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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 生命背后还有生命

文|本刊记者 修思禹 日期: 2013-05-30 浏览次数: 4119

  20世纪70年代初,一个15岁的文艺女兵,在部队里爱上了一位年轻军官。每天她都要制造一场“偶遇”,见到他,不说话,只是摸摸军装上的第二个纽扣,这是他们之间的暗语,意思是:我把情书放好了,你快去拿吧。可是,面对女孩天真浪漫的爱恋,年轻的军官不但当了逃兵,还在事发后把责任都推到了女孩的身上。

  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是封闭的,况且又是在管理严苛的部队。于是,这场连手都没牵过的单纯爱恋,变成了难以被宽恕的恶名。女孩被迫一遍遍写检查,一遍遍当众检讨,羞辱感甚至让她想到了自杀。

  多年以后,女孩成了享誉世界文坛的女作家。面对媒体,她一次又一次毫无忌讳地讲述这个故事,没有悲伤,没有抱怨,有时,嘴角还泛起微笑,她说,其实那不算是爱情,是荷尔蒙的作用。

  “你真的不恨他吗?”这一次,当《英才》记者很直接地把这个问题抛给她时,她回答的语气仍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不恨,我早都忘了这个人了。恨是一种伟大的情感,不会有几个人有能力让我使用这种情感。”

  片刻,她又说:“但我觉得,那时候命运对我是不公的,我4岁时,就希望自己能成为艺术名人。12岁进了部队当文艺兵,我非常努力地跳舞,每天废寝忘食地练功,可是就因为一些事情,我再也得不到重要的角色”。

  一场“爱情高烧”让女孩离梦想渐行渐远。20岁的她放弃了舞蹈,走到了前线,在对越反击战中,做了一名战地记者。无奈的转身,却唤醒了深藏在她骨子里的文学细胞。

  如今,她早就不需要别人安排角色,她的名字——“严歌苓”被以编剧的身份印在《少女小渔》、《天浴》、《梅兰芳》、《金陵十三钗》的电影海报上。以她的小说改编的《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娘要嫁人》等电视剧也一次又一次地引发收视狂潮。许多演员都渴望出演她笔下的角色。

  不再要轰轰烈烈的感情

  曾被情所伤的严歌苓很喜欢写情,特别是爱情。她的笔下描写过很多种爱情。在严歌苓看来,男女交往的最高境界是爱情,最低层次是性。

  在她的小说《天浴》中,有能力的人只有性没有爱,而失去能力的人却愿意为爱付出生命。在《天浴》的结尾,老金帮助文秀死亡,寓意就是两人可以化蝶而去——老金是藏民,藏族人相信生命不会止于死亡,人的生命背后还有生命。

  严歌苓坦诚,自己把很多对爱情理想化后,放在了她的小说里,她觉得,现实中的爱情掺杂了太多的其他成分。中国只有她母亲那代人是第一代、也是最后一代享受恋爱自由、单纯相恋的一代人。严歌苓所指的年代,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那代人来说,浪漫的爱情往往伴随着牺牲主义、非物质主义。

  据说,《一个女人的史诗》就是严歌苓参照母亲的爱情观写的小说。“他们那代人,不讲什么回报和自我,就是傻傻地一直爱下去。不过‘文革’把这种爱情观推翻了,政治代替了爱情,成了衡量婚姻的标准”。

  “‘文革’之后,又有了一个恋爱自由的十年,但是还没有形成大的气候,便被物质主义冲淡了。而且我认识的80年代中期结婚的人,90%都离婚了。当初虽然是因为爱情在一起,但是中国转型太快,动摇了曾经选择的信仰。没有物质掺杂的婚姻因为没有一起建设起什么,而变得动摇不牢靠。”

  严歌苓就是那90%中的一员。她的第一段婚姻,以幸福开头,以失败告终。不过,相对于刻意忘却的15岁时的爱情,这段婚姻对严歌苓影响很大,“我决定留在海外,一大部分原因是没有办法面对两个人生活过的地方。”她的前夫是知名作家李准的儿子,关于这段婚姻,她说的并不多。不过,前夫一家人所讲的河南话,至今仍是严歌苓热爱的一种方言。她以自己的性格为原型写的《第九个寡妇》中的女主人公“王葡萄”,说的就是河南话。

  1989年,严歌苓在美国遇到了现在的外交官老公劳伦斯。相恋之初,因为FBI对严歌苓身份有所怀疑,为了维护严歌苓的尊严,劳伦斯一度放弃美好前程辞职抗议。这一“壮举”让严歌苓被爱情的甜蜜淹没,不久,他们结婚了。

  如今,两人的婚姻风平浪静地走过了十几年。严歌苓说:她再也不想要轰轰烈烈的感情,人到中年,才发现,爱情也好,亲情也好,平淡才是最难得的。平淡的表面下,都是最真实、最深刻的东西。

  写了那么多爱情,对于当代都市的爱情,严歌苓却表示“看不懂”,她不明白为什么在情感方面,人们越来越淡漠和怕麻烦。“手指碰一碰心就会颤的感觉似乎不会有了,大部人的恋爱直接越过了最初的那一层。”

  对于越来越多的婚外情、婚外性,严歌苓更是感觉到悲哀:“中国一些传统的思想糟粕表面看没有了,实际并没有断裂,比如纳妾。也许这跟中国的孔孟之道有关,孔子就认为贤惠的女人会劝自己的丈夫纳妾。其实中国选择孔孟的思想是非常不幸的。”

