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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京官的生活水平

文|张宏杰 日期: 2014-09-26 浏览次数: 1368

  清代京官,生活大部分都很“穷”。

  我们翻开史料,到处都是京官生活贫困的记载。晚清京官李慈铭日记中常有“近日窘绝,殆不能举火”等记载。戴璐在《藤阴杂记》记述张衡任工部司官时,“贫不能举火。”李慈铭日记记载晚清的一个刑部主事,“贫瘁不堪,门庭萧索,屋宇欹漏,使令不供,人有菜色,”令李慈铭见了“毛骨洒悚”。

  因此,京官之穷是大清帝国上下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并且成为人们调侃的一个话题。有《都门竹枝词·京官》描写一品大员的穷状云:“轿破帘帏马破鞍,熬来白发亦诚难。粪车当道从旁过,便是当朝一品官。”北京市井更有许多嘲讽京官的谚语。“京师有谚语:‘上街有三厌物,步其后有急事无不误者,一妇人,一骆驼,一翰林也’。其时无不著方靴,故广坐及肆中,见方靴必知为翰林矣。”曾国藩进京为官前,他那富有远见的老祖父就对家里人说:“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 这句话一方面说明老人深明大义,不愿以家拖累曾国藩仕途上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翰林之穷是普及到了穷乡僻壤的常识。

  那么,京官生活为何如此之穷呢?第一个原因是薪俸水平低。

  低薪制并不是清代独有的现象。除汉初和宋朝中后期以外,中国历史上的俸禄水平一直较低,许多时候不足官员的生活日用。早在东汉时就有人议论过这种状况:“夫选用以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贫者多,禄不足以供养,安能不少营私门乎?从而罪之,是设机置阱以待天下之君子也。”也就是说,当官的人,家里都很穷。国家设的俸禄又不能满足日常生活,那么他们不得不营私。这是给天下善人君子故意下套啊。《汉书·宣帝纪》也记载,汉宣帝曾经下诏说:“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使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也就是说,如今小官辛苦奉,但是工资太低,要想让他们不从老百姓身上弄些钱,不可能。所以给他们涨点工资。这些资料都是明证。但是明代以前,官俸还没有薄到“象征性”,也就是说与官员的实际支出完全不匹配的程度。

  有学者以大米为计量标准,选取历代县令的俸禄进行了简略的对比。其结果是:

  两汉时县令(长)的年俸在11837-26633斤米之间。

  东晋、南朝时代为19728斤米。

  唐代前期县令俸禄折合14729-33310斤米,唐代晚期县令俸禄折成米在23081-34194斤之间。

  宋代县令收入折合31239-70448斤米。

  明代知县收入折合成米是2996斤,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水平。

  清代知县实行养廉银改革以前,年俸只合5400斤大米,仅略高于明代。

  这种比较虽稍粗略,但可以大致呈现出历代俸禄水平的升降曲线。可见,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俸禄最低的朝代。

  清沿明制,文官俸银标准水平很低。自一品到九品至末入流,共分10个等级,一品最高180两,二品155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3两,从九品及未入流只有31两有零。

  雍正时期,考虑到地方官办公的实际需要,进行了养廉银制度改革。改革完之后,地方官的薪俸水平几十上百倍地增长。比如总督的收入增长了100倍左右,知府增长了10-30倍。知县也增长了9-50倍,其养廉银最低400两,最高达2259两。但京官只是在乾隆年间改开双俸,就是工资大约增加一倍。皇帝认为,京官身处北京,事务清简,没有那么多的支出需要。

  但是清代从雍正到嘉庆年间,出现了一次漫长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了三倍。物价上涨之前,京官们的收入本来就不够花,此后收入与支出更是完全脱节。张之洞在《请加翰林科道津贴片》为京官们算账说:“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也就是说,普通京官,一年财政赤字通常近二百两之谱。

  所以薛福成总结说,历史上,人们乐为京官而不乐为外官,但明清却倒转过来:“自古设官,重内轻外……我朝颁禄,因明旧制。京员俸薄,不逮汉唐十分之一。又自耗羡归公之后,外官有养廉,而京员无养廉,人情益重外轻内。”

  是啊,在京供职为国服务,不但得不到合理的报酬和激励,反而需要自己赔钱。因此,许多京官缺乏工作热情,因为“衣食不贍,竭蹶经营,每于国家之掌故,民生之利病,不暇讲求,此京秩所以愈轻也。”他们选择在京为官的唯一原因,就因京官“其初升转犹易。京外两途,互为出入,故供职者不以为苦。”很多人在北京苦熬多年,就是为了得到外放去当地方官的机会,可以一夜发大财。然而,由于居京师太不易,有很多人在没得到这个机会前,就不得不放弃了。薛福成说:“近日京员盼慕外放,极不易得,恒以困于资斧,告假而去,绝迹京华。”

  我们看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的书信资料,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没能熬出头的京官例子。

  刘光第的同乡兼好友王伦三,和刘光第一样供职北京,任吏部主事。他与刘光第性情投合,关系很好。“光第少交游,避酬应。惟与吏部郎中王伦三甚相得,朝夕过从,谈学论世,至夜分不忍罢。而伦三锐志于学,先生许为豪杰之士。”

  王伦三做京官多年,穷困潦倒,又疾病缠身,“其气颇馁,屡言欲乞告还乡。”刘光第经常鼓励他在北京支撑下去,以免前功尽弃。到光绪十九年,王伦三终于快熬出头了:“伦三已得郎中掌选,明年稳得京察一等,简放道府。”可惜这线曙光出现得太晚,光绪十九年四月初八日,王伦三到底没有熬过穷困,病重去世。“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令刘光第为之长叹息。

  (作者系清华大学博士后,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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