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刊记者修思禹
嘉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喻国明
资深媒体人 罗振宇
广州铭沣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薛虎
“此事必有蹊跷。”
越来越多的公众事件，被解释成超出常人想象的逻辑。即便不借助“元芳”之口，现在大家也很容易联想到“此事背后一定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从质疑国家策略到猜测路边乞讨者，从美国“9.11”事件背后的阴谋到上海黄浦江漂浮的死猪，越来越多公众事件的背后被设计了各种不同版本的“真相”。现在，更可怕的是，这些茶余饭后的谈资带来的并不是欢乐，而是更多莫名的不安。
如今的社会，似乎成了一个充满怀疑的时代。
是“阴谋论”真得太多，还是大家想得太多？
以前，跟阴谋联系在一起的，似乎只有政治。而现在，不管关系国家还是关乎个人，只要有热点事情发生，各种阴谋论往往会比事件本身更吸引眼球。
当“阴谋论”越来越多、人们的思想越来越复杂时，我们还能快乐吗？难道，我们的生活真像那部受众人追捧的美剧《纸牌屋》一样错综复杂吗？
社会心理写照
《英才》：这个世界真的有那么多阴谋论吗？
罗振宇：“阴谋论”只有几个人说，并不是普遍现象。这个概念最开始的流行可能源于那本讲述一个家族操纵全球金融的书。其实，那本书写的很像武侠小说，却受到了很多人的跟风追捧，“阴谋论”得以被推波助澜。一个家族真能操纵世界经济吗？我觉得，受这种“假设”影响的人是没有思想的人。真正有思想的人是不会相信这些无稽之谈的。
这个世界哪有那么多“阴谋”，不管好事者推测出来的结果多么像真理，手法多么巧妙，事实就是事实，谬论就是谬论。你不可能堵住每一个人的嘴，这就是网络效应。
喻国明：从传播和认知社会的角度说，阴谋或不阴谋很大程度是一个规格问题。熟悉这个规格，就觉得很顺畅，很顺乎情理，什么事情都是明明白白的。但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或者新的人群，彼此文化符号的解读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意味。
其实，世界上更多的是多样的规则、多样的文化、多样的标准、多样的实践逻辑。面对这些多样化，人们缺少了解，在进入到新逻辑关系中时，有一种身不由己的失控感。把这种失控感误当成被控制、被玩弄，就会推断出“阴谋论”。但这并不是真正的阴谋。
真正意义上的阴谋是有意误导，不让你了解实际规则。但遇到真正阴谋的机会比较有限，因为只有发生巨大的政治或者利益冲突的时候，才会出现阴谋。一般，在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当中，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种失控感，或者是尴尬或者是纠结，只不过是感觉反差比较大。
薛虎：我从来不接受阴谋论的说法。虽然偶然发生的事情一定有其必然性，但不可能有人可以把一个事件从头到尾，设计得那么清楚，并取得预期效果。所谓阴谋，不过是发生之后，人们假设了一些过程来解读。大部分只是复杂人的复杂想法，即把事情解读的越来越离谱。
举个例子。很多年前，一些地产商聚会。大家只是吃饭聊天，但后来却被传成地产商密谋涨价。我们听到后觉得很可笑，因为中国的商人还没紧密到这种程度，但大家就是预先假定了“地产商在一起肯定没好事”的结果。
《英才》：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热衷于挖掘事件背后的所谓真相？是闲得无聊？还是现实社会让人越来越恐惧？
罗振宇：从古至今，人们都喜欢猜猜东家长，西家短。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很多事情不过是被放大而已，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现象，只是人性。
喻国明：现在的社会缺少安全感、赞同感与满足感，很多人把愤懑、痛苦等情绪郁积于胸，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合法的空隙来宣泄自己的不满。其实有时候，这些人对具体事情本身无所谓，只是为了通过这件事把他对政府、对现实、对利益分配的不满等合法的排解。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缺少一个安全阀，缺少一个可以让人有苦可诉、有冤可申、有不良情绪可以正常消解的渠道。
薛虎：中国人一直有宣传“斗争”的传统。曾经一度，只有“斗倒”别人，自己才能取得胜利，所以形成了拿着放大镜看别人的习惯。再加上，现在的社会是从平均主义走过来的，很多人看到曾经跟自己境遇差不多的人，突然一步上升到了另一个阶层，很不习惯这种差距，自然就会认为其中有猫儿腻、有阴谋。这就是为什么好事大家不喜欢传播，不好的事情却广为流传。面对这种情形，如果社会没有好的引导，没有公平的制度，人性阴影的一面更容易被激发出来，所谓对阴谋的猜想就会越来越多。