  “我发现很多男大款,唯一表达喜欢的方式,就是给女孩子买一堆世俗认为的好东西。没有一点点自己独特的表达在里面。连一封怎么把对女孩独一份的情感、欣赏表达出来的情书都不会写,至多是简单的邮件,或者短信,所有的信息都飘在空气中,没有白纸黑字的盟约,没有认真的态度。这种爱的方式很可怕,严格地说这也根本与爱无关。”

  不过,严歌苓也知道,她所欣赏的牧童牧女间纯粹的爱情可能现在只存在于乡村,进了都市以后,人就被各种欲望套住。

  所以,她很怀念自己的青春,她说,她的青春比现在年轻人多出了太多的意义与精彩。

  尽情疯闹的青春

  严歌苓把她青春年少时所有受过的伤害归结为财富,因为人生有起伏跌宕,有太多的经历,她现在才有话要说,有故事要写。“每一种残酷的经历,都加速了我的成长、成熟,对我的整个人生起着很大的正面作用。”而她最怀念的青春岁月,是刚刚调回北京搞创作的时期。

  那时恰逢“文革”结束,中国一大批有理想的青年,对知识充满了渴望,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人与人之间没有竞争的概念,这一时期也是中国青年思潮最活跃的一个时期。

  那时的严歌苓结识了很多在北京写作的青年,大家一起看书、讨论、创作、看电影,一起吃、喝、唱、跳,尽情疯闹。一群文艺青年,连行酒令都是作五行诗。大家都没有钱,也没有算计的想法,一旦谁有点儿钱,就会贡献出来邀请朋友相聚。

  严歌苓对这群朋友充满信任而依赖,她说,友谊有的时候需要一种类似宗教一样的东西粘合,而文学就像宗教一样把他们拴在了一起。她愿意用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去换取与当年一样的青春岁月。

  只是,不管怎么渴望,青春也是回不去的,严歌苓在回忆中也叹息现在的青年人过早失去了快乐的天性。

  旅居海外多年,严歌苓说中国的年轻人是她觉得最富有,却是最不快乐的青年。“现代的人似乎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我不知道什么是有意思?美国有句话:感觉乏味的人,自己也是乏味的。美国的青年如果上了私立学校,就要贷款,助学贷款可能要还到开始贷房子贷款。他们始终活在这样一个循环里,几乎每个月都捉襟见肘,但他们还是很快乐。”

  她特别不理解中国的年轻人为什么一定要急着买房。自己给自己增加巨大的压力。“如果你追求的不是一个小房子,而是事业,可能事业早成功了。有了事业,房子不就迎刃而解了吗?我不会做任何一件感觉吃力的事情。买不起房就不买。为什么把未来全交给一个房子?而且生长在属于自己的国家,没有房有什么可怕?”

  严歌苓感慨,中国现在特别大的问题就是从众,别人有的自己一定要有,不然就会危机四伏。连奢侈品别人有自己没有,都会觉得不安全。而他们那一代人,年轻时,憧憬的都是未来的美好,没人去攀比物质,刻意算计金钱。

  “我现在的生活条件可以让我买任何奢侈品,但我偏偏不背那样的包,我觉得我严歌苓怎么可以背那样俗的包。”

  写了那么多个性复杂的人物,严歌苓仍然保持着年少时的坦率,直言直语。只有在写作中,她才能忘了自己。

  很想和姜文合作一部电影

  知名导演李安说,严歌苓不是一个好编辑,但是一个好作家。

  出版人路金波说,严歌苓是中国最会写作,最懂写作艺术,写作功底最扎实的作家。

  严歌苓自己说,写作让我的人生变得精彩。我不知道,我不写作会干什么。我经常说不写了,但是又要写了。我喜欢写小说,可是我真的不想做编剧,我跟很多人说了,但是他们就像没听见,还是来找我写剧本,每次我都盛情难却。

  严歌苓最受不了别人求她,别人一说软话,她就不好意思拒绝,而一旦答应的事,或早或晚她都一定要完成,她对承诺的概念,似乎比一般的人更强烈。

  有一次,严歌苓在巴黎一家小商店看到一件艺术品,很喜欢却不方便拿,便告诉老板等她逛完了整条街,再回来买。可是后来她认真找了几遍,都找不到那家小店。对此,她一直很内疚,虽然老板可能每天都遇到不会回去的游客,但她不希望自己是其中之一。“我特别想让那个老板知道,我对别人的承诺很认真。我是真的想买。而且一个小艺术品商店的老板,一直在等一个说一定会回去的知音,却没有等到,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挺伤害他的。”

  她最看中人的品质就是忠诚,她在柏林的家里养了两只狗,因为狗忠诚,她也喜欢马,也是因为马忠诚。如果城市里允许养马,她也很想在家里养匹马。

  严歌苓说,自己是有社会责任感的那代人,希望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并去影响更多人,接下来的一年,她不会接任何剧本,她要好好写部小说。不过,有意思的是,她很想和姜文合作一部电影。她喜欢姜文的幽默,觉得姜文的幽默比较靠近部队那种感觉。在部队呆了13年,严歌苓的血管里一直流淌着与部队有关的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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