和生活问题,包括解决生活困难、课业和兴趣辅导、共同比赛健身等。现在也一年多了,势头还很好。去年公司年会上放了一个视频,大家都非常震惊和感动,比公司建希望小学、捐款给基金会更直接、更震撼。记得当时总部来了一帮美国人,看完这个视频马上就揪着人问:去哪里可以捐钱?

我觉得真正的公益活动一定能对人的身心有益。一个人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帮助了别人,很多人就会有满足感。这可能是人的本性吧。事实上身边的很多人都有个想法,财力和精力也不是大问题,但因为缺乏好的途径很难形成大的风气,这主要是机制的原因。

(采访|本刊记者  冯海超)

 

只靠企业家力量太小

口述|白领时装有限公司董事长 苗鸿冰

把环保当成事业我不敢讲,但是环保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十多年前,刘晓光发起了阿拉善SEE,现在已经很知名了。刚刚成立时,我们一群企业家去阿拉善沙漠,在那里开成立大会。当时主要致力于治理内蒙的沙漠,做一些项目,比如种树之类的,每人每年交10万块钱。

当时,沙漠的景象给了我们很大的震撼。

我们从北京飞到银川,再由银川开四五个小时的车才走到阿拉善沙漠边缘,然后换212吉普,那种沙漠里的车,在沙漠里开起来特别吓人,直到开到了月亮湖。在那里我们一群企业家连夜开会,讨论章程、选理事。我是当时创始的那一批(企业家),第一届理事长是刘晓光、第二届理事长是王石。

在沙漠里种草、种树和内地感觉很不一样,起初的原因是因为那阵子北京的沙尘暴太严重了,于是一群企业家就组织做了这件事情。一做就做了十多年,现在北京的沙尘暴状况已经得到了改变。

十多年下来对于环境保护有更深的体会,如果只靠企业家来做这件事情,力量还是太小,环境保护这个问题需要全社会来参与,要有各种进步力量,不能光靠企业家来做,每年10万元实际上做不了什么事情。

我的公益理想是希望中国的城市更漂亮、更加绿色,少一些污染,城市中的污染现在可能已经是雾霾,盖过了当年沙尘暴,所以我希望城市的环境更好,这个已经成为我们很重要“渴望”了。

(采访|本刊记者  孟德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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