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初，一个15岁的文艺女兵，在部队里爱上了一位年轻军官。每天她都要制造一场“偶遇”，见到他，不说话，只是摸摸军装上的第二个纽扣，这是他们之间的暗语，意思是：我把情书放好了，你快去拿吧。可是，面对女孩天真浪漫的爱恋，年轻的军官不但当了逃兵，还在事发后把责任都推到了女孩的身上。
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是封闭的，况且又是在管理严苛的部队。于是，这场连手都没牵过的单纯爱恋，变成了难以被宽恕的恶名。女孩被迫一遍遍写检查，一遍遍当众检讨，羞辱感甚至让她想到了自杀。
多年以后，女孩成了享誉世界文坛的女作家。面对媒体，她一次又一次毫无忌讳地讲述这个故事，没有悲伤，没有抱怨，有时，嘴角还泛起微笑，她说，其实那不算是爱情，是荷尔蒙的作用。
“你真的不恨他吗？”这一次，当《英才》记者很直接地把这个问题抛给她时，她回答的语气仍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不恨，我早都忘了这个人了。恨是一种伟大的情感，不会有几个人有能力让我使用这种情感。”
片刻，她又说：“但我觉得，那时候命运对我是不公的，我4岁时，就希望自己能成为艺术名人。12岁进了部队当文艺兵，我非常努力地跳舞，每天废寝忘食地练功，可是就因为一些事情，我再也得不到重要的角色”。
一场“爱情高烧”让女孩离梦想渐行渐远。20岁的她放弃了舞蹈，走到了前线，在对越反击战中，做了一名战地记者。无奈的转身，却唤醒了深藏在她骨子里的文学细胞。
如今，她早就不需要别人安排角色，她的名字——“严歌苓”被以编剧的身份印在《少女小渔》、《天浴》、《梅兰芳》、《金陵十三钗》的电影海报上。以她的小说改编的《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娘要嫁人》等电视剧也一次又一次地引发收视狂潮。许多演员都渴望出演她笔下的角色。
不再要轰轰烈烈的感情
曾被情所伤的严歌苓很喜欢写情，特别是爱情。她的笔下描写过很多种爱情。在严歌苓看来，男女交往的最高境界是爱情，最低层次是性。
在她的小说《天浴》中，有能力的人只有性没有爱，而失去能力的人却愿意为爱付出生命。在《天浴》的结尾，老金帮助文秀死亡，寓意就是两人可以化蝶而去——老金是藏民，藏族人相信生命不会止于死亡，人的生命背后还有生命。
严歌苓坦诚，自己把很多对爱情理想化后，放在了她的小说里，她觉得，现实中的爱情掺杂了太多的其他成分。中国只有她母亲那代人是第一代、也是最后一代享受恋爱自由、单纯相恋的一代人。严歌苓所指的年代，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那代人来说，浪漫的爱情往往伴随着牺牲主义、非物质主义。
据说，《一个女人的史诗》就是严歌苓参照母亲的爱情观写的小说。“他们那代人，不讲什么回报和自我，就是傻傻地一直爱下去。不过‘文革’把这种爱情观推翻了，政治代替了爱情，成了衡量婚姻的标准”。
“‘文革’之后，又有了一个恋爱自由的十年，但是还没有形成大的气候，便被物质主义冲淡了。而且我认识的80年代中期结婚的人，90%都离婚了。当初虽然是因为爱情在一起，但是中国转型太快，动摇了曾经选择的信仰。没有物质掺杂的婚姻因为没有一起建设起什么，而变得动摇不牢靠。”
严歌苓就是那90%中的一员。她的第一段婚姻，以幸福开头，以失败告终。不过，相对于刻意忘却的15岁时的爱情，这段婚姻对严歌苓影响很大，“我决定留在海外，一大部分原因是没有办法面对两个人生活过的地方。”她的前夫是知名作家李准的儿子，关于这段婚姻，她说的并不多。不过，前夫一家人所讲的河南话，至今仍是严歌苓热爱的一种方言。她以自己的性格为原型写的《第九个寡妇》中的女主人公“王葡萄”，说的就是河南话。
1989年，严歌苓在美国遇到了现在的外交官老公劳伦斯。相恋之初，因为FBI对严歌苓身份有所怀疑，为了维护严歌苓的尊严，劳伦斯一度放弃美好前程辞职抗议。这一“壮举”让严歌苓被爱情的甜蜜淹没，不久，他们结婚了。
如今，两人的婚姻风平浪静地走过了十几年。严歌苓说：她再也不想要轰轰烈烈的感情，人到中年，才发现，爱情也好，亲情也好，平淡才是最难得的。平淡的表面下，都是最真实、最深刻的东西。
写了那么多爱情，对于当代都市的爱情，严歌苓却表示“看不懂”，她不明白为什么在情感方面，人们越来越淡漠和怕麻烦。“手指碰一碰心就会颤的感觉似乎不会有了，大部人的恋爱直接越过了最初的那一层。”
对于越来越多的婚外情、婚外性，严歌苓更是感觉到悲哀：“中国一些传统的思想糟粕表面看没有了，实际并没有断裂，比如纳妾。也许这跟中国的孔孟之道有关，孔子就认为贤惠的女人会劝自己的丈夫纳妾。其实中国选择孔孟的思想是非常不幸的。”