《英才》：思想单纯在这个社会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单纯些更容易幸福，还是复杂些更容易有未来？
罗振宇：我对社会没仇，所以我觉得社会一切现象都能理解，并不觉得有多阴暗。单纯也好，复杂也罢，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在这个社会活得很好。因来现在是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已经是一个开放系统。所谓开放系统就是自己想怎么活都行，只要不突破底线就好。
喻国明：这个社会谁都不比谁傻，很多自以为聪明的人都是自己折腾自己，没事就怀疑别人有意加害自己，总想着：“你想骗我，我还要骗你呢”。把生活搞得很累。其实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活得单纯、简约、直白，反而会更受欢迎，因为和单纯的人相处不累。当然，做事可以单纯，思想不能太单纯，要有自己的判断力。
薛虎：现在，似乎每个人都在刻意地不信任别人、怀疑别人。这种不信任的扩散和发展，将个别的事件营造成了社会普遍现象，致使大家更不敢信任他人。其实，这不过是自己心里有道过不去的槛儿。一个人要找到一个正确的、主流的价值观。复杂的人会一直生活在阴暗中，而单纯的人才更容易获得快乐。
信任危机？
《英才》：互联网会不会推动阴谋论的发展，造就了大众越来越多的阴谋论心理？
罗振宇：当然不会，网络带来更多的肯定是光明。网络有自己的纠错系统。虽然每件事情放到网络上，都会有不同的人要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是说完之后，对立声音会立刻出现。当各种声音都出现，观点与立场自动就均衡了。错误的说法，会很快被纠正。
喻国明：互联网就是帮助人们探寻规则真相的一种过程。但是，当大家对需要了解的关键性信息有缺失、有盲区时，就只能透过自己的方式去了解。再因为受制于自身的格局，对不能理解的真实状态自然有了猜测。这本身是信息服务和社会传播的制度构造偏差造成的，不是互联网造成的。
薛虎：在网络上制造话题付出的代价成本太低。如果有法律监管，大家都要为自己说出来的话负责，也许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乱猜测。
《英才》：你如何看待现在社会的信任缺失？
罗振宇：信任是一个社会学话题，用社会学家郑也夫的话说：社会一共存在三个信任系统。第一是人格信任，就是熟人之间的信任。第二是专家信任。比如病人肯定相信大医院的大夫而不是江湖郎中。第三是货币信任，被信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代码。这也是最不可靠的一种信任。
中国现在正好处于转型社会，转型就意味着人格系统和专家系统在崩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杀熟”现象。现在提起专家、学者，大家也都一通乱骂。所以现在的中国社会只剩下最后一个信任系统——货币系统。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人都很拜金。其实，信任才是最宝贵的。
喻国明：对于一个政府、一个机构或者一个有道德追求的人来说，底线就是把自己的游戏规则公示出来，告诉大家，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的行为标准是什么，我认为好的东西是什么，我做事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只有这样，才会让别人觉得你是安全的，你是可信赖的。但现在，很多事情都是不透明的，人与人之间自然就会有威胁感。即使你说的再多，也不可能成为值得别人信赖的人。我认为，现在社会的信任缺失，首要的表现就是政府做事不够透明。
薛虎：信任可以让一个坏人变成好人，不信任可能让一个好人变成坏人，所以不要用阴谋心态想别人。社会也许可以阴暗，但我们内心不要阴暗。
《英才》：中国现在怎样才能形成更信任的环境？
罗振宇：既然信任危机跟社会转型有关。那么，重建信任就得等到社会转型结束。现在，每个人都处于剧烈的变动期，想树立信任也难。讲个简单的道理：如果你住的地方仅仅是个旅馆，你会对左右隔壁有信任吗？不会。因为住一夜大家就各奔东西了。但如果定居下来，那你一定会跟左邻右舍搞好关系。这个时候，信任比较容易构建。所以中国社会的信任系统，本身不存在问题，转型社会就是这样的。
喻国明：首先，政府要亮出底牌，让老百姓知道应该了解的真相。比如，网络屏蔽各种词汇或者删帖，我不认为被屏蔽或被删除的那些一定是应该禁忌的。如果真需要屏蔽、删帖，甚至追责，不是不可以，但规则一定要透明，说清楚到底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规则一会儿一变，让人不得不怀疑有猫儿腻、有阴谋。
薛虎：首先，社会要用法律和制度来制约用欺骗手段制造阴谋的人，让这些给社会造成损害的人付出足够大的代价。
其次，要树立道德楷模，因为现在的社会太注重名利。官员和财富拥有者不是道德楷模，也做不了道德楷模，有时甚至会让人觉得社会更阴暗。所以，只有那些应该受尊重的人得到尊重，阴谋论的市场才会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