“我发现很多男大款，唯一表达喜欢的方式，就是给女孩子买一堆世俗认为的好东西。没有一点点自己独特的表达在里面。连一封怎么把对女孩独一份的情感、欣赏表达出来的情书都不会写，至多是简单的邮件，或者短信，所有的信息都飘在空气中，没有白纸黑字的盟约，没有认真的态度。这种爱的方式很可怕，严格地说这也根本与爱无关。”
不过，严歌苓也知道，她所欣赏的牧童牧女间纯粹的爱情可能现在只存在于乡村，进了都市以后，人就被各种欲望套住。
所以，她很怀念自己的青春，她说，她的青春比现在年轻人多出了太多的意义与精彩。
尽情疯闹的青春
严歌苓把她青春年少时所有受过的伤害归结为财富，因为人生有起伏跌宕，有太多的经历，她现在才有话要说，有故事要写。“每一种残酷的经历，都加速了我的成长、成熟，对我的整个人生起着很大的正面作用。”而她最怀念的青春岁月，是刚刚调回北京搞创作的时期。
那时恰逢“文革”结束，中国一大批有理想的青年，对知识充满了渴望，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人与人之间没有竞争的概念，这一时期也是中国青年思潮最活跃的一个时期。
那时的严歌苓结识了很多在北京写作的青年，大家一起看书、讨论、创作、看电影，一起吃、喝、唱、跳，尽情疯闹。一群文艺青年，连行酒令都是作五行诗。大家都没有钱，也没有算计的想法，一旦谁有点儿钱，就会贡献出来邀请朋友相聚。
严歌苓对这群朋友充满信任而依赖，她说，友谊有的时候需要一种类似宗教一样的东西粘合，而文学就像宗教一样把他们拴在了一起。她愿意用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去换取与当年一样的青春岁月。
只是，不管怎么渴望，青春也是回不去的，严歌苓在回忆中也叹息现在的青年人过早失去了快乐的天性。
旅居海外多年，严歌苓说中国的年轻人是她觉得最富有，却是最不快乐的青年。“现代的人似乎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我不知道什么是有意思？美国有句话：感觉乏味的人，自己也是乏味的。美国的青年如果上了私立学校，就要贷款，助学贷款可能要还到开始贷房子贷款。他们始终活在这样一个循环里，几乎每个月都捉襟见肘，但他们还是很快乐。”
她特别不理解中国的年轻人为什么一定要急着买房。自己给自己增加巨大的压力。“如果你追求的不是一个小房子，而是事业，可能事业早成功了。有了事业，房子不就迎刃而解了吗？我不会做任何一件感觉吃力的事情。买不起房就不买。为什么把未来全交给一个房子？而且生长在属于自己的国家，没有房有什么可怕？”
严歌苓感慨，中国现在特别大的问题就是从众，别人有的自己一定要有，不然就会危机四伏。连奢侈品别人有自己没有，都会觉得不安全。而他们那一代人，年轻时，憧憬的都是未来的美好，没人去攀比物质，刻意算计金钱。
“我现在的生活条件可以让我买任何奢侈品，但我偏偏不背那样的包，我觉得我严歌苓怎么可以背那样俗的包。”
写了那么多个性复杂的人物，严歌苓仍然保持着年少时的坦率，直言直语。只有在写作中，她才能忘了自己。
很想和姜文合作一部电影
知名导演李安说，严歌苓不是一个好编辑，但是一个好作家。
出版人路金波说，严歌苓是中国最会写作，最懂写作艺术，写作功底最扎实的作家。
严歌苓自己说，写作让我的人生变得精彩。我不知道，我不写作会干什么。我经常说不写了，但是又要写了。我喜欢写小说，可是我真的不想做编剧，我跟很多人说了，但是他们就像没听见，还是来找我写剧本，每次我都盛情难却。
严歌苓最受不了别人求她，别人一说软话，她就不好意思拒绝，而一旦答应的事，或早或晚她都一定要完成，她对承诺的概念，似乎比一般的人更强烈。
有一次，严歌苓在巴黎一家小商店看到一件艺术品，很喜欢却不方便拿，便告诉老板等她逛完了整条街，再回来买。可是后来她认真找了几遍，都找不到那家小店。对此，她一直很内疚，虽然老板可能每天都遇到不会回去的游客，但她不希望自己是其中之一。“我特别想让那个老板知道，我对别人的承诺很认真。我是真的想买。而且一个小艺术品商店的老板，一直在等一个说一定会回去的知音，却没有等到，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挺伤害他的。”
她最看中人的品质就是忠诚，她在柏林的家里养了两只狗，因为狗忠诚，她也喜欢马，也是因为马忠诚。如果城市里允许养马，她也很想在家里养匹马。
严歌苓说，自己是有社会责任感的那代人，希望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并去影响更多人，接下来的一年，她不会接任何剧本，她要好好写部小说。不过，有意思的是，她很想和姜文合作一部电影。她喜欢姜文的幽默，觉得姜文的幽默比较靠近部队那种感觉。在部队呆了13年，严歌苓的血管里一直流淌着与部队有关的热血。